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老师是很早的事了。1971年，我作为小学生代表，出席康保县召开的“文教系统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个会议，相当于现在的先进表彰大会，很是隆重。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王老师。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在一个大队的小学教书，是出席这次大会的老师代表。王老师给我的第一映像是干净利落，极修边幅，穿一身洗的微微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随时随地都紧扣着风纪扣，一双很旧的三接头黑皮鞋，但洁净光亮，一张棱角分明、白皙的面庞，特别是那双黑森森的眸子，总发着探寻求是的光彩。
　　 1973年，我进入公社中学上初中，这时，王老师已经从大队小学调到了公社中学任教，担任我们这个年级的语文老师和我们班的班主任，从此开始了我们永远走不完的师生之路。
　　 王老师出生在教育世家，全家人几乎都是老师，环境使然吧，他教起书来极其认真，从不为一个字的错误而苟且。当时“的地得”三个字的用法是有严格要求的，为了这三个字，我没少受到他的责罚。有一次他就在课堂上就对我喊了起来：“你连个的字都不会用，还念什么书！回家和你老子一起种地去吧！”下课后，他又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脸温存地对我说“别怪我在课堂上批评你，我是恨铁不成钢呀。你不是不会用，纯粹是粗心大意，没有大棒是敲不响你这面闷鼓的。”
　　 语文课的一大难点是语法。为了让学生更好更快地掌握语法知识，他编了一段顺口溜“主谓宾，定状补，六者关系搞清楚，定语必居主宾前，谓前为状谓后补。”至今尚记忆犹新。
　　 我的一点语文功底就是那时打下的，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这也是后来我对作文情有独尊的真正原因。
　　 王老师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对我品行的修炼和生活上的关照。
　　 我上中学时，学校取暖材料一部分是由公社提供的煤，一部分是向学生收取的山柴。山柴要由学生到附近的山上砍伐，以年级和性别的不同来确定每个同学的任务量，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劳动，我当时是同年级里年龄最小体质最差的，砍柴任务的艰巨性就不言而喻了，同学们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任务，我两天都完不成。于是我就向王老师申请能否减少一点我的任务量。
　　
　　 王老师板着面孔对我说：“能完成也得完，不能完成也得完，一天完不成就两天，两天不行就三天，你还不能让家里人帮助，必须自己砍！”之后又狠狠地盯着我补了一句：“因为你是男人！”他的决绝，让我战栗，我觉得他太不近情理了，但班主任的话就是圣旨，我不能也不敢违抗，噙着泪水去完成砍柴任务。
　　 那天我背荷着沉重的山柴回到学校的时候，已是满天星斗了。来到堆放山柴的大院里时，就见王老师一个人站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他在等待着最后回来的学生。他拍着我的肩膀轻声说道：“我相信你行，因为你是男人。
　　
　　 1979年，我考上了技校，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也离开了朝夕相处五年多的老师。原本不富裕的家，平添了个花钱的，经济越发拮据了起来。我深知父母和哥哥的艰辛，入学后尽量减少一切开支，每天自己规定的伙食标准是五毛钱菜金，六两粗粮，四两细粮，不敢有丝毫突破。除了必上的体育课之外，其他活动一概取消，以保持足够的体力来完成学业。每当放假，同学们都兴高采烈的安排着回家，我就要求参加护校队，这样可以得到十元钱的护校费，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到第二学期，我开始向小报投稿，虽然十投九不中，但有时也能发个豆腐块儿，也会收到几元钱的稿费，当收到稿费时，我就会给父母去信，向他们吹牛说，我能挣稿费了，生活很好，每天还能吃到荤菜，不用再寄钱了，以此来减轻父母的惦记。同时，我也会把发稿的消息告诉王老师，潜在的心理是想向老师炫耀一下——我没给您丢脸，但王老师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炫耀，总是会及时地给我一封长长的回信。
　　 1981年春节前夕，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说今年年景不错，父亲筹备齐了让我回去过年的路费，母亲已经压好了粉条，炸好了麻花儿，还买了一个猪头，让我一定回去过年。还说王老师前几天被派到了村里下乡，就住在家里，他也想见到我。
　　 父母和老师的牵挂着实让我揪心，我也实在是想家了，几乎天天梦见回家的情景，但是，一想到回去一趟来回要三十多元，心情立即又沉重起来，这在当时可是家里一笔不菲的开销啊，我深知为了这趟回家父母所付出的代价，心理格外矛盾。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去食堂打饭，收发室的赵老师对我说，有我的一张汇款单，我知道，这是父亲汇来的路费。但当我拿到汇款单时，我一眼就认出这张单子不是父亲所填，而是王老师那清秀隽永的笔迹。留言栏内写道“寄上三十元，聊补回家之用。速回，以解父母思念之苦”。
　　 三十元，这是王老师算过了的，也是他最大的努力了，因为那时他每月的工资才四十三元。直到现在，每每回忆到这一刻，我的血脉就会贲张，为幸逢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和幸福。
　　 退休后的王老师定居在了张家口市，我每次回家，都能够见到他，比当年不知要方便多少倍。幸福的是，当年无条件也无胆量与他相对小酌的我，现在可以陪他痛饮几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