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伫立在村前那个气势的牌坊前，久久地凝神注视着牌坊上的村名——梅庄，这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深切怀念的地方。
　　 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转过身，回望来路。眼前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的马路，笔直、宽敞。
　　 但这里原先是一条泥路，顺着起伏的山岗开辟而成，路面狭窄、弯曲、坡多而陡，经常被雨水冲刷得伤痕累累。当时，它是梅庄唯一通往镇上的交通要道。
　　 我仍清晰地记得，四十几年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同二十多个知青挤在拖拉机的拖斗里，沿着这条泥路颠簸着进入了梅庄。
　　 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全国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我被送到梅庄村下乡插队，由一位学生变成了一个农民。这个日子刻骨铭心，由这天开始，我踏上了人生的新起点。
　　 从此，我就经常在这条泥路上为生活奔忙。
　　 现在，这条破烂的泥路已经消失了，就如同知青一样，只是残留在脑子里的记忆中。
　　 但我却分明看见自己正在拉着一架大板车在泥路上爬坡……大板车装着从镇上为生产队买的氨水，一种禾苗生长的肥料。我戴着一顶“生鸡”帽子，这帽子竹编的，很小，只能遮盖着脑顶。我赤裸着上身，穿一条短球裤，肩上搭一条擦汗用的毛巾，毛巾已经发黄，满是黑点。我抬头看了看坡顶，烈日高挂，刺得眼睛发痛。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爬坡。车子很重很重，我双手抓紧车把，身子俯着，差不多贴近地面，两条腿一曲一直拚尽力气猛蹬。粗大的拖车绳绷得像钢筋那么硬，深深地陷进肩膀里，肩胛骨阵阵刺痛。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简直就像一头水牛一样，气咻咻地喘着粗气。汗水下雨一样哗啦啦地沿着上身往下流，瞬间就把短裤子湿了个透，又一滴一滴从裤脚掉到火热的泥路上，马上蒸发了。爬到半坡，力气用尽了，只好停下来，坐在车把上歇息一下，待起伏的胸脯平缓下来，又继续往上爬……
　　 那时的农村生活就是这样劳苦，如此艰辛。
　　 但梅庄仍是我永生难忘、深切怀念的地方。
　　 我走进村里，直奔大嫂的家。
　　 大嫂靠着背椅坐着，正闭目养神。我急切走上前，深情地唤了一声：“大嫂！”
　　 大嫂张开眼，注视了我一会，霍地站起身，伸出双手把我抓住。她的身体微微地颤抖，眼眶里有点东西在闪闪发亮。
　　 大嫂应该近九十岁了，身板矮缩了很多，但仍很精神，语声朗朗。
　　 厅子角落放着一张小圆桌，矮矮的，木色已经发黑。我感触地抚摸着发麻的桌面，以前在这张饭桌吃饭的情景像翻动一本历史书籍，一页又一页在眼前呈现……
　　 刚插队，因为知青房还未建好，生产队安排我在大嫂家搭食。大嫂是贫农身份，队委。
　　 收工回来，大嫂的婆婆已做好饭，并把饭菜摆上了这张这圆桌。我跟着大嫂一家大小恭恭敬敬地对着泥砖墙上挂着的一幅毛主席像列队站立，右手举起《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虔诚地高呼：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边喊，一边挥动着红宝书。
　　 墙上的毛主席微笑着，似乎感到很满意。
　　 完成表忠仪式，就开始吃饭。这叫饭前“三忠于”，毎次吃饭都必须进行。
　　 吃了十天左右，我发觉不对头，因为每顿饭都有鱼或者猪肉，菜式很丰盛，一点也不像家常便饭。那时要吃猪肉，必须自己饲养，然后卖给食品站，再收取提留的肉票，凭肉票买猪肉﹔而吃鱼，可以在生产队的鱼塘网，随吃随网，鱼款在年终分配时扣除。但生产队的分配水平很低，才几角钱一个劳动日，所以村民平日很少吃鱼和猪肉，都是吃自制的咸菜和豆酱，相当节俭。
　　 由此看来，大嫂简直把我当成贵宾一样招待。
　　 我跟大嫂说了几次，却依然如故。
　　 我很感激，但又很苦恼。我知道自己是来当农民的，不是来做客，更不能让贫困的村民增添经济负担。
　　 我只好找到队长，说不在大嫂家搭食了，自己做。
　　 大嫂知道了，很不高兴，而且极力劝阻。
　　 我仍然固执地做了当农民的第一顿饭：一盆青菜、两条小咸鱼，都是队长老婆给的。
　　 我刚摆开自己的宴席，大嫂气急败坏地跑来了。她一下子揪住我的胳膊就往她家里拖：毛主席把你交给我们贫下中农，我就要尽心尽力照顾好。
　　 这天晚上，即使很疲倦，我躺在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睡。回想下乡插队半个月来的种种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梅庄人的纯朴和热情，各方面都受到无微不致的关心和照顾，使我感觉到就好像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那么温暖。
　　 我已经开始覚得梅庄很可爱。
　　 这天傍晚刚收工，天空下起了大雨。我扛着齿耙匆匆赶回生产队，放齿耙时不小心被尖锐的耙齿插穿了脚板，鲜血喷涌而出。
　　 大雨倾盆、暴雷阵阵，大嫂急匆匆跑到后山采集了一大把草药，回来时全身湿透，像一个泥人似的。
　　 她把草药捣鼓一番，敷在我的伤口上。看着大嫂小心地捧着我受伤的脚在疗理，雨水从湿透了的头发一滴一滴往下掉，神情是那么慈爱，我哽咽着，激动得真想抱着她大哭一场。
　　 在此后几年的日子里，大嫂把我当成儿子一样，情真意恳，我们之间不知不觉建立起如母子般的深厚感情。
　　 在梅庄，还有许多像大嫂这样对我们知青热心关怀和帮助的人。
　　 跟大嫂依依惜别，我来到清大兄家。
　　 把哥叫兄的称呼是梅庄人的习俗。
　　 那时，清大兄是村的负责人，即现时的村长。下乡插队那天，就是他从镇上把我们接回梅庄的。
　　 我点着三支香烟，恭恭敬敬地呈放在清大兄的灵位前。
　　 清大兄抽烟丝，都是在村子那间小商店买的，价低质劣。他轻巧地卷出一支喇叭烟，很惬意地吸起来，四周马上飘荡着焦苦、辛辣的气味。
　　 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在生产队是文化知识最高的人。插队不久，清大兄就委任我当了毛泽东思想辅导员，负责引领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要天天读毛主席的书，“老三篇”必须倒背如流，还要早请示、晩汇报，一点也不能含糊。
　　 当时，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归于臭老九之列，是随时都会被批斗的对象。有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在那时属于只能利用、不能重用的人员。所以，我下乡，是抱着转换生活环境和接受再教育的心态的。这种心态是灰暗的，但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我们在生活中必须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
　　 在插队的知青里，有很多“根正苗红”的人，而清大兄却让我担任辅导员这样重要的工作。
　　 我忐忑地对清大兄说：“大兄，我怕不适合……”
　　 清大兄按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去做，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
　　 我十分感激，这是清大兄对我的信任，他给了我政治生命。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政治生命对一个人是何等重要！
　　 个人生命是父母给的，政治生命是社会给的。
　　 清大兄拨去了我心灵上的阴霾，让我看到了生活前路的曙光。
　　 于是，我兢兢业业地做好辅导工作，不久，社员们都喜欢听我的辅导课，县驻公社的工作组还组织辅导员来听。
　　 清大兄和队长们相当满意和高兴。
　　 与此同时，清大兄还组织起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由我当队长。宣传队有二十多人，都是村上活泼好动的年轻人。晚上就集中在祠堂里排练节目，跳 “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 “北京的金山上”……
　　 我竭智尽力管理宣传队，经常到外村演出，还多次代表公社参加县的农村文艺会演。
　　 这期间我学到了不少文艺创作的东西，二胡拉得很好，还作词作曲写了一首《梅庄之歌》的歌。
　　 但有一次演出，我忘记了台词，停了几秒钟才接上，事后清大兄严厉地批评了我。从此，我排练时加倍认真，以后没有再出错。
　　 知道我篮球打得好，清大兄又组织起村的篮球队。那次参加大队的篮球比赛，梅庄得了第一名，清大兄高兴得笑不拢嘴，亲自撒网捕鱼，犒劳了我们一顿丰盛的饭餐。
　　 人都对名誉感到欢乐。
　　 父母来梅庄探视，杀了狗请清大兄和队长们喝酒。
　　 父亲举起酒杯跟来客敬酒：“小儿得到大家的照顾，很感谢。他有不好的地方，请帮助教育。”
　　 清大兄赞许地说：“你儿子表现不错，大队已决定派他到村上的小学当老师，教育贫下中农的下一代……”
　　 父亲楞了一下，好一会才回过神来，高兴得有点手足无措，一下子把杯中的酒干了。
　　 怀着凝重的心情，我步出清大兄的家，走了几步，我又转过身，朝着清大兄的门口肃立着。我站了很久很久，缅怀着清大兄对我的情义，这时，我多么希望看见清大兄像以前那样从门里乐呵呵地走出来，把我迎进屋子里……
　　 我走出村子，又来到牌坊前，再次举目凝视，从心底里高声呼喊：梅庄。
　　 老实说，一名城市的学生离开家庭到农村当一个农民，这种突然的变异让很多知靑无所适从。因种种原因，一些知青无法融入农村的生活，傍徨、焦虑、失落、迷惘，甚至对人生感到绝望……
　　 然而，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来到梅庄。梅庄有众多像大嫂这样的人，使我在梅庄愉快地生活着。特别是有清大兄，他充分挖掘和发挥我的才干，使我精神上有了依托，生活得很充实，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退缩，在人生的道路上踏着坚实的步子前行。
　　 我在梅庄生活了八年，锻炼出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学会了思考，理解了社会，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对这八年的知青岁月，我无悔无怨。
　　 我往村子里望进去，原先许多低矮的泥砖屋已改建成小楼房，阳光照射在墙面的彩砖上，熠熠生辉。梅庄的面貌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四十多年，人事沧桑，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但我仍把梅庄看成是我的第二故乡。梅庄有很多情投意合的农友，也曾发生了许多温馨感人的故事。我是在梅庄结婚的，妻子也是一位知青，儿子是在梅庄学会走路的……我对梅庄的情爱，就好像延绵千里的珠江水，永不枯息，不时涌起潮动。
　　 我坐上车子，要离开梅庄返程了。车子开动时，我立定了主意，明年清明时节来给清大兄扫墓。我要祭奠他，近距离向他诉说感激和思念之情。当然，还要帮他除去坟旁的杂草，给他培上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