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小日本也是有好处的

　　　　
　　母亲的娘家在三角沟，离陶朱街上五十多里地。她在家里最小，外祖母在四十三岁才生下她，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她最大的一个哥哥，也就是大舅比她大了整整二十五岁。因此她从小就是一家人的宝贝，自然是娇生惯养，呵护有加。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财主，置有上百亩的田地，和整整一架山坡，仅山上的树木就能值几千块现大洋。
　　当初爷爷起家就与外祖父有关，他放筏到洛阳贩卖的第一批木材，实际上就是在外祖父那里赊来的。当时爷爷刚刚二十出头，分家另过，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外祖父比他大十几岁，家里本来就殷实，加上多年省吃俭用，苦心经营，已经算得上个财主了。刚开始爷爷只是替别人放筏，自己挣几个苦力钱，还要养家糊口，所以还没什么家产。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爷爷就想自己另起炉灶，但苦于没有本钱，就打起了外祖父的主意。但他和外祖父只有替别人买木材的那点交情，迟迟不敢开口。爷爷在外祖父的山坡上转了三天，直到外祖父沉不住气了，问他有啥想法，他这才一下涨红着脸，支吾了半天说想赊木材，如果不行，就算他没说。外祖父看他是个实诚人，竟然一口应下了。爷爷从洛阳返回后还清了欠款，已经有能力购买木材了，但因念着外祖父赊给他木材，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就提出两个人合伙，外祖父出木材，爷爷出力，两人三七分成。这里和洛阳木材的价格相差将近十倍，外祖父开始不同意，后来见爷爷诚心想报答他，就提出一九分成，等于不赚爷爷的钱。放筏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他不能占爷爷的那个便宜。两人让来让去，最后商定按二八分成。规矩虽然定下来，但挣多挣少，外祖父从不过问，爷爷给他多少，他就收下多少，从来就不计较。越是这样，爷爷也越是信守诺言，从不多吃多占，账目总是瓜清水白，记得一清二楚，尽管外祖父总是连看都不看账本，甚至随手就付之一炬。这样一来，两人的生意自然做得仁仁义义。等到爷爷四十来岁积累了足够的家产，不再放筏了，外祖父的家业也随之翻了一番，两个人的交情自然是胜似兄弟。因为父亲和母亲年龄相仿，两家早早就定下了娃娃亲。
　　母亲和父亲成了亲，就等于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父亲比她小两岁，对男女那点事还是一知半解，根本就不知珍惜她，整天泡在戏园子，还要求母亲为他能够去看戏遮遮掩掩。如果不小心被家人识破了受到责备，就对母亲轻则谩骂，重则痛打。二是母亲是山里人，自然比起镇上的人显得土气，不免被一家人轻看。加上她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家务，不懂女红，不知道镇上的诸多规矩，常常遭到奶奶、姑姑甚至大妈的责备。更无辜的是因为父亲天天泡进戏园子，而成为家人的出气筒子。只有爷爷因为念及他和外祖父的交情，对母亲还算宽容，只可惜管教儿媳妇这样的事，本身不该他这个公公来过问，他也只能对家人如何对待母亲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要求，但是县官不如现管，并不能解决母亲的实际问题。
　　母亲只能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偷偷抹泪，在心里一遍遍地埋怨自己的父母给她找了这么一个婆家。而这一切仅仅还只是个开始，等到爷爷坐牢、父亲被抓了壮丁，她一下成了导致这些家庭不幸的罪魁祸首，依据便是她嫁过来还没过百天，家里就出了爷爷和父亲这样两件天大的倒霉事，因此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丧门星。
　　这个时候，家里除了奶奶、大伯、大妈，还有两个姑姑。奶奶的地位自不必说。大妈因为大伯养着一家老小，自己又生养了几个子女，自然在家里的地位不容质疑。两个姑姑都是正儿八经的坐地苗子，一个个肆无忌惮，对母亲极尽羞辱。母亲受尽了欺负，从富家千金到不如丫环仆女的反差，无疑使她度日如年。好在因为家里的变故，外祖母常常把她接回去住娘家，才没有使她出现意外的事情。
　　母亲最怕的事情是过年。出嫁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是不能在娘家过年的。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以前，母亲必须回到自己的婆家来，等到过了正月十五，她才能再回到娘家去。当别人欢天喜地过年的时候，她却在板着指头计算时日，盼望着回娘家的那一天。
　　母亲在家庭的地位是日本鬼子给提高的。那一群被爷爷淹死在河里的日本鬼子闯进陶朱街时，一家人和乡亲们一样逃进了山里避祸。鬼子放火烧了十字街的房子，一家人主要的产业完了，生意没法做了。就在这个当口上，冯天猫又以汉奸罪名没收全家其余的房产，一家人只好又返回爷爷从前的那眼窑洞里，三代人挤在一起，直到外祖父牵着五头骡子把一家人接到了三角沟。
　　那时母亲正住在山里的娘家，自然没遇上日本人带来的危险。外祖父腾出一所院子，把奶奶、大伯、大妈、小姑安置了进去。大姑当时已经出嫁了。母亲再来向奶奶请安的时候，一家人对她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她已经不再是丧门星，而是救星了。
　　后来母亲提到日本人时，也会说日本人很坏，因为他们杀人放火，但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恨之入骨，说起来总是那样轻描淡写，甚至有意遮遮掩掩，像是有意袒护着日本人。
　　就在一家人住进母亲娘家不久后的一天深夜，爷爷带着他的两个人翻墙进了这院子，匆匆见了家人一面后，又悄然离去。他没有见外祖父，只给外祖父留下了一封短信：
　　兄弟无能，家门不幸，惶惶如丧家之犬。一家人蒙兄庇护，感激之余羞愧难当。大恩不敢言谢，容弟日后图报。
　　
　　三十五、道不同不相为谋
　　
　　爷爷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而且当上了副队长。参加游击队他并不是自愿的，完全是已经走投无路。他不能回家，其实他根本就已经无家可归，回去就只能被冯天猫的人再次抓起来，只能是死路一条。他也不能逃往外地，因为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哪一颗子弹都可能要了他命。他更不能呆在县城，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囚犯，现在又多了个汉奸的罪名，随时都可能被逮住处死。他更不能投靠亲友，以他现在的身份，粘上谁谁就会跟着倒霉，这样的事是绝不能做的。眼前可行的路子只剩下了两条，一是躲进深山，二是跟着共产党。综合分析这两条路，他认为各有利弊。躲进深山虽然可以活下去，以自己的本事决不至于饿死、冻死，还有可能活得逍遥自在，但山里到处都是土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撞上，要么被杀，死无葬身之地，要么被挟裹进土匪窝子，自己也会成了土匪，那可是要丢祖宗八辈儿的脸的。跟着共产党干，好处是可以找到一个安身之地，但那些人看来神神秘秘，不知底细，听他们所说的打土豪、分田地，似乎也和土匪差不了多少，将来会不会也要落下骂名，确实难以预料。相比之下，跟着共产党比当土匪是强些，但跟了人家就要受人家管教，听人家摆布，没有当土匪来的自在。
　　让他打定主意的是老刘。
　　那天他在船上被邱掌柜的人救下后，刚刚下船就被他的那些难友围住了。原来这些人被他从鬼子枪口下放生后，就做鸟兽散了，各自回了家。他被冯天猫抓住时，碰巧被街上的四狗子看见了。四狗子也是他的难友之一，就住在街边上，早年因打架伤了人坐了牢。他听说过爷爷和冯天猫的恩恩怨怨，又亲历了爷爷挑选他们造筏，又救下他们的整个过程，知道爷爷落在冯天猫手里一定是凶多吉少，就连夜去找几个难友商量对策。大家分头找人，到天亮就聚集了十几个。大家在河对岸商量着如何下手，却不能形成一致意见，不料邱掌柜的人已经得手了。看到爷爷和那两个人过来，他们就不由分说上来抢人。
　　邱掌柜一见到爷爷，就再次拉他入伙，爷爷本能的拒绝了。邱掌柜当然不死心，听鞋匠汇报说爷爷的难友要从他们手里抢人的事，就更不想放走爷爷。上级指示要成立游击队，打击敌伪顽反动势力，配合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如果爷爷加入，就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完全可能带着他的那些难友一起参加，可以迅速扩大革命势力。邱掌柜软缠硬磨，仍然不能使爷爷拿定主意，最后只好让老刘出面来招安。
　　老刘本来是邱掌柜的领导，他是县委书记，邱掌柜是“四友饭店”联络站的负责人。老刘被捕以后，又有几个同志相继遇害，县委的工作几近瘫痪。上级就让邱掌柜接替了老刘的工作，重建党组织，发展新党员，扩充革命势力，坚持对敌斗争。老刘意外获救后，邱掌柜立即同上级联系，经过考察，决定送老刘先到西安接受治疗，然后由上级另行安排工作。还没来得及动身，邱掌柜就求上了门来。
　　爷爷再次见到老刘时，有一种恍若隔世感觉。老刘仿佛已经脱胎换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已经理了发，剃掉了满脸的胡须，换上了新的长衫，腰杆也已差不多挺直了，不知是连日的调养还是因为见到爷爷激动，脸上泛着红光，若不是看到那条断臂，爷爷差点没有认出他。
　　两个换过命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时，爷爷不禁热泪盈眶。老刘只说了一句话，爷爷就加入了游击队。老刘说，帮我个忙，把队伍拉起来。
　　第二天晚上，卢陵县游击大队正式成立，黄天寿同志——也就是鞋匠——任队长，爷爷认队副，县委书记邱长河同志——也就是邱掌柜——兼指导员。游击队员五十五人，其中爷爷的难友和就有十五人，他们又拉来的他们的朋友、结拜弟兄二十三人，占了一多半。经过三天的思想教育和秘密集训，在距县城二十五里的小梁山安营扎寨。
　　小梁山本来是个土匪窝子。八路军的一部路过的时候，山上的土匪有眼无珠，以为这股衣衫褴褛的流寇好欺负，想趁机捞些便宜，结果被杀了个片甲不留。由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八路军就在此建成了根据地。
　　三天后，爷爷的人才打探清家人的下落，他就带着四狗子和一个精干的部下，到外祖父家里探望了家人后，立即归队了。
　　爷爷很快就同队长黄天寿发生了分歧，而且矛盾越来越大。发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爷爷看不惯黄天寿。
　　按说爷爷是不该反对黄天寿的，人家毕竟救过他，是他的恩人，但他就是看人家不顺眼。这种看不惯是由外到内的，从根本上的不喜欢。看不惯人家的模样，尤其是那几颗大黄板牙，看不惯人家的神态，人家的表情，人家的眼神，人家说话的口气，甚至人家走路的姿势，至于人家说话办事的方式和行为做派，就更加难以接受。开始的时候他还极力忍让着，甚至想和黄队长改善这种关系。既然入了人家的伙，就该守人家的规矩，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这是基本的规则。人家是队长，自己是部下，自然该听人家的，更何况人家还救过自己的命。不想看人家的脸就尽量少看，或者不看。听不惯人家说话，就尽量少听或者不听。尽量避免摩擦，不让别人觉得他对人家不敬。但他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的人，没办法尿到一个壶里，两个人在为人处事的原则上就存在着根本上的分歧。
　　他与黄天寿撕破脸皮把矛盾公开化，发生在如何解决八路军的一千套棉衣的问题上。
　　本来两个人也没什么分歧，反正是上级交给卢陵游击队的第一个任务，两个人都想尽快完成。在完成这个任务的目标和方法上也没有分歧，都是想抢保安团设在脚踏庙的服装厂里的棉衣。脚踏庙离县城保安团的驻地四里多路。侦查员已经送来了情报，服装厂已经加工好了一千二百套棉衣，第二天保安团的一个班就要去提货，已经准备好了五辆大车。但在何时动手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却截然相反。黄队长的意见是夜袭服装厂，抢走棉衣，迅速撤离。服装厂只有四、五个士兵看守，其余的都是一些裁缝，不用一枪一弹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爷爷却坚决不同意这一方案，理由是这个服装厂实际是刚刚凑起来的，保安团为了赶制棉衣，临时把县城的十几个裁缝抓来当差，在一起干活的。如果从他们手中抢走棉衣，保安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就会连累了这些无辜的裁缝。爷爷的方案是等保安团在运输的途中下手，制服押运的保安团一个班，得手以后立即从洛河的便桥上过河，然后炸毁便桥，立即转移。即使保安团得到消息，也过不了洛河，构不成任何威胁，不会造成什么伤亡。这样既可以得到棉衣，又不会连累那些裁缝。黄队长立即反对，认为白天行动风险过大，万一有什么意外，就可能完不成任务。两人争执不下，只好让邱书记来定夺。
　　这两个方案本来就各有利弊，邱书记权衡再三，最终采纳了黄队长的意见。这让爷爷很是不快，但他还是捏着鼻子服从了。
　　正如黄天寿队长计划的那样，行动异常顺利。游击队干掉了四个看门的，拉走了全部的棉衣。但也正如爷爷所预料的那样，当天在服装厂里干活的十五个裁缝，在第二天全部被以通匪的罪名拉到了洛河滩上砍了头。
　　爷爷得到这个消息，摔了用来庆功的酒坛子，掀翻了桌子，说：“喝！喝个球！”又用手指指队长黄天寿，指指书记邱长河，然后捶打着自己的胸部，说我们欠了血债了！他不听邱长河革命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解释，冲出了门去。黄天寿正要发作，被邱长河止住了。
　　第二天，大家发现爷爷不见了，只在他房间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张便条，上面只写着“道不同不相为谋”几个字。
　　二十年后，邱长河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下放到陶朱镇强制劳动，和爷爷在私底下又谈起了这件事，说他有罪，当时不该听了黄天寿的意见，害死了那是十几个裁缝。爷爷却说：“也不见得，如果当初听了他的意见在白天行动，也很可能真的像黄天寿说的那样发生意外，别说完不成任务，还指不定会造成多大伤亡，那死的就会是游击队员。裁缝的命是命，游击队员的名也是命啊！还是你邱书记说的对，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邱长河说，你当时一气之下走了，你猜我咋想的？爷爷问他咋想的，邱长河说，你这家伙只能当大爷，不能当孙子。别人听你的可以，你听别人的就不行了。你当时要是有现在这觉悟，就不会走了。爷爷说不走还能咋样？一定还不如你，到现在至少也是个走资派，说不定早让红卫兵给打死个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