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如果谁家里有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谁手里戴有一块上海牌的手表，那可是一件相当牛的事情。还有那上海饼干，上海奶糖等等，这样东西如果和上海沾边，那无异于是一件很高档的产品。八十年代初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上海滩》曾红遍大江南北，上海，是个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地方，因为，这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方之一，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这里曾经刀光剑影，这是曾让人纸醉金迷，这里曾让人醉生梦死，这里也曾让人经飞黄腾达，让人爱也让人很，实在是纠结的很。
　　 一
　　 八十年代末，我高中毕业，为了生存的需要，我跟我小姐夫一起，来到上海打工。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我是啥个鸟样，总之，在上海人的嘴里，他们会鄙夷的看我们一眼，嘴里冒出来一句话：“乡下宁。”
　　 上海不是我们外乡人的天堂，在五角广场，我们给空军的招待所造配套的附属设施。我们住的是黄砖搭起来的房子，只有一面是靠墙的，另外三面都是镂空的，用石棉瓦当瓦。冬天，北风呼呼的往里面挂，夏天，蚊子苍蝇肆虐。每天的活不外乎拌水泥，拉石子，搬砖头之类的粗重杂活，那时的物价还比较低，每天大概能挣到十一、二元钱。
　　 每天干的是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搭脚手架，拉翻斗车，还要挨老板的骂，每次干活的时候，实在累得不行的话，也会偷懒一会，那时最怕听到的是老板郭祖梁的摩托车的声音，因为他一来的话，你就得更卖力的干活，如果他看你不顺眼，可以随便训斥你，或者给你安排个更累的活。在食堂是吃的菜是不太放调料的，和猪食差不多，但那也得吃。最高兴的是下雨天，这时工地上或许会放上一天半天的假，我们可以到附近的五角广场玩玩，看看外面的风景。
　　 工地上堆了很多卖不出去的可乐，上海真是个富得流油的地方，成箱的可乐堆在外面，任凭风吹雨打。工地上胆子小的人会随手拿一瓶吃吃，胆子大的成箱的往宿舍里搬。因为就堆在食堂的旁边，有一次下雨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做了“小偷”，胆战心惊地顺手拿了一瓶，放在了工具包里，那么大的雨，估计谁也不会来关心这么一瓶可乐的。等到没人的时候，我把可乐盖子撬开了，倒到了杯子里，暗红色的可乐冒着白泡，我好想闻到了一股香味，拿起杯子，大大的喝了一口，这可乐真甜啊，甜得一直都到心里去了，这可乐真香啊，我又把剩下了可乐喝了下去，这感觉，像是吞下了一粒仙丹，身上陡然长了一股劲，这辈子，俺估计也难忘那可乐的滋味
　　 五角广场有新疆人开的羊肉串摊位，经常发生强买强卖的事情，我也曾经被勒索过。有时我在他们那里走过，有个个子很高的新疆人，突然把手摁在我的肩膀上，问我买不买羊肉串，我用力的把手一挥，说了句：“买什么羊肉串！”他看我长得人高马大的，也就不再来纠缠我了。
　　 有一次，我和剑桥、建波（我小姐夫）、国平、佰苗、建飞、佰伟几个人一起去五角广场买砖刀，买到砖刀后，刚好路过新疆人开的羊肉串摊位，国平贪吃，说要买几串羊肉串尝尝，等买好两串的时候，新疆人非得给他八串，还要他付八串的钱，国平和佰伟和他们争了起来，他们用割羊肉的刀，划伤了国平的手，血留了出来，国平哭着喊了起来：“流血了！新疆人杀人啦!”，我们刚好听到了，于是都涌了过去，和他们争论了起来，建波和最高的一个新疆人互相瞪着眼，建桥拿起了砖刀，顺手劈了过去，佰苗拿起来凳子，新疆人也不是吃素的，抄起凳子往剑桥身上砸，那一场混战，真是打得天昏地暗，诸暨人从来都有“戆头”的称呼，不是怕死的种，新疆人更也是一根筋，还好联防队赶到，把建桥，建波都扑倒了，抓了进去。还好佰苗和我逃了出来，给老板郭祖梁打了电话，郭祖梁连夜出发，调动他在上海的关系，把他们保了出来。
　　 有一次在挖土的时候，挖到了很多印刷很精美的宣传图片，很多都是毛泽东和林彪在各个时期的合影照片，还有他们一起接见群众和解放军的照片，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几乎能看清身上的汗毛。那照片在地上应该已经埋藏了20来年了，但是却没有丝毫退色，可以想见，印刷这些图片的时候，质量的如何的考究，也可以想见，在埋藏这些图片的时候，他们是如此的慌张和惊秫，胆颤与心惊。“9.13”一声巨响，1971年，那时我刚好出生，空军的林彪的势力范围，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他从鼎盛走向毁灭。这里也曾经刀光剑影，这里也曾经血雨腥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是如此的吊诡和无情，现实是如此的残酷与血腥。
　　 在五角广场的对面，是同济大学，我们学勉中学也有校友在这里读书，隔着马路往学校的大门看，同济大学四个金色大字，显得如此的肃穆威严，又是那么的金碧辉煌，那里几乎就是我的天堂，我常常梦想着，如果我不用打工，能在里面读书的话，那该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
　　 二
　　 九十年代末，我们全家跟随一个亲戚，来到闵行区的“国贸市场”，这是相隔八年我第二次在上海居住。八年前，我是一个被上海人鄙视的“乡下宁”一个小瘪三，那时的我拼命的想学会几句上海话，想穿的像个城市人，但是，无论我怎么伪装，人家一看便知是个穷光蛋。八年后，我成了一个国企职工，这不是靠我的努力获得的，是靠亲戚们的帮忙获得的。
　　 我娘刚开始在市场的外围租了一个临时摊位，做食品生意，卖一些饮料，包子，香烟之类的东西，因为这里是上海到安徽的临时停靠点，所以坐车的人很多，有专门拉客的人，也有很多小偷，真可谓是鱼龙混杂。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大概凌晨三、四点钟，我和我娘就起床了，我娘先把煤饼给发起来，准备炖茶叶蛋，炖开水，热馒头，我则去对面的农贸市场里拿包子、馒头。等东西炖了一个小时，早起的人也陆续的来了，有的急着赶回家，有的去上班，我买饮料，方便面之类的东西，我娘一般买茶叶蛋，包子，这些东西一般利润都还可以，如果做700元钱的生意的话，能挣两、三百多元钱。这些生意在现在的很多人看来，是不入流的，几乎和要饭没啥区别，但是对于在农村出生的我来说，那可是“发大财的事”，一天挣两百多元钱，那是多大的一笔横财啊！
　　 店面的门口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专门拉客的一帮人，都养着很长的头发，长得流里流气的，如果谁不坐他们的车，他们就围着那个人，把他痛打一顿，他们每天在我们店面口晃悠，我有时真想打“110”，恨不得把他们全抓起来，现在想来，他们也只是和我们一样，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而已，这个世界，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有一次，看到一个很落魄的男人，长得瘦瘦高高的，站在我们店门口徘徊了很久，很犹豫的样子，终于，他开口说话了，他说：“我身上没钱了，我能把我的裤子换几个馒头吃吃吗?”我娘害怕碰到坏人，诈骗的人，连忙说，我们这里不需要裤子，你到另外地方去换吧，其实他这条裤子谁会要啊，只是想要点吃的而已，他已经和乞丐相差无异了！只是拉不下这个脸面。我把这个事情和我的同事说了，我的同事露出一脸的鄙夷，他说：“你们这是为富不仁啊！”其实我们那算得上什么富人，但是想想确实也少点爱心和仁德。
　　 第二年，我们在国贸市场里买了一个店面，面积大概有10平米，店面门口还可以放很多东西，这样大的地方做生意已经够大的了。那时我的女儿方怡婷刚出生，我小姐他们也在对面的临时摊位做生意，也帮忙照看一下我的女儿。国贸市场里鱼龙混杂，今天这个店里被偷了钱和货物，明天顾客和老板发生了争吵打架，搞得提心吊胆的。婷婷从小就是很懂事，从不到处乱跑，总是呆在自己摊位里。她还会帮我们做生意，当有人买服装需要试一下的时候，她总是认真积极的穿给人家看，顾客看了她穿那么漂亮，也往往会买下。劳累了一天的时候，她会帮你按摩，还会跳一个舞给你看，那舞蹈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舞蹈，她仿佛就是天上下凡的精灵，这时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从1997年到2002年，我们在上海做了五年生意，每天早出晚归，从六点开始，到晚上六、七点，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从来没有休息天，当数着每天的营业额的时候，那是一种最大的快乐。这五年，大概挣了有四、五十万元钱，也不算个小数目，这点钱在诸暨最好的地段，可以买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
　　 如果把诸暨比作一口井的话，那上海无疑是一条河。在上海的几年，增长了我的阅历和见识，我没有许文强的英雄与豪气，也没有能力建功立业。俺只是想喝几瓶可乐，买几个茶叶蛋而已，“三十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俺只有那么点理想和追求。“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去不复”，上海，纠结着我的爱与恨，汗与泪，情与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