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絮絮叨叨地讲了一些称呼问题，文字发出后觉得还有些话要讲，于是趁着晨凉，再罗嗦几句。
　　 年龄大的人叫小的人为“兄”，总感到不大妥当，所以对朝晨兄解释了半天，陪了许多小心，为的是怕朝晨兄不高兴，拂尘砸下来，性命不保。幸亏朝晨兄立即声明“不会计较”。真是“宽宏大量”，令人钦佩，也放下心来。
　　 傍晚在广场徜徉时忽然想到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交往，鲁迅当时在书信上称许广平为“广平兄”。
　　 我们知道，许广平后来是鲁迅的夫人。但当时许广平还只是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学生，而鲁迅已经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四十多岁的教授了。以大称小，以男称女，以老师称学生，称呼为“兄”，无论如何总有些“匪夷所思”。难怪许广平当时就“大惊小怪”起来。
　　 当然鲁迅后来作了解释，说明自己并无其他任何用意，就像对别人表示尊敬一样，只是一种简便的尊称。——这些在鲁迅作品《两地书》上有较详细的说明，——这个例子使我有些“如释重负”，也“振振有词”了，既然鲁迅以大称小可以称为“兄”，那么我辈称一下谅也无妨。本来么，我称“朝晨兄”也没有其他任何用意，没有故意把他叫大叫老的意思，也只无非只是一种“简便的尊称”。
　　 在社会上，还习惯用职务称呼人。比方“赵书记”，“钱主任，”，“孙主席”，“李部长”等等。据说用职务称呼人家是最尊敬的称呼，表达了自己的最心底的感情。上世纪我们称毛泽东同志为“毛主席”，称周恩来同志为“周总理”，就是这种情感的体现。
　　 同样在国民党阵营中，称蒋介石为“蒋主席”，“蒋总统”，“蒋委员长”，也是同样的心情
　　 至于有人说毛主席是“匪首”，蒋介石是“蒋光头”，则当然是站在各自立场上对对方的攻击，迹近漫骂。
　　 文革时，时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同志经常有这样的讲话模式：“（这个问题）主席、林彪、总理和我都是同意的”。后来陶铸打倒了，就有人批判他妄自尊大，自比主席和总理，而且不尊重“林副统帅”，竟不称职务，直呼其名。
　　 虽然这种情感有时尊敬得简直有些谄谀和肉麻了，但是有些人就喜欢人家这样称呼。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去见蒋介石，因为不称“主席”，只称“先生”，被蒋介石关了起来，关了好多天。
　　 我们老家当年，你去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办点事，你如果不是某书记，某主任地称呼人家，而是直呼其名，或仅仅只呼“同志”，那么你碰到的刁难肯定要多一些，你要办的事恐怕办不成。
　　 蒋介石对于称呼是很重视和很严格的，他不允许人家随便称呼他，他也不随便称呼别人。对于部下，他总是称职务，以表示客气和尊重，或称表字，以表示坦率和亲热。如他的贴身秘书陈布雷，因为职务是侍从室主任，所以蒋介石一直称呼他为“陈主任”，直到陈布雷后来自杀为止。
　　 想到这一节，我又有些发起愁来。朝晨兄我也应当对他“客气而尊重”的，但我没有与朝晨兄共过事，我不知道朝晨兄的确切职务，因此我无法用正确的职务称呼他。我隐约听说朝晨兄当过主任，那么我应当称呼为“朝主任”了。但我知道“朝晨”只是笔名或网名，“朝”也不是正式姓氏，不在“百家姓”之列，所以也不好以“朝主任”呼之。幸好我知道朝晨兄是“本家”，姓“赵”，那么就顺理成章了，应当称呼为“赵主任”。
　　 然而习惯是一种固执的东西，长久来我称“朝晨兄”已经称呼习惯了，要改过来总有些别扭，虽然明明知道称呼职务会更显得客气和尊重些，但就是改不过来。
　　 我想，我称朝晨兄为“赵主任”，不但我叫着有些别扭，别人也会认为我有什么企图，在拍朝晨兄的马屁，或者至少想在朝晨兄处叨点酒喝。就是朝晨兄自己咋一听也会感到不适应和突兀。
　　 既然大家都不适应这种改变，那么我就不标新立异了，依旧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依旧呼“朝晨兄”。
　　
　　 2013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