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深了，天空飘着细雨，空气中泛起阵阵寒意。街边昏暗的路灯下，一群果农还在声嘶力竭地吆喝，她们篮子里剩下的草莓，还有很多。
　　 一听口音我就知道，这些果农来自我的外婆家——一个盛产草莓的地方。那里产的草莓粒硕大又多汁，你只要轻轻地咬一口，就满嘴是甜浆的回味。夏日的乡间，熟透了的草莓如一颗颗红色的玛瑙镶嵌在田野，村庄里，弥漫着芬芳的果香。一盘盘在清水中洗净了的草莓，宛如美人出浴，羞红地含笑着，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午后。
　　 而此刻，果农们篮里的草莓显然和诗意无缘。它们是附近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一张张皱巴巴的钞票，是汗水泛黄的印痕，也是家中孩子眼神里沉甸甸的期待。眼看已是深夜，这么多的草莓又还没有着落，果农们焦躁的表情里开始显露出某种失望。
　　 有人深深地叹气，有人则两眼空洞地望着不远处，一片灯火的璀璨——那是县城新建不久的购物中心，数层高的建筑，灯光透亮，仿佛碧琉璃的世界，一楼的几家西餐厅更是人声鼎沸，亮如白昼。但匆匆进出的人们，又有谁会注意到路灯下一篮篮冰冷的草莓呢？
　　 终于有一个贵态的妇人停下了脚步。她以近乎刻薄的眼神一颗一颗挑拣着，不时还尝上几口，最后只啐了一地的草莓渣，扬长而去。我实在不忍再看，便央母亲上前兜买一些。母亲买得本也不多，但果农的举动出乎我们的意料，她将篮中剩下的草莓一并塞满了袋子，送给我们。寒风中，只听见她略显干涩的声音：“这么好的草莓，卖不完也可惜，但过一会儿就有城管巡夜，他们一来，我们就得跑，这辛苦种出来的东西，又怎么忍心再被他们糟蹋……”
　　 说这话的时候，她粗糙如皴裂树皮般的手紧握着空荡荡的果篮，头上的几根白发，在暗黄色的灯光里闪耀。我心头一紧，眼前浮现出司空见惯的一幕：一群年轻的城管冲下车来，厉声驱散着街边的果农，果农赶紧骑上三轮车逃去。慌乱中，车上的几篮草莓滚落。一颗颗鲜红饱满而多汁的草莓，跌落在肮脏的雨水里，如失散的婴儿，哭泣着尖叫。人群四散，城管的汽车开过，一地莓红成泥，凄艳如血。
　　 灯下的果农或许并不知道，十几年前，她们摆摊为生的地方，正是这座县城最大的农贸菜场。附近的街旁，随处可见背着菜篮果篮的农民。而最令这些农民害怕的，并不是生意的冷清，而是几乎每个午后、黄昏甚至深夜，都会准时出现在街头的城管。那时的城管还没有装备上汽车，几声尖厉的哨响之后，大盖帽们开始清算那些来不及逃走的商贩，抢秤、躲篮、扭打……在完成一系列标准的“执法”动作之后，他们把扣下的瓜果蔬菜运到摩托车上，仿佛得了战利品一般，呼啸而去。背景是污水、菜叶，被踩烂了的西红柿，和几个农民撕心裂肺的哭喊。
　　 那些“执法”的城管一定没有意识到，他们肆意打、砸、抢的这个菜场，正好在全县最大的小学附近，是孩子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在许许多多个黄昏，我和小伙伴们，都会于不经意间重复目击着发生在这里的悲辛一幕。我至今无法准确描述这些场景对我幼小心灵的震撼与冲击，我只记得，当我看到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买菜阿姨，被一双粗暴的手推倒在污水横流的地上时，我曾多次产生过保护柔弱的冲动。而这些对于人性之恶的最初直击，也一再固化着城管在一个儿童心目中最初的暴戾形象。
　　 十多年过去了，恶之花，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盛开。从县城到省会，从南宁到广州，一次又一次，我在不同城市的街头目睹着相同凄凉的情景。这些年来，我也不断告诫过自己，不要人云亦云地把城管形象妖魔化，但当我真的试图理解这个群体时，我发现我做不到。少年时那真实而沉重的目击，那滴落在枯黄菜叶堆上的家乡农民浑浊的泪水，那跌落在雨中的一颗颗哭泣的草莓……记忆如大毒蛇一般缠绕着我，不能忘却。那些每天在街头厉声大喝的城管很难注意到，围观的群众里还有不少孩子。许多年后，当这些孩子长大，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生计被迫再次面对大盖帽时，敌意与愤怒已然滋生了太久，当那炫耀着权力的拳头再一次向他们砸来，他们会毫无犹豫地选择成为下一个夏俊峰。
　　 夏俊峰死了，但只要想一想那个寒夜里宁可将草莓白送给人，也决不愿坐等城管糟蹋的果农，我就知道，冲突不会结束，敌意仍将长存。一地红莓，被车碾过，那凄艳的血红或可以在雨水中消散，但“执法”者留给果农们的心灵创伤，又怎能轻易地愈合？十多年前，在南方县城的菜市场，当年轻的城管抡起菜农的秤杆准备将其猛烈地砸碎时，他并不曾听到，那真正可怕的碎裂之音，已在旁观者的心灵深处，轰然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