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凌晨六点，闹钟响了。很猛烈，很尖锐。必须爬起来了。是的，必须。毕飞宇笔下“玉秀”清亮的眸子、温润多情的心性、坎坷的命运将昨晚的夜推向深处，再深处。身体与意识在今天凌晨便因倦怠慵懒而显得迷离，又迷离。但，必须爬起来。是的，必须。
　　 上周五，母亲住进医院。一整天的检查后，决定今天手术。医生告诫：病人家属须在七点半前到达医院，协助完成术前准备。闹钟定于六点，既因有医生七点半前到的规定，也取其吉祥的意义。六者，顺也。六点钟响，万事皆顺；六点起床，母亲的手术肯定顺遂，顺趟。
　　 母亲的眼睛高度近视，有严重的白内障，眼底也有问题。以前，看到母亲看电视坐到电视屏幕前，看报纸几乎贴到眼镜片，觉得也就是近视而已，没什么大不了。近一年，母亲的眼睛发展到其中一只只有光感的严重程度，看着母亲走生路试探的脚步，时不时前伸找寻父亲的手臂，才明白：母亲的眼睛已经病得很厉害了。
　　 在静寂的街道行走，每一步都将细微的光亮嵌入街面。渐渐地，人由轮廓而至生动，车由散行而至集聚，暗暗的都市慢慢明亮起来，充满朝气与活力。从昏暗走进光明，不仅是时间演进的必然，更是内心深处的祈愿与企盼。
　　
　　 二
　　 七点二十，到达病房。出乎意料，凌晨的病房很热闹，每张病床前都有亲属或站或坐，把本就狭窄的病房挤得满满当当。走道里，白大褂的医生护士，蓝大褂的护工，急急匆匆，来来往往，比周六周日多了不知多少。
　　 母亲穿着竖条病员服，坐在病床上，左眼上方画着一红一黑两道痕印，红是护士确定手术的眼睛，黑是护士的再次强调。妹妹拧干毛巾，要给母亲擦脸，母亲抢过手来，自己小心地擦拭，却并不扩展至前额。显然，护士保护好痕印的叮嘱母亲是牢记在心的。一向颇为讲究的母亲穿着宽松的病员服，额头一红一黑两抹墨痕，晃眼一看，不禁满腹疑问：这，是母亲吗？
　　 一直记得一张黑白照片里的母亲。在那张应该是五十年代末或者六十年代初拍摄的照片里，母亲年轻，漂亮，系着长辫子，辫子又黑又粗，顺着耳际搭到胸前。眼睛晶亮晶亮，充满神采地注视着远方，眼神好像能穿透宇宙洪荒直达亘古似的。照片里的母亲美丽得不同寻常，但最美丽最不同寻常的却又是那双晶亮晶亮的眼睛。
　　 恍惚里，我幻化成那张照片里母亲的眼神，从五十多年前穿透过来，晶亮晶亮地注视着五十多年后母亲昏花的眼睛，疑惑不解：我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三
　　 七点五十，跟随医生护士到达检查室，进行术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上周五入院，周六、周日先后有两位教授级的助理医生集中主刀医生与母亲相同的七八位病友，讲解白内障手术的知识和风险。今天，主刀医生终于出面，一一检视、询问患者。主刀医生约五十岁，声音轻柔，指着母亲眼底的照片：眼睛就像相机，现在的手术是换相机的镜头，而眼底是胶卷；如果眼底问题大，晶体换了，成的相可能依然不清。我说：应该有很大的好转吧？主刀医生一边和助理商量一边对我说：近视给她留三百度，还是三百五吧，不然她不适应；有效果就好，很大是不可能的，你看看，这是正常的眼底，这是她的。
　　 母亲眼底的照片摊放在桌面，我顺着医生的手指看过去，眼底呈弯曲状，曲度很大，很薄很浅的一层，看上去很穷窘。贴在墙上的正常眼底很平缓，几无弯曲，很丰满很厚实，看上去很富足。我多多少少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又不甘心。主刀医生看了看我，不再与我多说，轻柔却坚决地命令：就这样，签字吧！同时将头扭向门边：下一个。
　　 我在病人家属栏签上父亲的名字，笔头满是痛楚：为什么现在才关注母亲的眼睛呢，早干什么去了？也满是希望：应该好的，六点钟响，万事皆顺，肯定会有改观的！
　　
　　 四
　　 检查结束，患者又全部回到病房。九点，第一位患者被护工招呼着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离病房很远，先穿过一段长长的走道，转一个九十度的向后是一段向下的缓坡，缓坡结束坐电梯上两层楼，然后又是一段长长的走道。我悄悄跟在护工的身后，想侦察到手术室的位置。但跟到最后那段走道时，护工却背对着我挥挥手：不能再前了，回去。
　　 走回病房，一家人正陪着母亲说话：父亲戏谑母亲额头一红一黑的墨痕，妹妹问母亲要不要再添件衣服。我无话可说，一会儿在病房看看母亲，一会儿到连着手术室的走道侦察。每每见走道那端护工推回一位手术结束的患者，便殷勤地跑上前去：下一个，是不是20床？开始，护工要理不理地看看手推椅上的名单：不是。后来，护工烦了，对我翻翻白眼，口都不开。
　　 从父母的相册里看到，母亲也曾不戴眼镜。但母亲不戴眼镜的模样除相册照片上的固定影像外，记忆里竟然找不着一丝痕迹。记忆里的母亲一直戴着眼镜，镜片由薄到厚，再到瓶底的模样。我相信，母亲最初戴上眼镜时，肯定是清秀文雅的，薄薄的镜片遮不住她晶亮晶亮的眼神；最初的镜片，不但没有影响到母亲的视力，反而使她的眼睛更加秀丽，更具魅力。我相信，我，我们几兄弟姊妹便是在她透过又薄又轻镜片晶亮晶亮而又知性雅致的眼神注视下长大成人的。
　　 十点二十五，又远远地看到护工从手术室的走道推出一位做完手术的患者，我依然跑上前去：下一个，是不是20床？护工出乎意料地对我咧嘴一笑：就是啦。我突然有些激动，跑回母亲的病房：该妈妈了！
　　
　　 五
　　 母亲被护工推走，我们一家人跟着过去，刚到第一段走道口，护工转身对我们挥挥手：行了，就到这里。
　　 白内障手术是一项成熟的技术，白内障摘出是一个小手术，据说只需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完。主刀医生是医院里的权威之一，二级专家，教授，手术肯定没什么问题。但我却还是忐忑难安，在第一段长长的走道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
　　 快退休时，母亲的眼睛便开始出现玻璃体混浊的症状。在僻远的小镇上，除配备度数更高的眼镜外别无他法。于是，母亲的眼镜逐渐加厚，一千，一千二，一千五，一千八，终成瓶底。医生反复告诫母亲：高度近视，少用眼，多休息。但退休不久，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的子女全都集中到父母身边由父母管理着读书，研究“孙”，母亲的眼睛又开始劳累：看课本，看作业，看家校联系书，看中考高考信息……十年，弹指一挥，四个小孩长成大人：侄女儿子大学毕业，侄儿大二，外侄高三，而母亲的眼睛却慢慢恶化至目前的样子。
　　 终于，十一点二十六分，走道那端推椅出现。母亲坐在推椅上，一只眼睛遮着纱布，缓缓而来。我想迎上前去，脚却没迈。远远地，母亲从推椅上站起，身着合身薄棉衣，戴着镜片又薄又轻的眼镜，眼睛晶亮晶亮地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