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传记类图书十分畅销，撇开粗制滥造不说，即以探入心渊而论，能与瞿秋白的自传心史相提并论的，几乎没有。近读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然后又读《多余的话》，除了震撼，便是觉得后人应该愧对这份灵魂自白。举例来说，瞿秋白不愿意死后被奉为“烈士”，但他还是被高高地奉为“烈士”（除了文革时期曾被打入“叛徒”黑名单）。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得很清楚：“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必须指出，瞿秋白所说的“叛徒”，决非那种卖友求荣、从“狗洞”爬出的软骨头，而是指在思想上质疑某种主义、拷问灵魂并进行自我否定的人。不幸的是，此种他自认的“叛徒”未被追认，也不可能被追认，而他最鄙视、最痛恨的那种“叛徒”反被坐实。在官方意识形态里，不仅不容瞿秋白所自认的那种精神叛逆存在，而且任何异议者和异已者都将遭到排斥和打击。往更深处说，在逼仄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斗争模式里，“烈士”和“叛徒”不过“棋子”而已，功能仅在于正反差异。在这个特殊的逻辑链条上，个体是没有独立意义的，你不是“烈士”便是“叛徒”，二者必居其一。瞿秋白深知这个逻辑“铁笼子”厉害，于是身陷死牢时便看穿了它的诡计，竭力逃脱由它制造的“历史的纠葛”，至少要尽量离得远远的，对“烈士”之名自然敬而远之。
　　 然而，想挣脱“铁笼子”是不大可能的，这一点秋白意识到了：“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秋白写下《多余的话》，可以视作挣脱它所作出的最后努力。然而七十五年来，这“历史的纠葛”非但没减少，而且“纠葛”得更厉害了，“直到现在”仍“纠葛”着。在我看来，《多余的话》有三个向度：其一是过去时，被概括为“历史的误会”；其二是将来时，被预见为“历史的纠葛”。其三是在“历史的误会”与“历史的纠葛”的夹击下，秋白当下焦虑并为之揪心的“现在时”才凸现出来：生命将尽之际，心头回旋最多的词是“误会”和“纠葛”，而这都关乎如何看待一个人，关乎如何在世间做一个人——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是远比任何外在身份和标签都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多余的话”就是不必说的话，因此是“多余的”；有人认为，秋白同志有内疚，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但此时说出来已属“多余的”；也有人认为，早年旅俄时自称“多余的人”，因此，由“多余的人”说出“多余的话”，自然是合乎逻辑的。后一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对瞿秋白各个时期的具体分析，也没有理清一条文化人格和思想观念的演变迹线。瞿秋白的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划出一道悲剧性的圆圈。从精神履痕上说，这个圆圈是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划出，最后落到惨痛的自我剖白《多余的话》上。一方面，瞿秋白对“多余的人”持有独特的感悟和见解，并在内心相当认同这种悲剧性人物。另一方面，瞿秋白并不完全视自己为罗亭式的人物，他加入党派积极投身政治斗争，为的正是避免重蹈罗亭式的悲剧和覆辙。但是独立思考的习性和二元思想性格，都注定了他必然陷入遭打击、排挤的命运。在权力辞典里，出轨和异端从来都是“多余的”。当越来越多的“多余的”出现并成为一种时代征候，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病入膏肓了。可以这样说，“多余的”已成为打在瞿秋白的精神世界和个人命运上的鲜明标记。有人不禁要问，“多余的”所限定的那个主语在瞿秋白的内心深处经历了怎样的蜕变与漂泊的过程？
　　
　　 从“多余的士”到“多余的人”
　　
　　 瞿秋白生长在一个世代“衣租食税”的读书、做官的绅士家庭里。“士”在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游荡在贵族与百姓之间的知识分子的统称，作官便成了“仕”，在野则称“绅士”，其最有价值部分是具有独立人格和哲学思想的文化精英。然而，以清朝灭亡为标志的漫长的专制政治格局的崩溃，必然带来传统的经济/文化秩序的分崩离析，而作为社会集团“士族”也随之解体、迸散。“现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剥削方法换了，不做野蛮的强盗（督军），就得做文明的猾贼（洋行的买办）；士的阶级已非‘官吏’所能消纳，迫而走入雇佣劳动者队里。”（《多余的话》）瞿秋白的父亲是破产中的“士的阶级”中的一员：他生性善良，懦弱无能，全家靠借债和典当来糊口，以致妻子吞火柴头自杀。那时瞿秋白正在常州府读书，常与几个朋友在清风朗月下讨论经籍，写诗填词，一度迷恋名士化生活。母亲死后，亲友们竟无人来瞿家吊唁，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温情脉脉的家族体系破败了，家族成员之间“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诅咒毒害，无所不至。”这双重破败的苦痛“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饿乡纪程》之二），促使他从迷梦中突然惊醒，并“发见了无量无数的‘？’”
　　 “士族”的解体是典型的“被抛离”状态，仿佛蜂巢被毁时，群蜂四散乱飞、无处安生。游离在社会中的“士”，除了小部分投入督军或买办的怀抱，大部分沦为“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对于大部分“士”来说，一方面堕入红尘但仍竭力维持“体面”，另一方面传统的“士”之精神已所存无几。母亲自杀后，瞿秋白来到无锡的穷乡僻壤，“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他说，“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饿乡纪程》之二）后来他逆“扬子江而西”，投奔武昌的哥哥瞿纯白，但结果仍无法满足他“内的要求”：“然而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饿乡纪程》之四）直到他进京三年，入俄文馆学习俄文、精研哲学，过着“最枯寂的生涯”：“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的‘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饿乡纪程》之四）由此可知，他的“内的要求”便是“以文化救中国”。然而，现实社会太黑暗，政治官场太腐败，“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使他由避世而厌世了，他开始退入研究国故和佛学之途。
　　 如果说辛亥革命时瞿秋白是被抛离的士族一分子，那么五四运动爆发便成了蜕变的新节点——他心中深藏着的拯世济时的“士”之精神被激发出来了，使他从分崩离析的“士族”进一步分裂出来，但他却因此成了“多余的士”，成了士族的另类。《新青年》、《新潮》带给他以全新的视野，他被“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从前他虽然处在社会中，“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此时他开始真正介入社会，并在学生运动中领受了“一番社会的教训”。其间，他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诸君创办《新社会》旬刊，开展社会主义讨论——“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然而军阀政府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视倡导者为“过激派”，《新社会》旋即被警察厅查封了。这不但不能扑灭瞿秋白更加强烈的“内的要求”，他和同伴们又创办了《人道》，“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打下了他赴红色俄国去探访的思想基础。在此阶段，他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称为“饿乡”，并以中国传统“士”之典范——“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自许，更可以看出瞿秋白为了“内的要求”，甘愿为乌托邦付出最大的牺牲！赴俄在秋白“差不多同‘出世’一样”，是抱着“宁死亦当一行”的决心。自孔子以来，伯夷叔齐受到历代儒士推崇，韩愈做过一篇《伯夷颂》，清代学者管同则将远离中国的理想虚境称为“饿乡”。两千多年后，像瞿秋白这样“傻”的“士”，在当时的中国能找出几个？然而，中国社会潜行着一个怪异逻辑：越“少”便越“多余”，越稀缺便愈“多余”。
　　 从“多余的士”到“多余的人”仅一步之遥。在谈及北京四年的生活时，瞿秋白说，“虽纯哥是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饿乡纪程》之三）。由此可见他的内在精神处在新旧交替或混合的状态。作为五四化运动的弄潮儿，他有投身革命洪流的强烈意愿，但尚未加入任何党派；他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但尚在各种社会主义旗号前犹疑不定。在诠释“我”的命题时，他写道：
　　
　　 “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
　　 “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的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赤都心史》之三十三）
　　
　　 借鉴西方文化或俄国经验来改造中国文化，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正是他最初的抱负。瞿秋白在写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史》中说，“从杜格涅夫和龚察罗夫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俄国智识界的通病，就是所谓‘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的英雄。”在《赤都心史》中，专门有一节谈“中国之‘多余的人’”。其时，他患上肺结核，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大约有空闲来作形上的思考。他明确的解释只有一句：
　　
　　 两派潮流交汇，湍洵相激，成此旋涡——多余的人。
　　
　　 联系上下文可知，所谓“两派”是指在他身上同时具有“浪漫派”和“现实派”倾向。他说，“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无限量。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总应当’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理智的力，强行裁制。”这“两派”时时在他内心相激相否，尽管他希望“能兼有并存两派而努力进取，中国文化上未始不受万一的功劳”，但更多的却是“现实派”压倒“浪漫派”——即内心乌托邦不时受到损毁，于此张扬的个性更受挫折，这让他倍感痛苦，并且“那特异伟力越超轨范的需要”越“紧迫”，他受到的痛苦也就越大。张扬个性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刚摆脱压迫个性的“无社会”状态，但仍处在“不助个性”状态。
　　
　　 “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神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应当同于庸众。……“然而，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
　　
　　 不难看到，他所谓“多余”，即是指理想“多”出铁定现实，个性“多”出社会规范的那一点。“多余的人”即是指那种内在乌托邦高于现实又毁于现实的那种人。瞿秋白自认是“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的“小卒”，他赴俄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饿乡纪程》之十二）俄国血腥的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萧条现实，也因他从文化角度来理解而获得了合理性：“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饿乡纪程》之十五）这为他后来波谲云诡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然而，“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饿乡纪程》之三）瞿秋白改造文化的志向，也同样面临现实社会“巨大的毒虫”的威胁，成为“多余的人”是必然的，甚至远不止此：瞿秋白悲哀地造出一个新词：“神余的人”！这个词形象传达了“多余的人”在社会中毫无位置、甚至连形体都没有，只能像游魂那样存在的惨淡状态。质言之，“神余的人”呈现的是一种幽昧状态。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个“多”出理想、“多”出个性的人，注定只能像影子一样潜存着！这跟“畸零人”更不一样了。但我们由此看出，理想的、浪漫的自我——那个“多余的人”，为决意反抗早就作好“溅血”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