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午偷闲读了2012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其中一篇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一文吸引了我。作者刘泽华，为南开大学教授。该杂志的文章精品很多，读了10多年受益匪浅。
　　 在中国学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道”与“王”是二分的，在儒家看来“道”掌握在孔子手里，因此，孔子是最高的思想权威。这种看法从孔子在世时就逐渐兴起。荀子提出“道高于君”，孔子则是道的化身，自然高于君主。这当然是儒家一家之言，但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
　　 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多元的，在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里孔子的地位完全是另一种境况，在道家和佛学中，孔子的地位是很尴尬的。把孔子推到世界思想的顶端，恐怕只能引起人们的笑谈。因为一个槽栓不下2头叫驴，明眼人是很清楚的。
　　 尽管帝王们给孔子加上“至圣先师”“文宣王”等等尊号，但还有一个更大的观念在旁边，这就是帝王冠上的“天王圣明”、“圣王”。“圣王”是高于一般的圣和王的，“天王圣明”应该说把最高权力与思想权威统一在一起。
　　 自秦始皇之后，帝王们地位、行为、话语、事业、衣食住行都以“圣”为旗号。由于思想家们多依赖于王权，认同王权，把圣的理想寄希望于王，所以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把圣与王分开，更多的是把圣交给了王，特别是当朝的王。其实孔子也是个官迷，一生也在宦海中沉浮，只不过不得志而已。他本人有点以王自居的意味，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儒家的弟子们很多都认为大儒与帝王之路是相通的。尊孔子为“素王”，大家也算过过官瘾。不少名儒的外圣内王、修齐治平显然是由圣而追求“王”。总之，儒家的观念中“王”比“圣”更高一层。
　　 帝王对圣的占有，是对理性占有的一种表现，也是权力支配的证明。在中国古代，理性虽然比神性有更突出的地位和展开的空间，然而，在君主面前，多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进而沦为王权的辩护词。这里把传统思想文化特点概括一下：理性夹杂神性而高于神性，权力挟裹理性又支配理性，神性与理性总体上都是帝王的婢女，受王的支配。
　　 天王圣明是最高思想权威，君王为天之子，受命于天，代天施政，君是天选定的“民主”。天是泛宗教性的崇拜对象，而天子则是这个泛宗教的教主，其他宗教基本都出于王权之下，或受王权支配，其中包括孔教。在传统思想中“奉天承运”是个大命题。
　　 唐以后帝王的尊号、谥号一开头，大多是什么“统天”、“法天”、“仪天”、“应天”、“感天”、“体天”之类的词，都是表示帝王同天有着特殊的关系，是天命的表现。隋文帝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天下。”韩愈说：“天王圣明，罪臣当死”。就潜移默化而言，只要在习惯和无意中接受了这些观念，帝王就是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同时也成为自身社会定位的依据。将宗教意识、宗法意识与政治意识交织在一起，将神性与理性交织在一起，是传统文化中历久不衰的支配范式。
　　 董仲舒认为王道一体，韩愈、柳宗元写过不少表奏，其中有说不尽的歌功颂德的妙文，如“神化”、“神功”、“感天动地”“顺时御极”等，总之，神化、自然化、皇化是三位一体的。御用之学必然是受帝王支配的政治部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历代帝王尊孔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孔子之说是帝王的护身符。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序，其功参与天地。”当然，朱元璋对孔子的东西也不是照单全收，对《孟子》一书进行删节，因为孟子的民本思想等不太利于自己的统治，他一度还要把孟子从孔庙中驱逐出去。
　　 儒家、孔子得到独尊的地位，是由帝王确定的，魏晋南北朝佛、道的兴起就冲击了儒术，使其趋向衰落。唐朝除提倡儒之外，还提倡佛、道，儒家就被挤到一边。说明儒家的竞争力并不是绝对能占上风。
　　 另外，中国的思想是多元的，在多元中各自有自己的祖师或圣人，但这种圣人只在自己的派别内被视为权威，超出派别则可能是另一种地位，比如儒家视孔子为圣人，但在庄子学派那里则视为祸首。在一部分法家看来，儒家也是属虱子、臭虫之类的污物。
　　 此外，帝王举措可以超越经典的道，自行其是。如骆宾王讨武氏檄满篇儒家的道统，能奈武则天何？倒是武则天利用佛教中的《大云经》主张东方女王为自己张目。明嘉靖为大礼之争，引起2方争议，朝臣200余人跪于左顺门反对，激怒嘉靖，下狱者140多人，廷杖而死16人。权力高于思想“权威”的事多多，最高权力的决定就是最大的思想观念权威。
　　 中国社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家国一体，或曰“家天下”。汉人“每称天子为国家”，因此，家法与国法是没有原则区别的，在许多事情上家法与国法是混通的。中国又是一个宗法社会，尊祖敬宗、家长制是其根本法则。尊祖敬宗是维护后继者合法性的主要依据。继体之君对其开国祖宗，都视如神圣，并把祖宗的举措、言行上升为‘法”、“制”、“训”、“道”。
　　 圣谕是最高权威，到了现代，我们还有“最高指示”之说。中国的文字狱无疑是更严酷的思想权威的标识。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数不胜数，文字狱有各式各样，其基本点就是思想犯上和异端罪。文字狱对思想有着全局性的控制意义。帝王既然是圣明的，就必然成为思想观念最高的导师或最高的权威。现代这种帝王思想还是具有很大杀伤力。文革时期，最高指示，句句都是真理，文字狱就很容易构成，文革时期的“帽子”满天飞，偶尔说错一句话就可能下大狱，轻则戴高帽子被游街，57年更有被“引蛇出洞”，有数十万人中“阳谋”而被打入另册。领袖一句话，人们夜间听到了也会自发组织，莫名其妙地上街游行，呼啸而过。领袖都是一贯正确，独占正确性，势必把其他人都认为是错误的载体。那时候的2条路线的斗争，“最高”则是绝对正确的体现。因此，舆论一律，统一认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专政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现代，年龄大一些的中国人都看到了毛逝世和蒋介石逝世的资料，国民如丧考妣，还有朝鲜的金正日逝世，朝鲜的举国嚎丧，这些都是被子民山呼万岁的伟大领袖，这些帝王遗风，臣民思维与当今的公民社会的思想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大家记得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致。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林彪还说：“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显然，共产党人的祖师爷马恩列斯都已经不在话下了。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在那之后，中国媒体不断颂扬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当时有一首流行的红歌就叫做《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而吃不饱饭的中国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把红旗插变全球”了。
　　 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颠峰的1970年前后，中国人讲的是“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如果毛泽东晚上讲了什么话，人们就会连夜上街庆祝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这叫“贯彻最高最新指示不过夜”。
　　 1968月8月5日，非洲客人送给毛泽东一些芒果。毛泽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是，北京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赠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珍贵礼物大会”，再把芒果分给全国各地的工宣队，芒果不够就做芒果模型分发下去，让全国的工人都感受到毛泽东的关怀。
　　 当时，和毛泽东握过手的人回到各地以后都会在大会上介绍自己幸福的经历，并且让其他人握一握他一直没有洗过的手，也感受一下伟大领袖的温暖【1958年河南一个叫杨邦富的农民被毛主席握手后半个月不洗手，很多人都赶过来粘粘这些“仙气”，一致他的手肿了好多天】。
　　 当时，大街上几乎每个人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只有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没有这个资格。收集毛主席像章成为时尚。当时，人们对话之前先要引用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街头、单位，随处可见人们在跳“忠字舞”。……
　　 至此，“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毛的造神运动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程度超过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个人崇拜，中国陷入红色恐怖之中。
　　 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也非常经典，金正日执政时个人的专属歌颂称号达1200多条。如二十一世纪的太阳、我们行星的守护神、万民之天、哲学巨人、革命的太阳、人生的太阳、希望的太阳、响导的太阳、主体的太阳、社会主义的太阳、永远的太阳、民族的太阳、人类的太阳等。他从出生到驾崩都有“天人感应”的领袖神话。朝鲜的小学课本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金爷爷石子打卫星”的传说：“有一会金爷爷【金日成】在户外走的时候，从花坛里捡起一个石子，冲着天骂了一声，该死的美国佬，就把这个石子扔上天，一刹那间，天上闪出一道强光，一个发光物体坠落在地上燃烧了，原来是美国间谍卫星。看来领袖都是超人，用的石块比导弹还厉害。但治下的朝鲜可不怎么样，人民饿得像瘦猴，搞经济也搞不过韩国，尽管中国大量援助它，可人均收入仍低于韩国20多倍。
　　 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最喜欢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他被歌颂为“罗马尼亚人民最喜爱的儿子、现代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建筑师”。他每到一地，官方都要组织成千上万的群众进行盛大隆重的欢迎，群众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到场，即使风吹雨淋、烈日暴晒也要参加。官方则组织一批政治“啦啦队”，坐在会场的头七八排，齐奥塞斯库讲话时，每隔两三分钟他们都起来鼓掌、叫好。他每讲一次话，听众都得起立鼓掌、欢呼几十次。
　　 明明是人民的老子，却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这真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人民成了钟馗。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有句名言：“不对人感恩戴德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这是丘吉尔在二战中立下丰功伟绩失去首相宝座后出人意料的富有哲理的话。那些没有标榜自己是伟大领袖的国家，不是治理得很好嘛？国家没有天怒人怨，也没有黎民涂炭。
　　 去年，当我们坐在通往韶山旅游的大巴上，听到一些关于毛的“天人感应”的传说，如杜鹃花2次开放、上海制造的毛的铜像在运往韶山的途中，经过井冈山车突然开不动，司机向铜像三鞠躬后车又开动了等天方夜谭的现代神话等，我感到这些津津乐道的说道者好像拖着满清的大辫子的人在山呼万岁。在网络上，我常常看到一些颂圣文化的被害者仍把倒下的神像重新扶起，我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莫名悲哀。中国这种状况，社会仍需要新的思想启蒙，中国才能步入世界历史文明的快车道。
　　 说实在话，中国人的官本位太厉害了。在这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我们的领导人到基层去和老百姓在一起，媒体能把事情渲染得天花乱坠，好像领袖就不该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亲近。我们的官员与西方国家的官员相比特权很多，简直没有可比性。西方人的官是选民选出来的，很受监督，没有那么多的特权，官本位的欲望很低。如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官贵民践的陋习，在日常小事上，总统也必须遵守规则。有一天，尼克松总统到邮局寄包裹，称重后才发现忘了带钱。邮局局长告诉工作人员：“他是总统，不用付邮寄包裹费。”但那位工作人员却礼貌而毫不让步，冷静地回答：“不管他是谁，秤上说要邮资7.49元。”尼克松没有发火令人可亲，而那位工作人员更令人可敬！
　　 还有在希拉里贵为第一夫人时，有一次她在一大学演讲结束后，和几位朋友站在大厅门口大声说笑，这时，过来一个看门老头，他训斥道：“门厅内不准大声喧哗。”希拉里听罢，赶紧和几位朋友匆匆离开大厅。还有一件事够雷人。2006年4月21日，新华社播发消息说：“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的警察接到举报，有家俱乐部在搞脱衣舞表演，警察立即逮捕了这家俱乐部的有关人员。警察们意想不到的是，俱乐部的看门人竟是他们的市长！55岁的市长为该俱乐部兼做看门人快一年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家餐馆生意萧条，家庭入不敷出，靠当兼职看门人来补贴家用，并交纳自己的医疗保险。”看来，美国的官员也够清廉，难怪2006年5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有人发表杂文【打死我，我也不去美国当市长】。在国内，若真有市长开餐馆，仅出于“捧捧场”的基本礼节，门前就会车水马龙了。目前，国内还未见到有市长兼职做看门人，补贴家用的报道。
　　 美国的官员的权利的确去魅化了。如前总统约翰逊有个毛病，常无缘无故拍打别人。有一次在汽车上，他用报纸不停地拍打身边的安全侍卫。侍卫不让他拍打，他仍没停下来，侍卫恼了，一拳把总统捣了个青眼窝。那侍卫事后也并没有因此掉头坐牢。这事换在中国古代和现代，侍卫的后果不可想象的。
　　 英首相卡梅伦从华盛顿乘火车抵达纽约。和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站外的小摊上花两美元买了两只热狗，一人一个，边吃边谈。中国人看了就非常不解：火车站及周边街区怎么不戒严？城管为什么没把小商贩清理干净？太阳这么晒为什么没人给打伞？站在街上吃东西会不会影响领导形象？
　　 由此可见，有何等素质的公民，就有何等素质的领袖，有何等的政治体制，就有何等品位的公民。
　　 方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是以搞了多少发明创造，为社会作了多大贡献、给国家缴了多少税金，养活了多少公务员为标准。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在美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不一定低于奥巴马，而中国则是以当了科长、处长、厅长、部长等，吃多少国家缴来的税金为价值取向，视荣辱贵贱。我们这里家在农村的工作人员回去，一般当官的就称当了x长，尽管副的不说也无人细究，没有当官的回去一律改称当了老总、经理的，没有人愿称自己是个一般员工，似乎说这个无颜见江东父。
　　 其实，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个人崇拜有清醒认识的并不多，个人崇拜就是个人迷信、神化个人，把一个人当作神来祭祀，在国外个人崇拜（personcult）与邪教是同义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也就是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无限夸大某个人的作用，个人崇拜与个人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当出现个人崇拜，就有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中央之上，个人的民主权利，党内的民生生活、国家的民主制度，统统荡然无存。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是十字口上，国家要走上文明发展的快车道，国人，包括执政党在内，很有必要在意识形态方面扫清封建余毒，重庆的唱红歌就是一次个人崇拜复活的预演，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剧演砸了，但国人有多少人进行了深层次的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