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时，我们村小刚形成规模。之前，由于人口太少，这里是个教学点，只有一个老师在教着七八个学生。没有像样的教室，就在旧祠堂改建的大房子里找一间房间当教室。后来人口渐多，又调一个姓张的公办老师，那是个老学究似的老派老师。我读书的时候，我们村小已经是个完小，除了张老师和原先的何老师之外，加了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安老师。读二年级时，做了新教室，又加了一个新老师，是我的堂哥，也才十八九岁，刚读完初中的。因为他也姓安，为了和安老师区别，我们叫他林老师，他的名字里有个林字。那时他教我们语文，安老师教数学，教到三年级为止。
　　 林老师学问不是很深，这是我们后来和张老师比较后得到的。不过我们还是很喜欢他，他不像安老师那样脾气暴躁。安老师一旦发现学生上课开小差，顿时大怒，骂起人来咬牙切齿的，抓起教鞭就抽。林老师就温和多了，以批评为主。在我们写作业时常常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们聊天，有时看完电影，还和我们讨论电影中的情节，就像个温和的大哥哥。有时他也体罚学生，有些男孩在家不听话，淘气。孩子的妈妈用鞭子把他送来，告诉林老师。林老师总是温和的说：“婶婶，你回家做事，交给我来管。”妈妈走了，他就一边数落学生的不是，一边拧他的耳朵，凿他的爆栗，我们在下面看得哈哈大笑。他从来不打女生。
　　 我们那个班级有十几个人，但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十岁才读书，有的六七岁就读，读书不好的又要留级。到了三年级，年龄的差距越发大了，大的有十五岁，小的才九岁。不过年龄和成绩都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小成绩越好。但我们发现，林老师并不喜欢我们那几个小的，倒是那几个十几岁的大女孩更得林老师喜欢。我们那几个小的，一点小事做错了都要挨骂，而大的作业老错，考的又不好，林老师从不骂她们，我们几个小的真不服气。到了四年级是张老师教，我们成绩好的他经常表扬，毛笔字写得好也表扬，我们总算扬眉吐气。等我们长大了，我们才明白，那时林老师才十八九岁，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可能他喜欢上了其中的某个女生吧！不过，林老师没有等到爱情来临的那一天。
　　 我读四年级的暑假，林老师生病了，说是败血症，就是后来的白血病。关于这个病，我们还是看《血疑》才知道详情，当时并不知道多严重。我堂伯带着他到县医院看，又到老中医那里看，后来据说看好了。开学时他都没来上课，在家养病，找了个人代课的。直到冬天才去。他本来就是消瘦型的，后来越发瘦了，脸上苍白没一点血色，但精神不错。听他班上的学生说，林老师生了病以后，变得嘴馋了，常常要学生带瓜子花生给他吃，反正瓜子花生都是自家种的，学生就今天你带瓜子，明天我带花生到学校给他吃。我不在他班上，没带过这些给他。
　　 到第二年秋天，林老师的病又犯了，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就不能来上课了，据说浑身疼痛，整天躺在床上。家长听说了都拿着鸡蛋红糖到他家看他，那时看病人就是这两种礼物。冬天的时候，林老师痛的实在受不了，又去住院了。
　　 一个月之后，我堂叔赶到医院去了，林老师已经不行了。当时他家里有父母弟妹，父亲在医院陪他。母亲在家里，他大妹妹十五岁，大弟弟十二岁，小弟弟才六岁，小妹妹只有三岁。家里都没人能去帮忙，只好把我堂叔叫去了，当时他才二十二岁，就这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医生把他推到太平间去时，堂伯拉着医生跪下了：“医生，你再救他一下，他只有二十二岁！”医生说：“他已经死了！”我堂伯一听顿时昏了过去。我堂叔刚在办出院手续，马上又要去抢救我堂伯。我堂伯有一只眼睛本来就有毛病，等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双眼全瞎了。
　　 林老师的后事是村里人帮着操办的，他家米没有，柴也没有，都是大家捐的。他的遗体没有回家，而是停在村外的一个棚子里。张老师带我们全校学生到棚子外去吊唁，我们都哭了。我们刚走，村里的大妈大婶去了一大班，又大哭了一场。连帮他入殓的大爷也哭了：“好小伙子！你是最不该死的人啊！”
　　 林老师去世后，他家里一下乱了套。父亲成了盲人，还有几张嗷嗷待哺的嘴。那时我们村里人上山干活都是穿草鞋的，草鞋的材料是糯稻的稻草。当时家家都有一套制作草鞋的工具，下雨天不能干活，就在家打草鞋。林老师去后，我们村里人商量了，决定以后所有的糯稻草都给林老师他爹，以后大家都不再自己打草鞋，花二角钱到林老师家买草鞋。我可怜的堂伯，就这样用手摸索着打草鞋养家，好在一年后就大包干了。他家总算苦日子熬到了头。
　　 几年后，我们看《血疑》，看到幸子也被白血病夺去了生命，又想起了我们的林老师，早知道他得了绝症，我们只该多拿一些花生瓜子给他吃。当时都以为他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啊！做梦都没想过林老师会那么早就离开人世。一想到这些，我们忍不住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