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回老家走了一趟。
　　 父亲对我说：“我们村以公路的西边要拆迁了，整整半个村子。”我问：“为啥？”“听说要搞现代农业科学园，发展大农业，搞高科技农业。”“哦！那是好事呀。”“好什么呀！我们种田人，种了一辈子的田，离开了自己的土地，住进了高楼，能习惯吗？”“能，时间长了就适应了，没什么不习惯的。”“再说拆迁中靠不住人，拆迁补偿就拿的少。”“这不可能的，政府有文件规定，统一尺度，该怎么补偿就得怎么补偿，不是随便乱来的。”父亲似乎半信半疑，想说又没有说，话到了嘴边就咽住了。
　　 我知道父亲所说不仅仅是这一层意思，更多的话语没有说尽。因为我早知道：一些失地农民抱怨：“一亩地补给我们几万元，卖给开发商却上百万，不公平。”“过几年补偿款吃完了，生活怎么办？”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的群体，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我就亲眼所见，当地一农户为拆迁补偿不合理而不愿拆迁，闹得沸沸扬扬，多次上访无果，差点出了人命，惊动多家媒体。拆迁重建，推进城镇化建设，本是件好事，为何总有妻离子散，血染拆迁现场？不能不令人担忧。
　　 为了拆迁不少地方政府将拆迁任务安排到各个村镇，并定期公告拆迁进展，同时拆迁进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绩效和能力的方式，在这样的层层压力下，拆迁工作想要不走形的走下去几乎很难。试想一个基层拆迁官员，面对这样绩效考核，如果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唯有想尽一切办法加快拆迁进度。与其挖空心思一家一家去做思想工作，使用违法、暴力手段看起来实属无奈之举。
　　 拆迁中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被拆迁人对立情绪波动大，特别是当房屋拆迁开始实施时，部分被拆迁户认为这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关键时刻，力求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最大化，以拒不拆迁为筹码，表现为横扯和要挟行为，成为“钉子户”，在媒体铺天盖地，几乎一面倒的支持“钉子户”的所谓“维权”立场时，却很少有人反思，“什么是维权、维谁的权”，拆迁中个个都想要好位置，高赔偿，难以让开发商承受，谁来改造这个城市？一个人的利益难道比大多数人的利益更重要吗？
　　 拆迁难，难就难在公平与透明，“凭什么隔壁家补偿款拿得比我家多？”“是不是托关系走后门了？”这种疑问在拆迁进程中市场存在，而为了拆迁的透明，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也多方努力。比如合肥市建立一户一档的拆迁安置方案，并定期在媒体上公布，公示时间不少于五日，并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开通了“别有洞天别有时”的拆迁微博，搬迁居民和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在微博上留言。
　　 这些有意义的尝试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平与公正，在倡导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有利于和谐社会发展的因素，我们都应该积极的并且全力以赴的去尝试，尽最大可能性的做到最好，新拆迁思路是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基础上保障多方利益的互利共赢。
　　 更加令人忧心的是，许多地方在GDP崇拜和土地财政的推动下，低成本征地拆迁的动力不减。城市发展缺地，就瞄向农村土地；城市建设缺钱，就去农村经营开发，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土地增值收益一味向城市倾斜，牺牲农民利益换发展。只顾经济利益，漠视农民权益，许多地方打着“城镇化”、“公共利益”的旗号拆村腾地，赶农民“上楼”，甚至不惜暴征强拆。光鲜的城镇化建设背后，农地非农化、农民失业化和无产化日益加剧。这种违背规律的发展，注定是潜藏风险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
　　 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失地农民人数有4000—5000万人，而且每年还以300万的速度增加。总体上看，他们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就业能力弱，社保水平低，发展能力差，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下决心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对农民的征迁安置不应是简单的经济补偿，与农民做“一锤子买卖”，更应该考虑如何保障好农民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要从制度上规定，把土地收益主要用之于农民。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到农村土地市场的开发中来。
　　 征地拆迁何太急，多替农民长远生计想一想，也许许多矛盾就能提前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