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中被批臭的“读书作官论”的原句“学而优则仕”，多少人错误地以为语出孔子。其实是语出孔子高徒子夏，《论语?子张》有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子夏积一生文化之总结，是他哲学思想的特色，也是孔儒思想的轴心。
　　 西周末铁器兴起，导致经济变革，宣告奴隶社会将灭亡，新兴地主阶级渐露头角，教育随经济必然要产生“革命”。官学崩溃，私学便应运而生。孔子是中国第一位创办私学的集大成者，打破了贵族垄断学校的格局。孔子对“学”也讲得很多。“学而时习之”，就包含着经常复习和实习的意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是教人边学习、边思考。
　　 子夏，孔门十哲之一，被列为文学科，“博学而笃志”。在孔儒学说的基础上，“离群索居”、“另立门户”、“仕而优，学而优”也是破旧立新之说。
　　 对子夏的这句名言，后世学者注释颇多，仁者见仁，知者见智。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说：“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洪丕漠《论语现代版》讲：“出仕做官的人，要有余力就应该学习知识，这样可以不断充实
　　 自己提高自己。反过来，读书学习的人，假如有余力就不妨做官，这样可以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为国为民。”“读书做官，做官读书”成了古人做人的信条。正基于此，在现代文化运动中“学而优则仕”成了孔子儒学的一大罪状，遭遇全民共讨之的困境。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学而优”，这种挞伐显失公平。
　　 历史步伐跨入开放年代，百家争鸣，打破了加在儒学头上的许多罪过。对“学而优则仕”也有了别开生面的注释，最典型的有二。
　　 一是华东师范大学提出的“仕即官”，“优即有余力”、“优即优足”的观点；二是曲阜师范学院提出的“仕即事”，“优则多”之学说。
　　 华东师大的“仕即官”之说见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而优则仕”注释。其文说：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举贤，在教育上以培养“贤才”为目标。“学而优”这句话出自子夏，但确实代表了孔儒的思想。该文注释说：“学而优”解释的分歧，在于对词语含义的时代性有不同的把握：“学而优则仕”的“仕”，《说文解字注》对“仕”的解释为；“仕学也。训仕为入官，此今义也”。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注：“仕，仕于朝也。”这条注释在说明：仕的古义为学；学的意思就是“事其事”，即从事某种工作。再查《论语》中“仕”字共出六次：子路曰：“不仕无义”、“子使漆凋开仕”等。孔安国注：“仕，仕于朝也。”六个“仕”字意思都是“做官”。因此用“做官”解释“学而优则仕”的“仕”是准确把握住词义的时代性。“优”的字义要把上下句都讲通，两个“优”字必须分别解释。《说文》：“优，饶也。”《鲁语》注“优，裕也。”马融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皇侃说：“上句‘优’字为‘有余力’，下句‘优’字为‘优足’。”整章的意思是：“言人之仕官行已职而优，间有余力，则以学先王之遗文也；若学而德业优长者，则当仕进以行君臣之义也。”这既是根据“优”的基本词义，又准确把握住了这个基本词义在不同方面的引伸涵义。
　　 曲阜师范学院的“仕即事”之说，见于《孔子教育思想论文集?”仕而优则学”新释》一文。文说：这句话关系到对孔子和子夏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不可不辩：
　　 “仕”有几种含义：“仕”学也，“仕”入官也，“仕”事也等。比较恰近子夏原义的是，“仕”当释为“事”。《诗经》中的“仕”大多是“事”意。《诗?大雅》“武王岂不仕？”毛传：“仕即事。”入官的涵义系晚出，且应包括在“事”的涵义之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文玉有声，传以言仕，事也。仕为入官是今义，故义宦训仕，仕训学，故毛诗传五言士，事也。”我们可以认为
　　 “仕”的本意是“事”，而做官的只是“事”的涵义一部分，是“事”的引申意。恰近子夏原意的应是“仕即事”，这个“事”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指做实际工作。把“优”释为“有余力”，虽未舛大意，然并不剀切。考先秦古籍：“优”的涵义有种种：“优”饶也；“优”裕也；“优”多也等。《诗经?大雅》“天之降罔，维其优矣”，是说刑罪之罔，那样广宽。比较切近“学而优”、“仕而优”之“优”的应是“多”也。
　　 “仕而优”、“学而优”的真意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历代注家误解已非一日之事。汉代经学家马融注此章曰：“行有余力则可以学文”，这几乎成了“学而优则仕”的权威注脚。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此章的注有所发展，说：
　　 “‘优’，有余力也，仕与学同理而事异……”他朦胧地意识到此章是讲学习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但却没有理解此章的本义。基于我们对“仕”“优”的考证，此章的意思应该是：实际事情做得很多了，则要重新学习；学的知识很多了，就要到实际工作中去检验。这样解释前后连贯，意明语确。
　　 子夏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他所说的这段话必然与孔子思想有着师承关系，应当看做是孔子门师生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从而给予客观的、科学的评价。
　　 余赞同此说，补充四点理由。
　　 一是，春秋战国孔子子夏年代，并无择优录“仕”的社会基础。按《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论述：春秋战国，奴隶制渐亡，封建地主崛起，是一个制度社会转型时期。人才录用也，呈现承上接下。承前是奴隶制，人才录用提拔官吏，是可世袭的分封制，是按军功分赏爵位，即“世袭世禄”，并非按“学而优”分封。战国后是建立封建制的秦汉，实行“察举制”或“征辟制”，是考察——推荐——任聘。到魏晋朝的“九品中正”的选士制，还未脱离按门第高低保证贵族优先，只是有了按“学优”任“官仕”的雏形。到了隋唐才有按“学优”举“仕”。一考定终生的“科举制”，至明清科举达到鼎盛。
　　 人的思想哪里来？按马克思辩证法最基本的法则，“存在决定意识”，即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是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孔子子夏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未完全消亡，封建制未完全确立，人身的自由未充分实现，官学教育是贵族子弟，旨在培养统治人才，私学兴起，但并无考试制度，人才靠推荐举贤，并没有择“优”而“仕”的社会基础。有学者断言“他们决不会把‘仕’与‘学’看成因果关系，是后人把‘仕’与‘学’紧紧连在一起”。硬说按“学优”录“仕官”是子夏的本意缺乏根基，是后人以“科举”来判断战国的历史事物，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
　　 二是，孔子及诸弟子，子夏、子贡、曾子等都没有真正的仕途，况且不是按考试“学优”而择“仕”。孔子一生仕途艰难，虽作过“司空”、“大司寇”，没有发现哪一次是通过考试“择优任仕”的记载。基本上是按“察举制”由王者推荐国君任用的。子夏在出身和仕途方面，与孔子极为相似。家贫而少不得志，仅做过一个“莒父之宰”，芝麻大一点的官。《荀子?大略》记：人曰“尔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他的这种不受诸侯大夫“下眼看”的强直态度，充分表现了他宁愿治学，不愿为官的人生价值。他的这种意识与“优则仕”、读书为了做官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即使他作了“魏文侯师”，那不是握有行政权力的“仕”，那只是个谥号，只是学术顾问。更何况为“王者师”并非考试择“优”而“仕”。
　　 所以从子夏淡泊仕途，“仕即官”不符合他的人生观，而“仕即事”却顺乎他的人生历练和哲学思想。
　　 三是，私学不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级一级考试。私学不同于官学的特点之一，就是私学教的的是成年人。孔子弟子三千，没有几个是从幼儿教起，就是子夏教弟子李悝、吴起也没有从幼儿教起。私学教成年人就得创新，就不能用官学“闭门读书”那一套。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其本身就是重视实践，注重从社会生活中学习知识，他倡导“多闻，从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文、行、忠、信”的教学四大纲领，强调的也是感性知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子夏创法家私学，客观要求要在治学思维上有新的突破。私学所教的是成人，“有教无类”，打破贵族世袭，开拓了接受教育者的类别，学生不分穷富，不分南方北方，种田的，当兵的，作官的，作工的五花八门，各类人物都有。所教生徒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生入学前经历了社会上太多的“事”，也就是“仕而优”，在客观上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升华深造，需要“优则学”。联系子夏哲学有他的特色，倡导“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进思”。用现代语讲就是“广泛学习，恳切发问，有利于立大志，有利于强化道德修养。”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是说，君子在学习中获得真知，与工匠在工场内完成劳作是一样的，他把“学习”和“劳作”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成了他的治学特色之一。“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即使小技艺，也有它可取之处。说明他注重行为重小节、注重事物的方方面面。“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子夏这番话是把“学习”与“实践”联系在一起了，在他看来，尽孝、尽忠、与朋友交，虽不是学“经典”，然而是学的重要方面，这分明隐含着要在实际中学习的意识。应该说子夏“仕而优”，是实践多了需要深造学习的哲学思想，顺应历史、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即应运而生。
　　 四是，从“仕而优”、“学而优”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来看。以往人们多注重“学而优则仕”，而忽视了子夏是把“仕而优则学”放在首位的。之所以把“仕而优”放在首位，体现的正是在社会上经历的事多了急待需要学习的哲学思想。
　　 哲人说：“对历史文化，有时只要稍转换一下审视的角度，就会有新的突破，就会发现新的闪光点。”在古代，在战国时代尚无“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等词汇。联系子夏以一贯之的治学思想，“仕而优则学”这一哲学命题，其深刻的内涵，用现代语讲可否说：“就是在一定情况下，直接的社会生活实践对知识的获取是至关重要的注。”应该说，对子夏名言“仕而优”新的解释比“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的旧释更通近一些，涵义更深透一些，或许也更能体现子夏哲学思想新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