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塌烂脚”是赵家某村的公民，“阿塌”当然是个小名，大名叫什么，已经无从查考。因为几十年前他已功德圆满，驾鹤西去，他光棍一个，没有子孙，房族也没有给他上家谱。即或是乡邻们，也根本不知阿塌烂脚还有什么另外大名。找到他们村子当年曾管户籍的会计，他也茫然，因为过去所有需要姓名的资料上，都只有“阿塌”，而无其他名姓。至于“烂脚”，显然只是他的外号，因为他小时曾长时间双脚生疮溃烂，这个外号就应劫而生了。
　　 阿塌烂脚自幼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姐姐嫁在外村。姐夫和姐姐都不大要看他，因为他好吃懒做，抽烟喝酒赌博样样俱会。姐姐因为有他这样一个不成器的娘家兄弟，在公婆面前常觉得抬不起头来，因此非常怨恨他。
　　 有一年正月，阿塌忽然到姐姐家拜年了。他在邻居家借了一件半新的中山装和一顶工人帽，穿戴起来倒也人模人样。他用两张大草纸包了两只破棉鞋，拎在手中，作为拜年的礼物。
　　 一进姐姐的家门，他就把两个草纸包郑重地放到灶王菩萨前的灶梁上，然后坐下来喝茶。姐姐见这次兄弟穿著整齐，，而且懂礼节了，居然知道来给自己拜年，还携带了拜年礼，很为自己长脸，心中非常高兴，连忙动手温酒、烧点心。
　　 虽然是困苦的年代，但春节么，总有些较好的食品。姐姐的点心除了一大壶自酿的米酒外，还有一大盘冬笋肉丝炒年糕，还有冻猪肉，鸡鸭鱼，八宝菜等等一些农村常见的应境菜，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丰盛了。姐姐家阿塌当然不会客气，自己斟出酒来一口就喝了半碗，然后鸡鸭鱼肉，饿狼用餐，大快朵颐。
　　 阿塌的姐姐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他早就盯上了舅舅带来的“包头”，凭经验他知道里面肯定是好吃的糖果类的东西，因此向妈妈吵着要吃东西。
　　 被小孩子吵不过，阿塌的姐姐决定给小孩拿一点。她知道自己的兄弟贫穷，不可能有桂圆、荔枝这样比较高档的礼品，多半是化几角钱买的“油枣”，“桂花球”之类的低档东西。当然这也不错，既节约，又可以哄小孩。但她没有想到的是草纸包里不但不是什么美味的糕点，而是两只臭哄哄的烂棉鞋。她顿时怒不可遏，口中骂道：“是猫勿变狗的东西！”抓着草纸包向阿塌冲过来。
　　 阿塌的点心桌在门口，当姐姐去拿纸包的时候，他感到有些不妙，并且留心姐姐的动态了。当姐姐向他冲来，他急忙把碗中的酒一口喝干，又向口中塞了一大块冻猪肉，拔脚夺门而出。姐姐摔过来的棉鞋虽然打在了他的背上，但棉鞋终究绵软，不是击打的利器，他不但没有受伤，而且成功地逃之夭夭了。
　　 阿塌烂脚在乡邻的眼中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生而逢辰，在村子中也曾威风过好几年，就连气焰熏天的支部书记阿金也忌惮他三分。
　　 阿金书记是村子里说一不二的山大王式的人物，他掌控着村子里的所有权力，很有些唯我独尊，也有些蛮不讲理，因此村子里的人除了一伙亲信狗腿子外，无不痛恨他，但也无不惧怕他。
　　 阿塌本来也怕他，但机缘凑巧，阿金书记有一件事被阿塌抓住了小辫子，不得不有所顾忌，因此几乎是平起平坐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是一件什么事呢？
　　 村子中有一个叫阿娟的妇女，三十余岁年纪，姿色已趋老妪，风韵不减少妇，风骚尤其撩人。她因长年寂寞，不大习惯遵守妇道，未免招蜂惹蝶，以致床帷如市，面首如云。
　　 阿金书记和阿塌烂脚都是阿娟的床帷之宾。阿娟虽系“女流之辈”而且“水性杨花”，但她心中也有自己的爱憎标准。阿金书记又老又丑，又恶又霸，而且生性吝啬，她是不得已才同意他上床的。而阿塌虽然是个小流氓，小混混，但毕竟年轻精神，生气勃勃，赠礼上又比较大方，她是真心喜欢的。于是在讲枕边悄悄话时，她把阿金书记威逼霸占她的经过告诉了阿塌。
　　 阿塌无依无靠，无权无勇，当然无法为阿娟雪耻涤辱，伸张正义。然而他听知这一消息后心中却有些沾沾自喜，原来道貌岸然，不可一世的阿金书记也暗恋着阿娟，而且竟然是自己同一床帷的战友。
　　 不久阿塌和阿娟的恋情被人发觉了，好事之徒还把他俩捉奸在床。一时间村里沸沸扬扬都谈这件事。消息传到阿金书记耳中，他心中也顿时有些勃然大怒，这个无聊的阿塌烂脚竟然欺侮到自己头上来了，竟然动了自己的女人，这还将了得？
　　 于是他马上召开群众大会，以流氓和坏分子的名义对阿塌进行批判斗争。
　　 阿塌被揪到台上，在前台垂头垂手站着，接受批斗。阿金书记亲自宣读批判书予以揭发。当读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乱搞男妇关系，思想道德败坏，实属腐化堕落”时，阿塌向后边侧过头，对阿金书记说道：
　　 “你自己啦，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自己难道不是这样？还要说我。”
　　 声音虽然不大，但阿金书记已经听到，他闻言一惊，连忙匆匆地读完批判词，中止揭发，草草地结束了批斗会。
　　 说也奇怪，从此之后，阿金书记对阿塌和气了许多，见面总要客气地与他打招呼，不久之后还任命他为民兵一小队的队长。
　　 这个民兵一小队是阿金书记的御前侍卫，是他的保镖卫队。他因为平常行事专横跋扈，且作恶多端，因此非常害怕人家报复，所以就建立了这么一支以阿塌为首的卫队。有什么事出去，就有几个阿塌之类的人前导后卫，左呼右拥，倒也很有些威风。
　　 当然，阿金书记毕竟只是一个村子的支部书记，，没有多少外事活动，因此也没有必要有一支专业的安保队伍，所以不久后阿塌的小分队委以了更重大的政治任务，主要精力用于了对敌斗争。
　　 当时的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敌斗争，阶级敌人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后来文革中则多了一个“走资派”。为了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对这些阶级敌人必须经常批判斗争。
　　 对此，阿金书记是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每次开群众大会，就把早已定案的那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揪上台，批斗一番，杀鸡以儆猴，省得村子中另外一些不满分子蠢蠢欲动。
　　 批斗阶级敌人的行动需要有具体执行人，这时阿塌和他的小分队就显出了其实用价值。每当大会开始，台上司仪一声吼叫：
　　 “把某某分子某某某押上台来示众”
　　 阿塌和他的弟兄们就立即把这个人反扭双手送上台去，在台面上把人使劲按下，低下头或跪在台上接受批判。在会议揭发时，他们则严密地注视着被批斗者，谁如果头低得不够标准，或有其他不规则形态，就立即斥责以“不老实”，并施以拳脚，使其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专政的威力。
　　 被押在台上低头垂手或跪在台板上，那滋味是并不好受的，有时候会议时间较长，一些年老或有病的“阶级敌人”往往会昏厥在台上。因此为了改善被斗时的待遇，阿塌成了“阶级敌人”行贿的对象。每当斗争大会将要召开时，那些“阶级敌人”的家属就纷纷送香烟、老酒，点心给阿塌吃，称呼也由“阿塌烂脚”改为“阿塌同志”。其用意当然十分明显，希望阿塌他们揪人时手下留情，不要恶意地按头踢脚，故意加以折磨。后来据长期观察，阿塌倒也颇有些通情达理，烟酒点心固然照吃照拿，对批斗对象动手动脚也温和了许多，留下了人情的余地，达到了敌我双赢，皆大欢喜的境界。
　　 由于这种年代的形势和这个人家不屑的职位，一向被人看不起的阿塌烂脚竟然家猫似山虎，得意了许多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阿金书记被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也被打倒了。其实村子里的多数人都不明白什么是“走资派”，以及“走资派”有什么不好。但因为阿金书记这个人“可恶”，大家都认为应当给他吃点苦头，应当给予打倒。而打倒总要有个罪名，当时“走资派”是个最时髦的谥号，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个称号按在阿金书记头上，像以前斗争阶级敌人那样对他实行严厉的批斗。
　　 阿塌一伙仍掌旧职，只不过由原来的听命于阿金书记改为现在听命于“造反派”。当斗争大会开起来时，阿塌依然威风凛凛，只要台上一声吼叫，就立即把阿金书记及其同伙那批“牛鬼蛇神”反扭双手，押到台上跪下，姿势稍有不规范，就立即按头踢脚，加以校正，态度之严厉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六七年，诸暨发生了“红总”“联总”两派斗争。阿塌随自己村子的大势加入了组织，所属的是联总。并成为村“文攻武卫”大队的一个小队长。
　　 “文攻武卫”是当时“江青同志”提出的一句口号，意思是对敌斗争要用“文”的方法。而捍卫自己则要用“武”的手段。一时间各地的群众组织都纷纷武装起来，展开“文攻武卫”的武装行动。
　　 阿塌的小队主要是看管关押的对立派组织的人，说得寇冕堂皇一点就是看管俘虏。
　　 当时两派对立严重，双方都在各种路口设卡，把对方派别的人捉来，作为俘获，炫耀自己的战绩。
　　 捉来的人关起来需要人看管，阿塌和他的小分队就承担这一职责。
　　 当时对立派都认为对方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所以是可恶的人。对于可恶的人，罚他吃些苦头，这是理所当然的。阿塌就做了这罚恶使者。
　　 那些被捉来的人关在房间里还不够，阿塌还要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还要不时地去打几个耳光，踢几脚头，去恶言恶劣语地奚落一番。稍不顺眼又是一番拳打脚踢。俘虏关押房内常常是哭天喊地的号叫声。
　　 邻村有一个叫杨林的人，他所加入的组织属于红总，他在自己村子里也是一个“破脚骨”，手下也有一批“好汉”。这次失手也被捉到了阿塌的手中。
　　 一次阿塌又在打人吊人，倒并没有打到杨林身上，但因那吊打近于残暴了，杨林就发话了：
　　 “哥佬，不要这样，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与你又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何苦下手这么重。常言道：‘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今天是初一，以后碰到十五你怎么办？”
　　 阿塌昨天晚上是在阿娟处过夜的，不知为什么起了争执，被阿娟又哭又闹，抓了几把。至今还觉懊恼。因此杨林的话大不入耳，竟一下子火了起来，冲着杨林大吼起来：
　　 “你烦什么东西？你皮肉发痒了是不是？什么初一十五，我怕吊！今天是初一，我就给你做初一，十五到十五的时候再说。”
　　 说罢就拿起一块断椅子板，在杨林的腿上身上狠命地揍打起来，只几下，那椅子板就“哗”地断裂了。
　　 “现在你舒服了吧？”阿塌口中叨念着，丢掉半截断板扬长而去。杨林则咬着牙说道：
　　 “哥佬，我记着你的。”
　　 当年九月十四日，诸暨红总外逃到杭州的主要势力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打了回来，夺取了诸暨的所有权力，对诸暨实行了所谓“第二次解放”。整个诸暨硝烟弥漫，鲜血流淌。
　　 以前被联总组织欺侮和迫害过的一些红总人员也纷纷乘势报复，对一些联总组织的坏头头和打手也施以关押和吊打。
　　 阿塌以“恶棍凶手”的罪名被本村的红总组织抓了起来。第二天被杨林派来的一伙人提走了。说是要讨还血债。
　　 第三天阿塌的尸体就被抬了回来，说是得急性病“闷痧”突然死亡的。当然有人说是杨林一伙打死的。但虽然如此也没有多少人同情阿塌，去认真查验。大家认为他自己也作恶多端，现在恶人也被恶人磨，实属咎由自取。在这道德沦丧，法纪荒芜，兵荒马乱的时候，谁肯为一个区区的阿塌烂脚去强行出头，讨取公道呢？
　　 阿金书记虽然打倒，但余威尚有。在他的劝说下造反派组织也肯定了“阿塌同志”对村子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过一定的贡献。并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悼会和一个出丧仪式。
　　 追悼会参加者聊聊，阿塌虽然死了，但村民们大多在他手中吃过苦头，对他余恨未消。对于他的死，虽然谈不上幸灾乐祸，但也极不肯虔诚地奉上自己的祝福，不希望他身登极乐，倒有些希望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去接受万劫不复的惩罚。
　　 出丧仪式极其简单，一具棺材，八个丧脚，冷冷清清地扛抬上山。没有亲人，没有花圈，没有旗幡，没有丧乐，没有和尚道士，没有金童玉女。只有阿娟女士不怕人家嘲笑，头戴着白花，跟在棺材后面哭了一通。
　　
　　 2013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