我家的东边不足千米有一座相对高度不超过二百米的荒秃秃的山包，官方没有为它命名，自然地图上也就找不到它了，但在当地却是一座颇有名气的山，方圆百里的乡亲们都知道它，那就是脑包山了，就是这座脑包山，带给了我无尽的童年回忆，也激发了我不少的中年思考。
　　
　　 我在童年时，患有扁桃腺炎，经常高烧。那时村里缺医少药，孩子们得了病，只能靠自身的体能抵抗，因此也就形成了“抗病”这样一个特有词汇。但对父母来说，看着孩子在高烧中挣扎，实在是一件揪心的事，于是就用扎手指放血、拔罐子、刮痧、揪脖子等一些土办法来缓解或冀希于治疗疾病。物理疗法实在不解决问题时，父母就会采取精神疗法。精神疗法大概有四种：一种是跳大仙、一种是送鬼、一种是叫魂、一种是拜脑包山，其中拜脑包山则是最神圣也是最具希望的。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先把双手洗干净，然后很庄重、严肃地将一个点了红点的馒头、一碟小咸菜、一支香、一盒火柴和一张在我高烧涨红的额头上擦试了三下的黄纸放在篮子里，再交给毕恭毕敬等待在旁边的父亲手里，父亲便提着篮子，将我背在背上向脑包山出发。一路上如果我不出声，父亲是不会说话的，我只能听到他登山时均匀的粗重的喘息声。来到山顶，父亲就会在那堆由大大小小的石头垒起的石堆旁停下，然后把供品摆好，点燃黄纸和那支香，向脑包山的神神祈祷我的病快好，祈祷的原话不太记得了，大概是神神啊，我们一家都没做过坏事，但孩子却病的如此厉害，这是不公平的，您要为我们做主，驱赶附在孩子身上的邪魔。今天我们带来了全家最好的吃食，供献给您，请您为我们做主，我们全家在今后将都会只为善事，不做坏事，并经常来供献您。之后，父亲就背着我原路返回了。
　　
　　 这套仪式与中原大地的人们拜祭岳王庙、关公庙、龙王庙的形式极为相像。
　　 也许是因为久拖不癒的扁桃腺炎或者感冒之类的病，到时候就会自癒的原因吧，拜脑包山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情况下，拜完之后的两三天，病就会好转起来，时间久了，这脑包山就越来越神圣了，大家都认为，脑包山上有神神，这里的神神也就成了神仙的代名词。于是，又造出了一个词汇，拜脑包山不再叫拜山，而叫“拜神神”，这个神神是谁？有何出处？没有人知道，反正知道脑包山上的神神是仁义的，灵验的。
　　 拜脑包山是周围村庄乡亲们的普遍行为，既使在大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祭神行为也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做得更隐蔽一些罢了。
　　 现在拜脑包山的已经少见了，有了病大家都去看医生，但有些疑难杂症还是有求于脑包山神神的，据说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了，似乎这脑包山的神神或由于时代的变迁，或不屑于人们对它供奉的懈怠，也就懒的过问这凡间之事了。
　　 之后，我便一直想搞明白这脑包山神神的出处，毕竟它是我拜过的，并且给父母留下了很多欣慰的神神。父亲在世时，我曾问过他，他却是“嘿嘿，嘿嘿——”地笑几声算是回答了。再问母亲，母亲的回答竞让我吃了一惊：“屁神神，那是家里穷，又没医生，要有钱有医生谁还去拜它，现在怎么不拜了？”父亲则反对母亲的说法，他说“你才懂个屁呢！你可以不拜它，但不能恶心它”。
　　
　　 去年秋天，我回到了老家，时隔三十多年，我沿着当年拜山的路线，再次登上了脑包山，极目远眺，坝上秋景尽收眼底，那是美丽且壮观的一幅图画。蓝天清澈，绿地荡漾，白羊星缀，群山逶迤。南边，燕山阴山相会，北边，草原农田毗连。苍天、夕阳、草原、村庄与脑包山同道而存，浑然一体，似一根草芥的我则如此卑微渺小。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了脑包山神神的真实存在！
　　 “脑包”，蒙古族人祭祀苍天的神圣场地，被我的汉族父辈们移植到了自己的村边，又把汉族祭祀神仙的形式柔和了进去，就形成了一种这样的特有的祭拜形式。
　　 原来，这脑包山的神神就是草原文化之父与农耕文化之母的儿子。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