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的学生
　　 鲁迅的学生很多，孙伏园是其中之一。但孙伏园在中学和大学先后两次受业于鲁迅，则是其不可多得的际遇。
　　 孙伏园原名福源，字养泉。他的五行中缺水，父母便取了针对性很强的名字。孙伏园不信邪，自己改名为伏园，用的笔名如伏庐、柏生、松年均不沾水的边。父母取的名字是希望他福气厚实些，他自己改名则是希望身体硬朗些。可见，少年孙伏园体质偏弱。
　　 但上天眷顾了他。孙伏园生于1894年，这一年中日甲午海战，一个乱世开始之后；卒于1966年1月，又一个乱世开始之前。七十余年人生经历了中国现当代史最为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在这个七十年里，中华民族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创痛，蚌病生珠，也涌现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千年一出的人才群。孙伏园，作为鲁迅最得意、最亲密的弟子之一，也是这个人才群中可圈可点的人物。当1966以及随后的十年，专制者磨刀霍霍，欲对前面乱世产生的文化多元和思想激进进行总清算，他及时地撒手人寰，逃过浩劫。否则，在统治者叫嚣若鲁迅生时也不会放过的文革，直爽得略带固执的孙伏园亦难免牛棚牢狱之灾。
　　 17岁的孙伏园就读于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时，校长恰好是苦恼的鲁迅。鲁迅为什么苦闷呢？因为校长也是一级官员，官员就要与其他官员和更高的官员打交道，鲁迅天不怕地不怕，怕应酬费时，怕逢迎失格，故郁闷不已。但他对新事物的热烈、对年轻人的鼓舞，却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民国元年（1911年）1月1日，孙伏园还记得这天是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午饭时分，学校传出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在南京成立，以后要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果然，午饭后，鲁迅召集全校学生开会，简单说明阴、阳历的区别，以及革命政府采取阳历的意义。末了，让同学们最开心的是，校长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示庆祝。
　　 孙伏园当时担任他所在年级的级长，与鲁迅有较多接触机会。鲁迅上课不多，但有时国文教员请假，或他兴之所至，也亲自走上讲台或批改作文，他的评语多从正面鼓励，学生们都抢着看。孙伏园写了一篇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为主题的作文，鲁迅很欣赏，在文后批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这八个字从此烙刻在孙伏园心间，成为他奋发的动力。及至后来成为“副刊大王”，他也没有丢下过那支写杂文的笔，他的杂文深得鲁迅笔法，成绩不小，但他觉得自己没能达到老师的期望。有一天，他忽忽然长喟曰：“直到现在廿五年了，我对这八个字还很惭愧。”
　　 当然，这是孙伏园的自励和在大师鲁迅面前的自谦。实际上，这八个字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早已如春醪般融入孙伏园的灵府。1918年，经鲁迅推荐，孙伏园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这是他追随鲁迅足迹的开始。此后，北京、西安、厦门、广州、上海……总是能看到这对师徒俩胁肩继踵的身影。
　　 但孙伏园因为不是考进来的，故只能作为旁听生。到北大做旁听生都不得了呵，老北大的很多旁听生其成就和影响都不在正规生之下。我来列举一个当时北大旁听生的名单，大家便会明白此言不虚：梁漱溟、毛泽东、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成舍我、瞿秋白、冯雪峰、柔石、丁玲、金克木等。
　　 孙伏园经济拮据，游学不易。李大钊便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月薪８元，刚好解决吃饭问题。1920年７月，他从北大国文系毕业，辞去图书馆书记一职，接替他的是一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
　　
　　 二、副刊大王
　　 1919年，孙伏园在北京亲历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并加入北大文学社团新潮社，主办《新潮》月刊，是他终其一生的编辑生涯的起点。同年，他主编北京《国民公报》副刊，正式成为一名报人。
　　 那时报纸还没有副刊这个名称，有时称余兴，有时叫杂俎，大多是设一两个栏目，没有形成独立的版面。1921年，茅盾与周作人在北京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新文化运动已如火如荼。孙伏园热血沸腾，他放弃在北大当讲师的机会，出任《晨报》专职编辑。10月12日，孙伏园从李大钊手里接过《晨报》第七版“文艺栏”的接力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文艺栏”改为四版单张，定名为《晨报附镌》，这个名字是孙伏园请鲁迅起的。不料写报头的书法家错写成《晨报副镌》，孙伏园觉得也不错，就用上了。1925年，徐志摩接替孙伏园，将文言气息颇浓的“副镌”改成通俗易懂的白话“副刊”。副刊由是奠定，它的缔造者牵涉到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三位名人：孙伏园、鲁迅、徐志摩。
　　 更名仅是第一步。惊世骇俗的好戏还在后头。1922年5月5日，孙伏园在《晨报附刊》推出“马克思纪念专辑”。马克思这个译名于1899年出自上海人蔡尔康的手笔。1902年，湖南人赵必振通过翻译日本作家幸德秋水撰写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最早介绍马克思学说。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观点的论文是同年12月发表在《译书汇编》第十一期上马君武撰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约五千字。最早在报纸上做马克思专辑的便非孙伏园莫属了。
　　 1922年11月7日，孙伏园又推出“俄国革命纪念专辑”。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两个专辑是两颗重磅炸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此前零散的介绍、在学者范围内的探讨转而为面向大众集结式的广泛宣传，正好与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呼应。
　　 我们看到，在新文化浪潮下，涌动着的是社会政治全方位变革的种种前兆。孙伏园在那样一个算不上“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代，毅然出手，接连出手，不能说他有多少政治预见性，只能说文化的独立能给一个时代带来多少奇异的景观。
　　 很多人说，现在的副刊死了。不仅报纸副刊版面大幅缩水，恍如祖国大地上悄悄消失的河流湖泊；即便一些名报的老牌副刊，像《人民日报》的“大地”、《文汇报》“笔会”、《解放日报》“朝花”、《新民晚报》“夜光杯”、《羊城晚报》“花地”等，副刊也早已成为这些报纸最不为人关注的部分，老爷文字、休闲文字、口号文字和白开水文字大行其道，副刊的使命与意义被消解成一具僵尸，仅供博览，聊发思古之幽情。
　　 副刊死亡乃因于这一时代文化的附庸而非独立地位、娼妓而非淑女身份，乃因于副刊编辑和作者人格的集体缺失。
　　 与现在相比，一百年前孙伏园所处的那个时代更加乱象纷呈。那时在北京做大人物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能办大学，二是要能办报馆，三是要多娶姨太太。据说，报馆有200多家，通讯社100多家，拿孙伏园的话讲，报馆比姨太太尤滥。但北洋军阀对言论箝制得很厉害。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军阀们根本不说理，邵飘萍就是这样被张作霖杀害的。因此，报纸的新闻版大同小异，只有报头和社论不一样。北京有家印刷厂承印了20余种报纸，他们印刷的秘诀是，印乙报时把甲报的报头、社论撤下，换上乙报的报头、社论，印下来就成了乙报；如是再印丙报、丁报。劳动效率倒是相当的高。各大报名报均“不谈国事”，以消闲自遣、茶余饭后为己任。
　　 孙伏园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果敢地在副刊园地里摒弃轻薄娱乐和高头讲章，用副刊的文艺性、思想性与社会性来改造报纸的传播功能，提升报纸的宣传使命，强化报纸的社会效应。在《国民公报》编副刊时，他发表鲁迅《自言自语》共七篇散文，它们是《野草》和《故事新篇》中一些精品力作的雏形。在《晨报》副刊，他帮助冰心消除新诗创作的畏怯心理，促使冰心代表作《繁星》《春水》问世；然后刊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阿Ｑ正传》。副刊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蔚然形成。
　　 1926年11月，孙伏园赴武汉主编《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他提出了四点办报方针：“批评的，进取的，为民众的，为少年的。”不久，他全文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文献对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随后他赴法国留学和在河北定县工作了几年，抗战期间，他到重庆重新主持《中央日报》副刊。1942年1月，郭沫若完成了历史剧《屈原》的写作，几经努力，孙伏园终于把它发表在“中央副刊”上。蒋介石气极败坏，斥责下属监控不力：“怎么搞的，我们自己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这不行啊！”孙伏园被撤消编辑职务，赶出报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五四运动时，中国有四大副刊成为文化和舆论界的重镇：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其中前两种皆由孙伏园主编。著名报人戈公振先生如是评价孙伏园：“以言副刊之精彩，举国无其匹也”，遂称其为“副刊大王”。
　　
　　 三、阿Ｑ的催生婆
　　 孙伏园做了《晨报》副刊的专职编辑后，寻思着要好好经营这片园地，把它做出成绩和影响来。孙伏园深知，只有有影响的作者和有影响的作品才能打造有影响的副刊。他顺理成章地找到他的老师鲁迅。1921年底，孙伏园笑嘻嘻地来向鲁迅约稿。他圆圆的脸上一团和气，开口说话轻声细语，让人无法拒绝。
　　 正好阿Ｑ这个人物形象在鲁迅的脑海中盘桓多年了，每次一有写作冲动，鲁迅觉得时机不成熟，便将它按下去；再浮上来他又按下去。如此几番数次，“阿Ｑ”这个人物已越来越鲜活、丰满，呼之欲出。他跟孙伏园说起这事，孙伏园觉得太好了，他正需要这样的作品！
　　 从1921年12月4日起，《阿Ｑ正传》在《晨报副镌》上连载。鲁迅刚开始淡看了连载的压力和孙伏园的约稿功夫。后来发觉自己上了“贼”船，“苦”不堪言。每七天必须交一篇稿，那时鲁迅工作虽然不忙，但没有稳定的住处，流民般东搭伙西搭墙，晚上睡在一间做通路的屋子里，屋子逼仄，只有一个后窗，连写字的地方都没有。
　　 孙伏园可不管那么多，他仿佛早就意识到自己承担着重大历史使命似的，每个星期按时笑嘻嘻地来到鲁迅跟前，细细地说：“先生，《阿Ｑ正传》写好了吧，明天要付排了。”鲁迅恼火地称孙伏园催稿为“周考”。孙伏园毕竟是鲁迅的学生，有时他怕不能及时拿到稿件，便动员周作人做鲁迅的工作。那时周氏兄弟情深，周作人吹下耳边风的效果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由于孙伏园杰出的事业心，他招牌式的微笑在文化界是一道让人无法忽视的风景。每当这张笑脸出现在某位名流面前，该名流心里便明白，他不得不给《晨报副镌》写稿了。思想界的李大钊、瞿秋白、马寅初、吴稚晖、蒋梦麟，文学界的鲁迅、林语堂、许地山、郑振铎、冰心、沈尹默、梁实秋、冯雪峰、庐隐等等，无不被孙伏园笑嘻嘻的圆脸套牢。但孙伏园套牢他们之后，给予的回报也是丰厚的，他处理稿件非常及时，文章见报很快，稿酬几乎与样报同时抵达。
　　 鲁迅被孙伏园那张笑脸“折磨”了两个多月后，有想把连载结束的意思。孙伏园却认定《阿Ｑ正传》还可以做长，他告诉鲁迅：“我极盼望，尽管宽心地写下去。”不巧的是，孙伏园说完这话就出差去了，由另一位编辑代理编务，鲁迅便趁机在1922年2月12日刊完最后一章“大团圆”。3月底，孙伏园风尘仆仆返回北京，才发现他心爱的“阿Ｑ”已被枪毙一个多月了。
　　 从文本上说，刚过两万字、共九章的《阿Ｑ正传》已经神完气足，该说的和不该说的、必须说的和无须说的，把握得恰到好处。鲁迅的意思很明白，他是在写一部具有完整艺术性的小说作品，不是为连载服务，所以不需要注入水分。孙伏园的意思也很清楚，《晨报副镌》要有名角名作压阵，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千载难逢，能尽量留住、延续就是胜利。
　　 他们都是对的。孙伏园为中国文学史催生了最具国民性、最具本土风味和悲剧意识的人物形象——阿Ｑ。鲁迅违逆报人意志，强行结束小说，则可以说得上是一次文学对市场的说“不”；再联想起后来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说“不”。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师便栩栩然如生。比起时下中国作家们顽固得有些变态的“诺贝尔情结”，比起为了稿费版税动辄挥洒五六十万字仍意味未尽的先锋作家们来说，我们不得不开口说出那四个无奈的字：“今不如昔。”
　　
　　 四、一记耳光抽出《语丝》
　　 一年后，孙伏园在《晨报》上再次因为刊发鲁迅的作品而轰动一时。这一次，他竟然打人了！
　　 起因还要上溯到诗人徐志摩，他追逐林徽因惹得红尘滚滚，为世所侧目。1924年5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大局已定，正在筹办双双赴美留学事宜，无异于将火一般炽热的徐志摩扔到冰窟里。他情动于衷，发之于诗，这就是《去吧》：
　　 “去吧，人间，去吧！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吧，人间，去吧！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吧，青年，去吧！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吧，青年，去吧！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