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路从东到西920米，从南到北22米。
　　 淮河路是条步行街。也不知道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条不长的步行街上，开始出现了乞丐。这条步行街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少男少女们的气味、珠宝的气味、肯德基的气味，以及挥之不去的汗味和烟味。也许，这些习惯了在暗处藏身的乞丐们，一开始就参与了淮河路的施工与建设，他们就匍匐在那些来不及撤离的脚手架下面，那些来不及装修的楼道里面，甚至还有可能藏身在那个已然废弃的“皇冠”保龄球馆里面。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被忽略了——他们总是那么容易被人忽略——以至于人们总是错误地以为，乞丐们是在某一个约好了的黄昏，整齐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的肢体语言神奇地完成了统一（究竟是如何完成统一的，这几乎是个谜）。他们一个个都显得训练有素，三三两两地跪倒在来来往往的脚边。他们的年龄呈两极分布：一群是上了年纪的乡下妇女，另一群则是孩子，应该正是上小学的年纪。他们的面前都铺着一张纸，上面的内容大同小异：疑难杂症、贫困失学、颗粒无收、洪水、火灾、残疾、丧失劳动能力、被子女赶出家门……纸上还盖有村委会的公章，但公章上面，总有几个关键的字眼，难以分辨。事实上这一点也无一例外地被人们忽略了，巨大的优越感和同情心，总是很容易就让那些衣食无忧的市民丧失最起码的判断力。他们的身边很快就围拢了一大帮好奇的市民，他们唧唧喳喳地议论，并且毫不吝啬自己的同情。总会有人率先掏出自己的钱袋，扔一枚硬币或是一张纸币，那个跪着的人也总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或者直接以头抢地。这样的举止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人们在对第一个施舍者暗存敬意的同时，大多会开始有所表示。硬币在破碗（他们的面前总少不了破碗）里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们都需要这样的响声，这样的响声使得他们的同情，显得生动而具体。
　　 然而再往前走，在另一个几乎有着同样经历的乞丐面前，他们的同情心和钱袋都开始了犹疑。这可能是让他们想到，有些人的生活，原来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如意。优越感最后还是战胜了他们，这直接促使他们的同情心，得以坚持到底。这些“他们”中很少包括那些少男少女，这是另外的一群，他们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见惯了世面的样子。他们的同情心，往往习惯于给予某个被抛弃的少女；他们的优越感，常常只显现于他们的服饰和年纪。多次挥洒的同情，终于在又一个黄昏的步行街，显出了不足的底气。在那些黄昏，他们并没有必须要购买的用品，更多的时候，他们去往步行街，是为了让他们的周末更富有情趣，或者就是带孩子们看看这些小乞丐，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这时候，那些失学的小乞丐很快就成了他们教育子女的生动案例。个别有备而来的家长，甚至教孩子们认起了那些毛笔字，孩子们就琅琅地读出了声来——通常，确实有不少孩子们不认识的字。
　　 这时候，想到施舍的，常常是那些受到教育的孩子。而教育的直接后果，是让孩子们学会了居高临下地扔一枚硬币，是让孩子们学会了问他们的家长：这些字是谁写上去的？
　　 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在步行街的另一头接受了我的采访（事实上是暗访，我腋下夹着的包里，携带着针孔摄像机）。于是，他又问了一遍他在家长那里没能得到正面回答的问题。
　　 和我一起采访的是两个大四的大学生。他们把职业乞丐调查，当成了一项研究课题。也正是他们后来收集到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让我知道，这些常年匍匐着的人，百分之九十七都是职业性的，而在他们身后，是一个庞大的乞丐团体。另外的百分之三，真正的乞丐和生活无着者，其实一直只能游走于淮河路的边缘。这是另一个江湖，有着比《天龙八部》里的“丐帮”更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当中的“帮主”，拥有驱逐出境、殴打致残，甚至还有和团体中任何一个女乞丐同床共枕的权利。
　　 披露这一内幕的是一个真正的乞丐。这个一度想加入团体的孤寡老人，连乞讨的能力也差不多丧失殆尽。那个春末的午后，阳光正好，老人就躺在五里墩天桥下面，一面在身上捉虱子，一面驱赶着逐味而来的苍蝇。
　　 按照老人的提示，我们再次进入淮河路。周日的淮河路人流如织，欣欣向荣。从东到西920米。从南到北22米。我第一次用心地数了数，21个男女乞丐相间匍匐，并且以淮河路中间的一座雕塑为界，南边匍匐着11个，北边匍匐着10个。他们中间的距离大体上相等，误差不会超过一米。
　　 雕塑下的那个妇女怀里搂着个孩子，孩子伤心欲绝的哭声一直没有停止。如果不是老人为我们揭秘，我很难相信这样伤心的哭声，原来竟来自于录音机。那个孩子，其实一直都在昏睡，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摆在妇女的脚边，孩子的哭声，正是从这里响起。市民们都沉浸在孩子伤心的哭声里，以至于其他的东西，都被人们忽略了，谁也没有太在意。
　　 而一个正常的七八岁的孩子，为什么能够昏睡一天？个中原因，我想大家都不难猜测。当然，作为道具的孩子，和这个妇女，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许多孩子，都是他们“租”来的。而这些孩子的家长，也都看中了孩子们身上潜在的巨大“商机”。吃喝不算，一个孩子一年的纯收入，大约能有五千元。五千元的年收入，以我的老家巢山村为例，大约需要两个劳动力，在四亩地里，不吃不喝地耕作一年，这还得是风调雨顺，一年两季。而这些带孩子乞讨的人，行话被叫做“香主”（在他们的字典里，乞讨也不叫乞讨，而叫“吃香”），他们一年的收入，大约是两到三万元人民币。一群“香主”里还有个领头人，他们被叫做“带香”的。
　　 其他的几个孩子，也都不是因为贫困而失学，他们中的一些家长，其实同样也匍匐在地。我看不出在这些人中间，究竟谁才是“带香”的，据老人说，“帮主”从来不轻易在街上露面，具体事务，都是“带香”在现场打理。“帮主”一旦了解到警方行动，会立即将信息发到“带香”的手机上。警方的清扫，在“帮主”和“带香”的手机上，都不叫“清扫”，而只是几个具体而固定的数字（在其他地市，叫“王八扫街”）。究竟是哪几个数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才有知道的权利。
　　 是的。手机。这个曾经的身份的象征，如今同样别在这些职业乞丐的身上，这样的情景多少会显得有些滑稽。在明教寺门前的石狮子后面，我亲眼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蹲在地上，手里是一款贼新的带摄像头的手机。他的声音竟然是那么的欢快，以至于我一时间，几乎怀疑自己的视力或听力出了问题。这样的情景彻底颠覆了我对这些乞丐的最初判断，我终于开始相信，传言中的“乞丐村”，以及“乞丐村”里“五万不算数，十万刚起步，廿万称小富”的名言，看来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帮主”发布的信息看来精准无比。随后进行的几次大清扫，步行街上，我们都没有发现一个乞丐的影子，倒是先后抓获了几个小偷，也总算是没有白费力气。
　　 我这才了解到，有时候，某些乞丐还和小偷沆瀣一气。他们中的某些人，在乞讨无收的情况下，还自学成材，练成了“三只手”，出没于公交车（他们享受着免费乘车的优厚待遇）、汽车站和火车站。而这些乞丐依靠“第二职业”得来的钱财，是不需要上缴的。似乎乞也有道，任在哪一行，都是有规矩的。
　　 一个有雨的黄昏，我所坐的九路公交车车厢昏暗，一路拥挤（公交车总是那么拥挤，且无人过问它更为严重的超载问题），行至和平广场的时候，一个女性市民发现自己的钱包和手机不翼而飞了。车子停了下来，每个人都逃不过被盘查乃至于搜身的非法待遇，而大家都急于表明自己的清白，对这样的“待遇”，谁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在大家的一片指点和提醒声里，女性市民最后也将信将疑地承认，钱包和手机，可能确实是丢在办公室里。两个蹴在地上的乞丐再次被人们忽略了——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竟然也是那么的世俗和虚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总是那么容易被人们忽略，总是那么容易让人们相信，他们是弱者，而弱者，总是善良和需要同情的。事实上，这样的一群更像是伤疤，谁也不愿意轻易揭开，一旦揭开，总会有一些不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