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大爆炸的第一个时代。其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纷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百家争鸣就是该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大变革。在这次持续两百余年的思想大变革中，涌现出了众多的思想流派，其中较为重要的就有：儒、道、法、墨、兵、阴阳、纵横、名、杂、农、小说等十家，史称先秦十大显学。因学派众多，无法一一对其讨论。笔者在这里想先讨论一下道家。
　　 与其说道家，还不如将其统归为道学，说起道学，相信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该学派的重要人物老子和庄子这两位划时代的大师。因此自然而然会总结出一个大都数人都会认同的“事实”：那就是道学是老子开创的全新思想体系，老庄之前道学并未存在。在这里，笔者想提出一个与之不同的观点，那就是道学其实在老庄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有了较为丰富的思想作为支撑的一个较为散漫的思想体系，只不过在老庄之前，道学还未称作“道学”，而是在老子的《道德经》出现以后，对先贤们和自己的思想作了一次革命式大柔和、并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思想流派之后，后人才将此流派称之为道家，其思想理论称之为道学。虽说名字是后来才定义的，但其思想却早已出现并繁衍生息了很长时间。所以，道学并非是老子之后才有的，道家学派才是老子开创的。看到这里，很多读者就会问，这只是你自己杜撰出来的歪理吧，别着急，笔者将会举出一系列事实来证实。读过《二十四史》的读者必然不会遗漏《汉书》，在《汉书-艺文志》里清楚的记载着：在《老子》（也可将其称之为《道德经》）、《庄子》出现之前。记录道学的著作已有37家，共计933篇，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等诸多著作，其数量之多可谓居先秦诸学之冠（只可惜这些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了）。这里可以说明两个事实：一则是老庄之前，道学已经发展的极其丰富和完善；二则乃是道学在先秦时期俨然已成为其时代最为庞大的学派。
　　 其次，读过老子《道德经》的读者都知道，在这部著作里，老子引用了不少前人的语句。如：‘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等等一系列的句子，从中可以推论出，老子口中的“圣人”都是有着丰富治国经验的“社稷主”、“天下王”，也就是古代氏族社会的部族领袖，抑或是有着丰富修道经验的部族巫吏。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还处在氏族社会时代，当时的天子诸侯，便是世袭的部族领袖。因此，我们可以沿着三代的古帝王再往上追溯，原始道家文化氛围便会越来越浓，一直到伏羲、神农、黄帝时代，便是原始道学文化传统奠定的时代。老子亦指出了道学之传承甚古：‘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所谓‘古始’，即是中华民族文明之开端，就是女娲、伏羲的上古时代。所以，此处可以推论出，道学的出现根源于上古时代的原始宗教。这里还有个事例不能不提，那就是，先秦之前以来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历朝历代均是非常重视其思想文化精华的记录收集。周朝王室便有个收藏室，专门收集先辈的优秀思想言论。老聃那时为周朝王室收藏室的官吏，因此得以有机会博览古籍，充分的吸收先贤们的思想精华，由此基础上再加之自己的见解并加以整理，撰写成《道德经》一书，道家学派由此正式出现。这里又可以说明，道学的形成源远流长。
　　 道家学派经老子开创后，尔后历经关伊、杨朱、列御寇、庄周、稷下黄老学派、迟至《吕氏春秋》、《淮南子》问世，从中历经今二百余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道家在学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期间道家学派诸子们虽持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但大致都没有背离道家的宗旨。
　　 历经几千余年发展的道学可谓是集哲学、社会、自然、生命等诸多领域的庞大学问。或穷理、或经世、或摄生、或修道，皆可为之。道学在其形成之初就先包含了治国和修身两大功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是统治者崇尚道家黄老之学之术治国的典范。但是，道学发展到中后期却慢慢的远离了治国，成了养生隐喻之士的哲学。这却是为何呢？且容笔者根据其发展线路慢慢分析其中的因果。
　　 考究道学的发展，历史上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先秦老庄学、秦汉黄老学、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宋元及以后的内丹心性学。先秦时期，自《老子》（亦称《道德经》）一书问世，就标志着道家学派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的道学主要偏重于治国修身。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老子生活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个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旧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开始动摇并走向崩溃，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开始萌芽且尚未形成。适时，各诸侯国之间以众欺寡、倚强凌弱现象渐成常态，致使老子发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的感叹。面对此种严酷的社会现实，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士子都不会无动于衷，必然会将其所学所思用之并拯救之。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开派祖师，老子认为，仁义礼教和制度法令非但不能济世，反而成了一切社会祸乱的根源。因此他主张废除各种虚伪的礼教法令，消灭一切人民为恶的手段和工具，以恢复人类天真纯朴的本来面貌，便是所谓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治国理念。
　　 然而，理想与现实往往是背道而驰的。老子提出的治国理念虽然很美好，但是对于春秋战国那个以战力话事的动荡年代而言，却是一点用都没有，比起儒家主张恢复礼乐制度还要“天方夜谭”。老子用道家思想作为治国的理念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却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子学习研究，道家学派由是迅速壮大，发展的枝繁叶茂。以至到战国时期，道家学派发展成了南北两大学派。仅就道家而论，南北学派学风各不相同。北派道家尊黄帝、重治道、讲仁义，故称为黄老学派；南方道家则师老子、倡玄虚、废仁义，故称老庄学派。老子之后，北方道家有杨朱学派兴起，南方道家则有列子学派流行。
　　 杨朱为老聃弟子，然其思想却在老聃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吕氏春秋-不二》有云：‘阳生贵己。’《淮南子-泛论》亦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探究相关史料可推，杨朱之学乃以治身之道推而至治国；其用于治身，则以重己全生为要；用于治国，则静身以待而行自然之治，是为无损无益之政。因此，可以概括：杨朱之学以贵己为重生、重生而轻利，于己身则任性纵情使全生之远害，于国家则循世秉俗致民得自治。然杨朱学派提出的治国理念虽比之老子有了较为现实的改变，却依旧未能吸引统治者重视。归根其原因，乃“全生静身”与“自然之治”也。杨朱学派的治国学说发展到后来演化为田骈、慎到的黄老之术，并开了稷下学派一脉。而其全生养年之道，又成为燕齐神仙方士和道教生命哲学的根本。
　　 至于列子学派，《吕氏春秋-不二》有云：‘关伊贵清，列子贵虚。’《汉书-艺文志》亦评曰：‘及其放者为之，则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庄子-列御寇》也有其评价：‘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从这几段话可以看出贵虚之义在列子学派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也展示了南派道家在治世、忘世、超世等多方面的处世方式。这一学风后来被庄子所继承。
　　 老子之后庄子之前，道家的发展就如上述所介绍的，主要分为南北派别（在这两派的基础上又分了众多的其他小派系，这里就不费文介绍了），基本宗旨上一致，治国处世的观点却有了明显的差别。《庄子》一出，道家学派的发展又上升了一个大台阶。当时的道家学派，也像“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一样，有许多支派，或近墨者、或近法者、或近阴阳者、或近神仙者尔尔。庄子则站在自己学派的立场上，评论百家，综合了道家各支派的思想精华而创作了道家学派的又一革命式的巨著《庄子》。《庄子》这一本书可谓是集南方道家各派精华的结晶，故先秦道家许多支派的学说都可以在此书里找到踪迹。庄子的思想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亦曰：‘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之道以气为本、以心学见长。其“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谓是古代美学之精华，《庄子》一书亦成了后世魏晋玄学的源头。老学和庄学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是为先秦道家学派的主脉。
　　 秦汉黄老学是继承先秦老庄学之后道家学派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在这一阶段，先是吕不韦集门客三千花费数年而著成的以道家为宗，并融汇了儒、墨、名、法、阴阳诸家的《吕氏春秋》。因当时正处战国末年，秦灭六国之势已成，北方道家学术中心由是从临淄转移到了咸阳，吕不韦亦凭借自身的影响力组织了大批各派的道学家一同编纂了《吕氏春秋》，成为学术史上道家学派的第三次学术大融合。《吕氏春秋》托黄帝而立说，以法天地自然为本，其思想可以说是黄老之学汇综诸家之后的大发展。然秦始皇将吕不韦赐死，舍弃用道家作为治国方略，并以法家立国寻后而亡。至汉初道家又得势，汉初曹参为相国，采用了道家黄老之学的治国方略辅佐汉文帝，由是开创了汉初的“文景之治”。汉初采用黄老之学治国可谓是道家创派近四百年来第一次受统治者重用，原因在于汉朝建立之际，百废待兴，统治者急需一个稳定的环境恢复并发展经济。届时，黄老之学以其“无为”、“顺其自然”等诸多优点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故得以重视，引之为官方统治哲学。
　　 魏晋玄学是道家学术发展的第三阶段。东汉以来，繁琐的儒家经典和虚伪的礼教文化渐掩盖了其原来的面目，儒家名教也失去了维系社会人心的力量。至魏晋时期，一批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世族名士便一齐组织起来打破汉武帝以来确立的儒家文化专制的局面，是以引入了道学和佛法。由此亦使中国文化为之一变，道学成为其时代的一代显学，佛学也开始走向旺盛。在当时，虽说儒学的弊端日益被众多文人所痛恨，然而其意识形态仍在皇权、世族的支持下占统治地位。因此玄学若想继续提高其实用价值，必然不可避免的糅合进儒家的学说。当时开创玄风的王弼、何晏等玄学代表因对儒家观念尚未真正脱离，所以对老、庄著作有诸多曲解，使得之后的玄学家在道家的旗帜下从理论和时间上都背离了道学的原旨。故而陆希声指责道：‘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于虚无放诞，皆老氏之罪人。’魏晋玄学因在思想延续上严重背离老庄之原旨，在实践上也是清谈误国，最终以失败告终，且被后来取代的隋唐重玄学所否定。
　　 魏晋时期的玄学虽说是道学的发展史中的一抹浓厚的异笔，然其解放思想的功绩却是不容否定的。在当时礼教严厉呆板之际，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作为当时文人界的杰出代表，却主张越名教（主要是儒家）而放任自然，给当时的社会伦理习惯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魏晋时期名士才华横溢，个性鲜明，并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文人风气，与玄学的推广有着莫大的关联。此外，魏晋时期道家的黄老养生学仍旧作为道家的另一支派继续发展着，如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嵇康的《养生论》，都是其时代养生学的重要理论著作，总的来说，黄老养生学亦可以算作是玄学发展带动下的文化繁荣。
　　 隋唐重玄学的发展与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显学有着莫大的关系。重玄学者，盖取义于佛教三论宗的“二谛义”，其坐忘论亦是取义于天台宗的“止观”说，但内容上还是从老庄之学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超越和发展。谈到这里，笔者想纠正一下，重玄学这个“重”字不是读zhòng而是读chóng。就是“重复”之意，乃《老子》书中的“玄之又玄”句义。 那时代一些介于佛道的释家中观学派代表，如鸠摩罗什、佛图澄、僧肇、梁武帝萧衍等在注《老子》一书时，其释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有无两遣，比玄学家的注释更深入了一步。但是重玄学在这一方面则比之更进一步，其以为释家的非有非无仍是“不滞之滞”，仅是一“玄”，须连“不滞之滞”也一并去掉，方可称为“玄之又玄”。重玄学既遣有无（玄学），又遣非有、非无（释学），其既不滞于有无，又不滞于非有、非无，因果双遣，本迹俱忘，遣之又遣，忘而再忘，实为入重玄之境。重玄学发展了老庄哲学中心学的层次，将魏晋玄学在隋唐佛教大兴的背景下导入道家心性学之路，为五代宋元内丹学兴起奠定了的理论基础。
　　 内丹心性学是道家学术发展的第五阶段。在中国哲学史上，汉代重点讨论的话题是天人感应的宇宙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则由宇宙论转入本体论，至于隋唐时期又从本理论向心性论转化。魏晋时期的玄学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所讨论的话题虽然仍旧带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已开始向心性论转化，哲学的思辨水平也越来越高。直至唐末五代内丹学的兴起，哲学本体论的思辨便彻底的转而为纯粹的心性修炼和心理体验，道教内丹心性学也随之形成。宋明时期形成的儒学新理学之心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汲精华于佛道的二教心性学，其中内丹学的影响尤为巨大。
　　 道学发展到内丹学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内丹生命哲学、二是内丹生命科学。内丹生命哲学即是丹道（后面可以讲到）性命之学，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心性学。宋朝出现的全真道诸门派，就是以心性学作为道义发展的养身修真流派。至于内丹生命科学，则重在养生抑或延年益寿这一方面，与之前的黄老养生学一脉相承。
　　 总的来说，从道学的发展史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道学在先秦之前与之后的发展重心有了明显的不同。秦后，因为儒家成了统治者治国的唯一理论来源，道学不能与之相抗衡，故而转向哲学与生命领域，开创了道学除治国之外的恢弘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