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最诱人的东西是什么？不是名利，而是权力！在这个世上，有权力便可拥有一切。这也就是历来人们均迷恋权力的缘故。
　　 权力好比是毒品，人一旦沾身便欲罢不能，越陷越深。而世上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一个品性恶劣的人偏偏掌握了至高权力。于是人类的灾难便开始了。
　　 在封建社会，王权至高无上，由此而产生了崇拜权力意志。先秦法家制定了“法”、“术”、“势”的权力结构。“法”是给予君主的绝对权力，如果君主是一个圣明者，就能较好地运用权力，但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君主是一种滥用权力，权力意志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欲。韩非以“术”、“势”帮助君主“潜御”下属的权术，实质上是以应变手段去维护最高权力统治。这当然不是“法治”，而是君主权力统治。
　　 权力意志必形成权力欲，争夺最高权位一向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规律。李世民为了夺取王位可以背德而弑兄，有的甚至可以弑父，有的则利用农民战争而达到目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权力政治与权力欲望是互为因果的。整个封建时代，从皇帝到属吏，都是层层使用权力，形成剥削关系，残酷地榨取人民的血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权力欲也自然造成“官为本位”的政治机制。在封建时代，追求“科举”而攀登官场进入仕途成为知识阶层追求的目标，一旦功名得手，进入官场，权力便很容易腐化这些人。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代表是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他从事武装起义时，对腐败的政权曾作过尖锐的批判，他号召群众起义，共诛清妖，提出了政治、经济和男女平等理想，从而使农民起义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然而，当他一旦获得了最高权力时，“王权”就成为他不可动摇的意志了，于是他开始重步昔日帝王之路，试图营造以洪氏家族为中心的家天下，自封“天王”，把他的小儿子封为“幼天王”。他完全忘记了曾经一起起义的兄弟们，只一味地贪图权贵，享受荣华。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失败。
　　 古代的帝王拥有一切权力，而在所有权力之中，无疑以生杀之权为最。因为人的生命始终是第一位的，谁掌握了生杀之权，就意味着天下人将匍伏于他的脚下。有一个故事，说一位觊觎王位的臣子向他的君主建议，请君主让出生杀之权由他代之，因为生杀惩罚必会引来人们的怨怼，他愿意替君主承担罪责而使君主永享人们的赞誉。那个糊涂的君主听了竟乐不可支，便交出了生杀之权。于是人们变得不再惧怕君主，都臣服于那臣子脚下，那臣子的权势就越来越大，最后便取君主而代之。由此观之，强之为强，不在名多大，位多高，而在于拥有权力，权力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强大的程度。
　　 为了打破封建权力意志，近代人提出了“自由意志”，以民权代替君权，康有为的《实现公法全书》、严复的《天演论》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都从不同角度阐述“民权”的意义。孙中山说：“几千年的专制政体，都是无能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隶。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就做过了几千年的奴隶。”因此他建议让有能者参加政治管理，而“主权在民”。伴随着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要求，人们解放思想，高扬自由意志，逐步扬弃了封建式的人生观，人权意识觉醒，于是社会迈入了法治时代。
　　 然而尽管我们已走向法治社会，没有人再可以专制独裁，一切均交由法律裁决，但权力的力量之大依然对人充满诱惑，权力导致的腐败现象亦仍普遍存在。这都是权力不平等不平衡所致。因而在一个权力失等失衡的社会里，是无法真正实现民主与法治的。虽然表面上看来生杀之权已不复存在，然则在看似文明的法律下，又有多少含屈的冤魂在哀哀求告？又有多少贫贱百姓欲诉无门？又有多少的不义之人逃脱法网？
　　 现在官场上出现一种“裸官”现象。有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贪污的财富转移到国外，然后又把家人全送往国外，唯剩自己在国内继续搜刮，一旦有风吹草动，便可逃之夭夭，到国外风流潇洒去了，而法律却制裁不了他们。
　　 权力除了掌握生杀予夺外，还体现在对人的控制上。只是现代的权力对人的控制在形式上与古代有所区别。
　　 权力对人的控制主要表现在规训与惩罚上。从古代到近代，肉体一直是刑罚惩罚的主要对象，为此掌权之人便发明了各种使人痛苦的方法。如骇人听闻的“五马分尸”，最典型的案例便是1757年3月2日，因谋杀国王而被判死刑的达米安所施行的刑罚。人的身体不是那么容易被拉开的，马的力量只能使关节脱臼，所以执行吏只能用刀把达米安的四肢切下，切下最后一只胳膊的时候，他才停止了喊叫。在这种惩罚中，肉体不过是权力的载体，是显示权力的符号。
　　 到了近代，随着人道主义的兴起，对于肉体的惩罚逐渐消失，而代之以替代性惩罚，如劳役、关押等。这表明权力放松了对于肉体的控制，然而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这并不见得更加人道，现代刑罚制度在人道的名义下实际上加紧了对于人的灵魂的控制。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肉体虽然被解放了，但却被投入了灵魂的监狱中，因为人的灵魂是按照权力的规则塑造起来的。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将监狱与工厂作了对比。他认为监狱其实是一个小社会。在监狱里，犯人受到严密监视，这种监视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同时又是秘密的，犯人大部分情况下并不知道监视者在何处。不仅有专门的监视者，而且人们还发明了犯人间相互监视的方法和规则，那些监视同伴有功的犯人可以得到奖赏。所以，这些监视是与一系列规则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规则规定了犯人的行为规范甚至心理规范。由此在犯人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等级，不同的等级之间相互监视，得到奖励的人上升到更高的级别。而在工厂中也存在着与监狱类似的制度与规则。
　　 规训与纪律其实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孪生兄弟。在现代文明惩罚观念的名义下，对于犯人的规训逐渐由犯人延展到普通人，监狱的种种规则被逐渐延伸到社会中，对于犯人的规训也就演变成了社会中的各种纪律。这些纪律就实质而言与监狱的规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显得文明一些罢了。
　　 规训的规则延伸到学校，就变成了教育。在学校里，学生们必须遵守各种行为规范，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而遵守规范的人则受到嘉奖，得到晋升或获得荣誉。教育的一般原则和目的是使被教育者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什么是正常的人？就是思想行为都与这个世俗趋于一致的人。这与监狱里的教育目的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学校里是以看似文明的手段进行的，而监狱则是强制的手段完成的。
　　 整个社会仿佛就是一座披着文明面纱的大监狱，因为它的组织规则与监狱是一样的。监狱的特征是隔离，社会同样被分割成许多单位，如医院、学校、工厂、街道、教养院、精神病院等，以便于监视和管理。监狱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社会亦然，社会由各级组织机构构成，每个级别的组织权力有大有小，但它们的功能和意义都是一样的，都是监视辖区内人的行为甚至思想。
　　 一个规训的社会就这样形成。于是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的全部领域，控制着一切。现代权力的文明和高明之处，在于这种监视已经变成了非强制的、自动的监视，通过层层机构把由权力确定的规范标准灌输给每个人，从而把每个人规训成一个驯服的人——从肉体到灵魂。
　　 福柯的看法似乎过激了一些，但未尝没有道理。监狱与社会的确有相似之处，监狱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权力也的确已渗入到人们的灵魂中。它在任何地方都要确立正常或非正常的标准，要人们去遵守。肉体的控制是可见的，而灵魂的控制却不易于察觉。因此，后一种控制更加可怕，当人的灵魂合乎了“正常的”标准以后，人们便再也意识不到这个所谓“正常”的非法性了，这个人也就成为一个思想的奴隶。然而能够使灵魂免于奴役的人又有几个？大多数平庸的人最终必会被种种权力规训成这种“正常人”，少数拥有独立思想与个人灵魂的人，则可能为世所不容，被视为“异端”而遭人恻目，这些人最终依然逃脱不了被同化的命运，而当所有的人的灵魂都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种动物是不是还可以称之为人。
　　 权力不但腐蚀扭曲着自己的人性与灵性，同时也在歪曲扼杀着他人的人性与灵性。现代文明依然无法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似乎只有建立一个平权均权的社会才能让人类免于这种被奴役的命运，然而这样的社会又会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