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开展干部开展学先进、转作风、强服务、促发展的为民惠民系列活动。我原来是桃源村的人，被指派作桃源村的贴心人，这一次干脆作为“学转强促”工作组组长被派去桃源村。
　　 说实话，接到这任务我头大。
　　 桃源村是经济空壳村，集体基本没有什么收入，全靠县里乡里接济；村干部收入只有六百元，一个个积极性很低；大多数村民家庭不错，温饱问题早已解决，正在雄心勃勃地朝小康迈进，可是依然有少数村民因疾病或素质低于等原因依然极端贫困。
　　 虽然是那里出生的人，虽然在那里帮大家解决了不少问题和困难，但对于桃源村到底有多穷，村民到底有多苦，只见到冰山一角。
　　 我决定趁这次机会，对这父老之地来一次彻底的了解，并想要切实为他们解决一点问题。
　　 桃源村，占地一点七平方公里，人口三千多，一千二百多户，分成二十一个村民小组，其中人口最集中的有六个地方：大桃源、小桃源、伏家冲、院冲、吕家里、柴冲。全村引进了企业六家，都是由乡镇直管的企业，村里没有任何收入，但有职责监督管理。全村经济结构单一，主要是务农和到周围的爆竹厂干活，没有什么矿产資源。农民极大多数经济收入靠子女外出打工挣钱。
　　 全村贫困户有一百零五户，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这些贫困人口，分为几种情况。因病致贫的五十多户，其中极端贫困的十八户；家庭基础贫困，导致娶妻困难，最后娶妻不健康，或弱智或聋哑或其他遗传病，导致子女素质低下，贫困无比，这样的家庭有九户；子女经济状态一般，基本没有负担父母的生活，父母经济生活独立但生活贫困，这样的家庭有十一户；家庭底子薄，没有任何门路，为人懒散，吃不得苦，致使家庭经济无来源而贫困，这样的户头有二十七户。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对症下药。一是对因病返贫，因素质低下赤贫的户头进行帮助。我们对十户最困难的户头进行了走访慰问，亲自查看了他们的家庭庭情况。由于各种原因，农村患癌病的户头不少。比如大桃源的周水山、伏家冲的周建平、吕家村的吕璐母亲， 老党员吕东生患精神病的儿子、儿子患病死亡、父亲受不住打击失踪、苦苦支撑着家庭、养育着两个小孙儿的妇女李月华等， 初次了解情况的时候，我们见其家庭实在困难，就给予了救济金，过中秋节的时候，为他们送去了油、米、肉、鱼等救济物資，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过好一个节日。二是对于患有遗传等疾病，家庭人口素质特低、无法谋生的几户人家予以救济。比如周朝平家庭，周招平年老，已经六十多岁，三个女儿两个疯颠，一个弱智，这种家庭可以说是毫无办法；再比如周加仁家庭，周加仁身体差，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为生，因劳力弱没人雇佣，老婆有内脏病，常年累月卧床，一个儿子在读书。对这样的家庭，我们想方设法给予救助，送去了慰问金，被褥，过节的时候又送去了油、米、肉鱼等；三是对于子女有负担能力可是不负担老父母生活，不赡养父母的家庭，我们就上门对其子女进行说服教育，并对他们产生的积极变化在全村进行宣传。四是对于有劳动能力但懒散，没有门路的家庭，我们一方面帮他们找赚钱的门路，一方面教育他们要勤劳致富，努力劳动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联系花炮企业和其他厂家，为这些人介绍工作，寻找工作。
　　 刚驻村开展“学转强促”活动的时候，当时乡上将我们的名字电话都公布了，村民们非常活跃，每天无论是半夜还是凌晨都会打电话来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对于村民的要求，我们能做到的，即使是再细小的事情，也要做得让人信服，如果不能做到的，我们就一次一次耐心地说明，直到他们心里明白为止。比如老党员老村支书李丙云，就向我们提出一个要求，他的社保才买十三年，按照要求他退线了，还得再交两年社保金才能领取退休工資，他对这件事很不满，在和我们闲谈中要求村上交这两年的社保费，而村上异常困难，而且没有这样的规定。村书记非常为难。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到县社保局和其他有关单位询问情况。查到了三个方面的政策，一是社保局全面联网，任何人不可能开后门一次性交几年的社保金；二是像李丙云这样的情况不是一个，而是每村每乡镇都有这种情况，但都没有解决；三是李丙云现在被借回村上帮着干事，本身是村上对他的照顾。为这事，我们特意又找李丙云谈了一次，对他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李丙云做梦都没想到我们对他无意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么重视，很是感动，后来也没有再提这个要求。再比如村上的罗桂莲，她已经七十多岁，丈夫是参加过自卫还击的军人，享受了政府补贴。丈夫死后，这个补贴没有了，她非常不高兴，天天打电话，白天打，晚上打，半夜还打，就是要享受这个津贴，把当地民政所的工作人员弄得苦不堪言。她找到我的母亲、妹妹，让她们告诉我她的苦处，又亲自打了十几个电话给我，要求我出面说情让她享受这津贴。我一次一次给她解释政策，告诉她，她有三个儿子，她应当得到儿子的赡养。后来我又请村干部出面做工作，让她的儿子出赡养费，后来她终于对那津贴的事绝望了。不再打电话了。村民刘运兰因为门前路上闹纠纷，被后生侄儿打了，她很不服气，发誓要把纠纷闹大，村上出面判对方补四百元钱，她坚决不服，把电话打到了我这里。了解情况后，我中肯地向她指出，打人，她先动手，尽管她下手不重，又是老人，但动手是不对的。她想了想说，你提这个我接受。然后我又说，别人把她打伤，就更不对了，她是老人，应当得到尊重。对这句话，刘运兰非常高兴，说我说话很公道。然后我问了赔偿金，听说是四百，考虑对方也不宽裕，了解到对方和村上干部有点瓜葛，于是我就对她诚恳地说：运兰婶，都是乡邻，而且他们几乎是你子侄，凡事要往宽处想，不要闹得以后见不得面。刘运兰说：我就是不服这口气，我这么大年纪还挨他的打。我说这口气我来替她出。我打电话给村书记，让他亲自陪着那后生到刘运兰那里道歉，判赔四百元，那后生掏了五百元。刘运兰见又有面子又加了一百块，一下子高兴了，事情完美解决。
　　 我们在村上帮村民的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大家都对我们寄予很高的期望。于是有更大的事也来找我们。有村民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云上访，说是自家的土地被征用了，可是补偿款没领到。他要去上访，要到市里去，要到省里去。听着听筒里气势汹汹的口气，我心里生气，因为这件事情我比较了解，补偿款早就到位了，他们有的还沾了便宜。于是我告诉他：希望你不要去上访。原因是，一，你的情况我了解，你的补偿款早就领到了，而且你还得了便宜。你不能得了便宜又卖乖； 二，你说到市里省里上访，你就是到北京去，最后解决问题还得回到桃源村，你这样搞，会让自己在当地很不得人心，大家的心里会觉得你不是好人；三，如果你有创业的意愿，我愿意帮助你，但前提是你要吃得苦，创业艰难，钱在黄莲树下，不苦是不可能会来的。
　　 我说，兄弟，我们姓同一个姓，喝一个村子的泉水长大， 你家里祖宗都是很好的人，希望不要在你这里让人说个不字。对方听了我的话，沉默了良久，放下了电话。
　　 搞“学转强促”这个活动已经几个月了。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一是觉得，基层的老百姓生活痛苦和辛苦的还大有人在，我们天天喊富裕，喊小康，但是，对于那些生活落后了我们几十年的穷人，小康不是喊出来的，而是需要切实而温暖、认真而有效的帮助；二是觉得，我们很多过着好日子的人，他们的思想可能已经与最低层的百姓脱了节，每天坐着好车来来去去，吃香喝辣洋洋得意，根本就不会记得，就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人，一日三餐难以为继；三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弱小，市场经济下我们的能力已经远远不够，空壳村迫切需要的是有人能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可是目前，我依然没有找到良好的办法；四是我们开展惠民之类的活动很多很多，但是，大多都流于形式，真正取得实效的不多，结果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如果能把惠民助民作为长期的制度执行下去，对此进行监督考核，是不是要好一些？
　　 帮助老百姓的事，都是柴米油盐的小事，有时候简直不值一提。但是，能做一些小小的事，让老百姓心情快乐幸福，情绪和谐，这对国家就是大事重要的事。当我们在节前把油米之类的东西送到特困户家时，站在旁边的老百姓嘴里发出唏嘘：于今的政府真好啊！我们的一件小事，为政府挣了面子，嘿嘿，在这点上，作为公务员，挺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