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随笔：关于法的联想
　　 ——南阳一女子上厕所捡到2公斤黄金价值70多万元
　　 [导读]南阳一珠宝店员工刘传红到郑州进货，如厕时捡到2公斤黄金首饰，价值70多万。她在现场苦等4个小时后终于物归原主。“昧了这些首饰不还，毁的不仅是一个店铺，还可能是一个家庭。”
　　 拾金不昧的刘传红
　　 “（我）可能比有些人更需要钱，但如果昧了这些首饰不还，毁的不仅是一个店铺，还可能是一个家庭。”
　　 □记者张定有/文
　　 东方今报南阳讯昨天，从郑州进货回到南阳的刘传红，成了同事们热捧的对象。9月4日，她上厕所捡到2千克黄金首饰，现场苦等了4个小时后寻找失主，最终物归原主。
　　 刘传红今年42岁，是南阳一珠宝公司工场店店长。9月4日，她像往常一样，和同事小赵一起，来到郑州珠宝城进货。在15楼卖场挑选完货物后，刘传红和小赵耐心地待在珠宝城内，等待批发商给货物包装打签。下午1点半左右，刘传红到15楼卫生间如厕，发现厕所衣物挂钩上，挂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她取下来用手掂了掂，感觉约有2千克，当时就意识到里面装的可能是黄金珠宝。再打开一看，袋内是一个珠宝城包装黄金首饰的常用纸盒，更坚定了她的判断。
　　 “平时店里对账，如果黄金差0.01克，全店人就要忙活四五个小时找，何况2公斤黄金，那可是70多万元啊，不一定急成什么样子呢？”刘传红说。
　　 刘传红直接把塑料袋交到了卖场经理贾银娟手中，并和她一起等候失主，但将近晚上6点，也没见失主的影子。考虑到失物已经清点，再加上自己的货物也要托运，刘传红提前离开了卖场。
　　 刘传红离开卖场时，许昌市的王女士急得发狂。当天，她也来郑州珠宝城进货，在返回的路上，清点货物发现少了一袋黄金首饰。
　　 王女士这才想起她把东西落在了卫生间。“厕所里没监控，黄金的体积又小，随便塞兜里就拿走了？”王女士当时心就凉了。
　　 因为进货相识，王女士立即给贾银娟打去电话，得知首饰失而复得后，兴奋得差点跳起来。她说，自己至今还没有见过刘传红，只给她发过几个短信，“没想到人家一个打工妹觉悟就这么高！过几天，我一定要去南阳面谢，给她送面锦旗。”
　　 刘传红说，自己有两个上学的孩子，父母也长年有病，“可能比有些人更需要钱，但如果昧了这些首饰不还，毁的不仅是一个店铺，还可能是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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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到2公斤黄金你会如何做？
　　 15037
　　 偷偷带走
　　 7090
　　 等候失主
　　 4719
　　 交给警察
　　 腾讯大豫网听众：683595人
　　 #时事#【南阳打工妹上厕所捡到2公斤黄金苦等失主4小时】9月4日，南阳一珠宝店员工刘传红到郑州进货，如厕时捡到2公斤黄金首饰，价值70多万。她在现场苦等4个小时后终于物归原主。"昧了这些首饰不还，毁的不仅是一个店铺，还可能是一个家庭。"给河南妹子点赞！如果是你，你咋办？http://url.cn/SpMts6 />　　 读报随笔：关于法的联想
　　 在大豫网，读了这篇报道，我为我们南阳有这样的好人感到自豪。刘传红，一个家境并不好的打工妹面对价值70多万元的2公斤黄金不为所动，苦等四小时，讲金子交给销售经理，其人格如金，堪称我们河南人的骄傲。
　　 接着，我看了下面的数字，引起了我的深思。捡到2公斤黄金你会如何做？有15037人填写了偷偷带走，7090人等候失主，4719人交给警察，在网络上，我觉得这个数字比较客观公正，特别是在人们当今的价值取向问题上，有15037人填写偷偷带走，基本符合大陆目前的国情，我敢断言，此时如果地点换在台湾、香港或者新加坡、日本这几个地方，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戏剧性的变化。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1是大陆的老百姓低收入者不在少数，很多人的确需要金钱去解决养老、医疗、子女上学、就业、住房等。2是现在大陆的人信仰较乱，对优秀传统的不少东西否定了，特别是一些人什么都不信，也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等，拜金主义至上，甚至不惜坑蒙拐骗，更不说捡到手的钱财了。3是人的本性是多极的，有贪婪的一面，有善良的一面，信仰就是抑制贪婪、邪恶的一面。如果人的贪婪的一面在瞬间占了上风，那很可能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也许拿走钱财的人一时见钱眼开，而不可能细想丢失巨财的人该身处何地何境。由此，我想到了法的问题。如果有人拾了不交只有依靠法律来解决根本问题了。
　　 关于法是如何形成的，我阅读过一些相关资料，认为法是人类的社会稳定器，没有法，社会将没有秩序，就会天下大乱。
　　 在古代，由于希腊的“陆海相间”的地理结构，古希腊人选择以航海为主的商业经济。在商本经济中，财产的私有权，是产生法治的根本原因之一。人们只有对私有财产能自由支配，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使利润最大化。有了私有财产，就必然产生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要求，这就需要产生法律。有了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人们才有平等签订契约的身份，这时法律的产生就是必然的了。同时，人们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准备同许多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人打交道，从而大大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他们早早打破了原有固定的生活圈子，使封闭转为开放，这样就使原始氏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迅速解体，代之而起的便是新型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后来以一种固定的形式确定下来，那就是“契约”。(契约就是在身份平等的人与人之间订立的一种合约、合同、法律等)。
　　 他们在商业文明中建立的“契约”关系，便意味着在这种关系中人人平等，因为契约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保护商业经济的正常秩序，使商业真正按照经济规律运转。
　　 建立在平等和契约基础上的政体必然是民主制的城邦制政体。城邦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乡镇为邦。城邦式国家，就是公民集体行使统治权，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通过议事会、公民大会为自己选出各种官职，直接参于国家的管理。
　　 古希腊城邦形成的历史过程大体是：第一步废除王政。荷马时代就有“王”的存在，但其权力有限。后来希腊人认为国王对他们没有用，就先后废除王政，代之以任职终身的执政官。雅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前后废除了国王，公元前8世纪又进一步废除了执政官的终身制，代之以10年一届的执政官。公元前682年左右，为了使更多的人享受担任国家最高官职的机会，就将执政官改为一年届。并逐步增加执政官的人数，使其达到9人。
　　 但是，这时的民主制仅限于贵族内部，广大的平民仍缺少必要的政治权利。而且还要受到贵族的欺压。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平民为改善自己的政治权利与经济地位，与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平民从贵族那里争取到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权利。在斯巴达，传说中的来库古把土地分成若干份，每个公民一份，还规定所有斯巴达人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对国家大事进行表决。但贵族们在国家中仍占主导地位。
　　 公元前621年，执政官德拉古受命立法，将雅典现存的法律成文法。（由自然法写成固定的文字）这就意味着人们对贵族任意解释法律的行为已产生不满，因而要求公布成文法。但德拉古并未能缓解雅典社会矛盾，反而成为引发各种问题的导火线。
　　 到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内部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因土地占有不均引起贫富对立，加之雅典对外战争失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出身贵族但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声望的梭伦，被推荐为拥有全权的执政官，主持改革。
　　 公元前594年，梭伦着手解决雅典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他下令取消所有债务，将土地归还平民，并禁止任何人以人身抵押的借贷行为。他大力鼓舞发展经济，力求稳定公民的经济地位。他大力加强公民大会的地位，使其成为雅典最高权力机构。他创立了400人的议事会，还建立了陪审大会，凡公民皆可当选为陪审员，参加案件的审理。
　　 因此，梭伦的改革使雅典在通向民主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后来，到了克里斯提尼时，他的改革核心是创立新的部落制度，以500人议事会进一步分割贵族势力，保证平民充分行使政治权利，加强公民大会的地位，将各种主要官员置于它的监督之下。通过陶片放逐法，将国家安危摆在首要位置，他的目的是使全体公民都有权直接参于国家管理，实行直接民主制。
　　 由此可见，古希腊在建立国家制度的过程中，处处强调的是个人的利益，并逐步使每个人参政，成为国家的主人。不像中国是把个人当作统治的对象，逐渐削弱个人权利，以至成为训服工具。个人只能服从国家，服从集体。
　　 后来西方形成的国家，尽管也有国王，但权力有限。国王把领土分给公爵，然后按契约规定，公爵应当对国王尽义务；公爵又把自己的领土分给候爵，侯爵按规定对公爵尽义务；侯爵又对伯爵，伯爵对子爵，依次规定义务。他们所得的好处和所尽的义务，都是用契约的形式规定下来的。这里的每一级，都是在契约上的平等关系，并不直接指挥。“我是你的封臣，但你管不了我的封臣”。（中国是皇帝直管到县官）各级权力都受到一定的制约，在一定意义上阻碍了集权与专制的形成。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他们形成了一套先进的市场契约规则，形成了有利于人民的近代民主制度（法律就是契约的一种）。经过黑暗时期的过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经过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大革命运动，美国的独立战争等，一种现代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完全形成。
　　 在西方，法律是和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法律是和民主配套的，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根子就是商本文化中的契约制度。
　　 在中国，最大的财产是土地，但是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产生过土地私有制。尧舜禹三代时是土地王有制，夏商周三朝时是土地国有制，秦到清朝农民的土地是官说征用就征用，无代价，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真正的私产，就不会为保护私产而要求法律保护。所以，在中国没有产生真正的法的观念。法家的法，只是要老百姓遵守的刑律。同时由于农本文化的形成是以氏族固定聚居，又在整体观支配下，重集体，轻个体，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这个集体又是由血缘关系结成的家族，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是相通的，因此建立在这种家庭和血缘关系上的政治体制必然是君主制的宗法政体。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家庭亦是一个小国家。在家庭中，由一家之长支配一切，在国家中，则由一国之长（皇帝）支配一切。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产生像西方那样的调节人际关系的契约。在中国，皇帝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就是法。
　　 在中国也有法，但中国的法与西方法律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从法学理论上看，法律是针对社会上的人进行约束的。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衣、食、住、行、性和求知欲望，这是人应有的权利。但人也有其恶的一面。由于任性、懒惰、嫉妒，极易产生暴力、诈骗和谎言。特别是人类社会到有了国家的时候，人性恶最容易借政治的权力，使为官者保地位而施暴力；为商者，为保全金钱利益而诈骗；为文者，为保名望而说慌。
　　 暴力、诈骗、慌言，可使政治、经济、文化崩溃，使人与人互相毁灭。怎么办？西方采取的方法是：把人性看作“性本恶”，用法律作为堤岸，使“恶”只能在堤内流动。也就是用法律来管住恶，不是去消灭恶。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就是从人性入手提出“三权分立”的。他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通过集中的权力分散，以权力来约束权力，使各种权力相互制约，形成权力均衡的局面。因为人的权力欲不像财产、性等欲望波及的范围有限，权力欲的恶性膨胀则波及全社会。所以政治的根本任务就是对权力加以限制。
　　 孟德斯鸠还指出：限制权力不能寄希望于人性的改善，道德的培养，只能诉诸于制度。没有健全的政治制度，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专制。
　　 而中国是把人性看作“性本善”，认为皇帝和各级当官的人都是长辈，是最善良的人（圣王和圣贤），他们说的话就是真理，社会不需要法治，而是主张教化，德治、人治。
　　 西方社会是强调个人独立，人人平等，每个人直接面对社会，面对法律，所以比较容易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构建人人适用的法律体系。中国社会则是家长制，其结构是一个有着远近、亲疏、长幼、尊卑之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法律必然带人治的特征。
　　 第二，从法律的基本思想看，西方法律立足于肯定权利，中国法律则主要是确认义务。
　　 西方人早在古希腊的斯多噶学派，便已萌发“天赋人权”的观念。到罗马帝国时，西塞罗更把它发扬光大。到近代，英国的密尔和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美国的杰弗逊等，都以肯定和提倡人的权利著称于世，1775年诞生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诞生的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都明确主张人的权利与生俱来，政府负有保障的责任。所以西方法律的制订是以肯定和保障人的这种权力为出发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