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开学季。
　　 大学生纷纷登上列车，奔赴学校。家中有女，北京交大读研。送女登上列车，独自徘徊在车站，二十多年前上学的往事沿着铁轨奔涌到眼前。
　　 当年恢复高考，许多有志青年放下工具，捧起书本，涌入高考的洪流。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高考已经深入人心，甚至渗透到边缘的山村。那时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祖祖辈辈贫苦的家乡人，对土地喷发了火热的激情，初中未毕业的孩子就辍学从耕，和父母一起打理责任田。
　　 十八岁那年，我辍学在家。
　　 母亲在责任田里种了三亩多棉花，要耗费大半年的时间侍弄它，修理、喷药、捉虫子。棉花还没有采摘完，就要间种冬小麦，最后有一种夹子一样的工具拔掉棉花杆。
　　 我的任务就是拔掉三亩地的棉花杆，以免影响第二年小麦产量。已是深秋时节，北方的天气寒露凝霜，我带着拔棉花杆的农具，时隔二十多年，我已经想不起那个工具叫什么。棉花杆大约比手指还要粗壮，超过一人的身高，那个工具根本无法从棉花杆的根部夹住，所以一早上我只拔掉半亩地。虚脱一般的我坐在棉花垛子上，举头望着南去的大雁，低头看着眼前的农活，春播秋收，年复一年何时了？
　　 我愤然扔掉那个工具，径直回家对着母亲嚷：“不干了，我要读书去。”
　　 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看着满头大汗的我，笑着说：“你去了，课程能跟上吗？只要学校要你，你就去念吧！”
　　 我找到张治中老师，他说理科班很显然跟不上了，我说我的文科也是有优势，语文一直是第一名，直接插在高二的文科班就行。
　　 那时高二的文科班已接近期中考试，从未接触过文科课本的我各门课都是四五十分。从此无数个日夜，挑灯苦读，第二年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成了老师心目中必中无疑的优等生。
　　 高考的时候，想起高考的时候，是我一生的痛。
　　 现在孩子高考，我请假一年房子住在学校附近，调制饮食，车接车送，酷暑天候在试场外面。
　　 当年高考，父母身在农村，我晚上寄住在一所高中的高二女生宿舍，因为占用考场，好不容易放了假，高二的女生大叫大吵到半夜两点钟，我彻夜未眠。进考场神情恍惚，而偏偏所在的考场窗户下面就是牲畜农贸批发市场。我就在一楼靠近窗户的座位上，窗外骡马嘶鸣，猪仔嚎叫，众人交易的吵闹声，孩童的哭声，狗的狂吠，一夜未睡和窗外的喧哗，是我难得一分钟的集中精力。
　　 第二天晚上，高二的女生似乎比前一天晚上更加兴奋，我还是一夜未眠，考场窗外依旧吵闹不宁，中午头痛欲裂，胸中如火。
　　 漫步在大街上，刚好遇见一个与母亲关系格外要好的阿姨在卖西瓜，阿姨热情有加，似乎我不吃西瓜，她就对不住我母亲似地，坚持让我吃了两块，两晚睡不着觉的烦躁顿觉一点清爽。上了一趟厕所我进了考场，那天下午考的是英语，谁知道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上厕所小解的感觉，而且越来越强烈，我胡乱答完，顾不上其他，提前冲出了考场。
　　 高考结束，我闷在家里好多天不愿意说话，分数下来，离名牌大学二十分的距离，我被录取到省城太原山西省财贸学校一所中专院校。那时中专倒不是像现在这么容易，想读就能上的，而是有分数线严格拦着，但是和我的预期十万八千里，我哭得天都下雨了，记得那年暑假，十年九旱的三晋下了好多天透雨。
　　 通知下来了，闭塞的山村彷佛大喜事似得，亲朋好友前来祝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集聚在小院里，母亲满脸绽放着桃花一样的笑，全然不顾我茄子一样的脸色。
　　 母亲慷概地花了五块钱，上街给我买了生平第一条红色的秋裤，花了十一块钱买了一双黑皮鞋，给我带了五十块钱的巨资，学生票只有两块五，我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省城如此繁华，高楼大厦普通话，我有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走进影院观看风靡全国的《红高粱》，第一次穿起了白衬衫牛仔裤，第一次漫步城市的大街，第一次认识了香蕉、橘子、方便面，第一次认识了花菜、油条、红烧肉，第一次品尝奶糖、蛋糕、巧克力……第一次参加全省财务管理考试获得第二名，省商业厅的大红喜报飞过山顶，张贴在小村口。
　　 上大学是免费，往返的学生票只有两块五，农村贫困家庭没有供养负担，国家承担大学生的学杂费用，连生活费每月统一发放，毕业统一派遣分配到用人单位。九零年，我分配到财政局，九四年国家财税体制改革，到了税务机关。
　　 前几天跟同事谈及当年，感慨万千，当年甜甜的回忆咀嚼不尽。他的两个孩子上大学，一个在武汉学的舞蹈专业，一个在太原学的平面设计专业，他说两个孩子一年学杂费要六万元，毕业后还不知去向哪里。
　　 家长经济压力大，孩子就业压力大，山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可想而知。
　　 远去的列车绕过了山头，当年的往事如烟散去，仓皇的高考，清贫的录取，淡淡的时光，转折了人生的旅程。在商品丰裕，生活富裕的今天，甚至是升学相对容易的今天，当年的清贫和苦涩已经化作一缕淡淡的清香，珍藏在记忆中，无论何时拿出来晾晒，都让如今的孩子羡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