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翻开一本老日历老相册老书本，破旧、泛白、发黄，失去了原本的模样和色彩。——这就是我们的童年，我们没有“六一”的童年，没有“六一”晚会的童年。
　　 我们的家长能把“二十四节气歌”倒背如流，但对劳动节、青年节这一类的节日没有……，没有什么呢？概念、印象、感觉、兴趣，好像拿这些词来描述他们都显得不够准确。干脆说，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啥是劳动节、青年节、以及儿童节这一类节日。
　　 孩子在大人们的眼里就像散养的鸡鸭鹅，早晨起来打开圈门，撒把食喂过后随便往哪跑去。人人都在忙着拼了命的挣工分，哪有闲心闲空管小孩的事呢！
　　 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我开始像离巢的雏燕飞出家门口。我去村子里找伙伴们玩耍。村子不大，零零散散大约七八户人家，跟我同龄的小伙伴差不多五六个。
　　 没有人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危险。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人贩子，没有精神病，更没有杀人狂。我和同伴们随处乱跑，玩水、玩泥巴，满世界里摘野果、捉蜻蜓、掏鸟蛋……
　　 除了玩水，玩泥巴成了我们第二大乐趣。那时候玩泥巴，不像如今的孩子们，可以坐在幼儿园明亮的教室里，充满着奇妙怪异的幻想，用五彩橡皮泥捏蝙蝠侠、捏奥特曼，捏高楼大厦。我们玩泥巴，没有参照物，除了偶尔捏个小猫、小狗或蜂箱之类，大都在玩一种类似比赛又像赌博的我们称之为“摔娃娃”的游戏。
　　 从潮湿的地方随便抠一坨半湿半干带有粘性的黄泥，或者黑乌泥，甩在地上使劲地揉，再把泥块捏成碗一样的形状，而后托在手中，而后使劲朝地上摔下去。“嘭”的一声响，“碗底”上崩出一个口子来。响声越大，崩出的口子越大。如若听到“噗”的一声，那肯定是死翘翘。听到“噗”的响声，一般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要么“碗底”上没有口子，要么口子小得跟扣眼样。口子崩的越大赢得泥巴就越多。这样三下五去二，口子老是崩得小的那个人手中的泥巴很快就会输光了。泥巴不能吃，又不能当钱花，但赢的是技巧，是本领，是心情。小孩子逞强，谁的好胜心都不能轻易受挫的。正是这“摔娃娃”的游戏，成了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拼搏人生的最早启蒙。
　　 玩泥巴没有永远的厌倦，却有暂时的疲劳。不想玩了，就一起去摘野果。
　　 野果并不好摘。我的老家不是山区，也不属丘陵。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只有沟沿湖畔、荒坡野地以及乱葬岗的杂草荆棘里长一些酸不溜、野草莓、蓬蓬果、小枣子之类的野果子。因为不能垂手而得，所以偶尔的发现便会沾沾自喜，欢欣若狂。不过常常也有大喜过望的时候，那是我们找到了成熟的紫里透红的桑葚，或是发现一棵枝头挂满果实的棠栗树。
　　 能找到任何一种可以往肚子里填的东西，是我们童年时代最大的奢望。连毛毛草、甜枝牙根子、栽刺杆子这些是是而非的所谓食物，我们都没放过。
　　 待到年龄稍大些时，我们“觅食”的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荒郊野地了。任何人家院子里的的桃子、杏子都成了我们觊觎的对象，所有菜园子里的黄瓜、茄子都成了我们惦记的美味。能要的赖着脸要，要不到的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三要不如一偷，老祖宗说过。这话是我们长大后知晓的，像猴子天生爱偷桃，家猫爱偷鱼一样。不需要谁个启发，纯属天性。
　　 雨天里穿着靴子去偷梨，人刚爬到树上。梨树的主人往后院撒泡尿，意外发现树根下放着一双靴子，顺手拎回去，嘴里叨叨着，咋把鞋子乱扔？以为是自家的。偷梨的人贴在上面的枝丫里，我们躲在下面的秫秫棵子里，任是没一个人敢吭声。气得偷梨的小伙伴太慌张，下树时裤裆被拉开个大窟窿，差点儿把蛋皮擦破了。
　　 还有比这更悲惨的。有一次，耐不住性子的伙伴们，天没黑就摸进人家的菜园里，一个瓜妞子没到手，却被躲在黑影了的主人发现了。一伙人四散逃串，侥幸逃脱。但其中一个笨蛋，慌不择路，“扑通”掉到了生产队的粪池里，爬上来后，顶了一头牛屎、猪粪、稻草沫，还被人家“揪”到家里见了父母。免不了又挨一顿臭骂。
　　 靴子丢了，偷梨的小伙伴回家后，被他妈那只母老虎恨恨地捶了一顿。几天后，小伙伴趁那户家人下地干活的功夫，从鸡圈里重新拿回了靴子，顺便把鸡窝里的鸡蛋揣跑了三个。
　　 我们在野地里生火烤鸡蛋，就一次吃上了瘾。后来，那个“笨蛋”在我们的纵勇下，频繁光顾那户人家的鸡窝，气得人家以为鸡窝里进了黄鼠狼，只好把家里的小黄狗拴在鸡圈门口。
　　 不过，时间一长，我们的这些勾当还是被人发现了。渐渐地，我们成了庄子上家喻户晓的坏孩子。
　　 “天灵灵，地灵灵，我家瓜上附着白狐神。白狐仙，白狐神，能显灵来快显灵。谁要偷了我的瓜，早晨死孩子，晚上死大人……”不时有恶毒的咒骂声从村子里传出来，老李家的瞎婆子站在村口，跺脚、拍大腿，骂的嘴角冒白沫。
　　 不过三天，老李家的瓜秧子定会乱成一地，保准连葫芦藤上刚结的葫芦妞子都会不翼而飞。老李家的瞎婆子，成了我们最恨的“母敌”，伙伴们众志成城，一次又一次地对她家菜园子实施报复。
　　 大人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的反感和抵制。也许正是这种默许或宽容，成了我们日后更具破坏力而又愈加有恃无恐的主要成因。
　　 除了农家的生瓜梨枣外，我们也从没放过生产队里的庄稼。
　　 早春二月，刚种进土里的花生籽经过温度和湿度的发酵，胀得鼓绷绷，透着明亮的光泽。弄一粒塞进嘴里，一咬一嚼一吸溜，脆生生，甜滋滋，满嘴油香。
　　 花生大都种在空旷的地方。早春时节，没有任何农作物可以遮挡，要想靠近花生地，不得不冒着被生产队队长追赶和痛骂的危险。但食物的诱惑往往让我们失去理智。为此，很多伙伴都经历过失魂落魄的遭遇。但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再也不愿光顾花生地。当然不是我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对花生米失去了胃口。我们生产队聪明绝顶的老队长创造性地发明了一个“金点子”。据说这个“金点子”后来被推广到全公社甚至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因为这个发明，我们的老队长被光荣地提拔到大队里当了支部委员。
　　 将花生籽事先浸泡在稀释的牛尿和人粪尿中，而后种进土里。这无愧是个空前绝后的“金点子”。但我们却十分蔑视老队长的伟大发明，并坚定地认为他比咱庄子里的任何人都要坏、都要缺德，甚至超过了最爱骂人的老李家的瞎婆子。
　　 不偷花生籽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容地从花生地边走过。每在这时我们总会生出一股莫名的无与伦比的绝望。我们已经无法回味花生籽曾经带给的舌尖上的美味。取而代之的是徘徊在口腔里的一股尿液的腥臊味。想起那次我们吞咽被尿液浸泡过的花生籽后，一溜儿趴在池塘边反复漱口的狼狈相，想起老沈家的妮子承受不了刺激差点儿把肠子吐了出来的情形，我们没有理由不恨老队长，不恨老队长既聪明又缺德的“金点子”！
　　 即便如此，我们不可能像对待老李家瞎婆子那样来报复老队长。我们虽不知天高地厚，但从家长对老队长崇拜的举止中和讨好的眼神里，深深地明白老队长的王法一定跟天上的玉皇大帝有一拼。再说，我们转眼就把偷花生籽一些不快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有说不完的事等着我们去做。不过我们已不屑于再玩“摔娃娃”那样的小儿科游戏。我们开始痴迷于跳房子、打摔炮、掷老瓦等有技术含量又能展示强大体能的一些活动，其中最刺激又令我们简直欲罢不能就是模仿电影里机智勇敢的儿童团员杀鬼子锄汉奸。估计世界上再高级的表演都是从最拙劣的模仿开始的。“打仗”的游戏赋予了我们无穷无尽的乐趣，直至告别了童年生活仍念念不能忘怀。
　　 玩“打仗”的游戏自然少不了长枪短炮。因而生产队里的红麻、高粱、玉米以及邻居菜园里种植的葵花不少都遭了殃。这些高杆作物是“做枪”首选不二的最佳材料。“战场”自然也离不开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似的庄稼地。每场“战斗”结束后，伙伴们纷纷跳进村前的小河里。顿时，一头臭汗、一身尘土被流水冲涮得荡然无存。
　　 感觉一年中时间过得最快的就是夏天。刚刚还钻在生产队的麦田里偷吃豌豆，转眼秋庄稼又成熟了。玉米、芝麻、花生、红薯等可以熟食又可生吃的东西无不让我们顾盼流连，垂涎三尺。不过这个季节也是生产队看管的最紧最严的时候。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总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属老鼠也会打个盹”——那些看庄稼的除了老队长爱队如家，并非人人都能忠于职守。再说我们从“杀鬼子锄汉奸”的“游击战”中也学会了不少观察地形、随机应变的真本领，钻青稞、爬河坡、遛墒沟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在充满饥荒的年代，能弄到一点吃的有着多么的幸福和快乐，是与我们那个时候年龄相同的现代的孩子永远无法体会和想象。当然，看到现代的孩子吃腻了火腿、汉堡包以及面对餐桌上的肥鸡大鱼毫无口味的情景，我们也很难理解现代的孩子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真正原因！
　　 当然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理由要求现代的孩子必须重蹈我们的覆辙，尽管他们稚嫩的双肩负荷着不堪忍受的作业压力；尽管他们家门口的某个角落随时隐藏着人贩子的身影；尽管他们有着保安看守的校园门口不断发生暴力和杀戮。但他们有多功能书包、漂亮的衣服，有快乐的“六一”儿童年节，有绚丽缤纷的“六一”文化晚会，最幸运的是他们可以饱食终日，压根儿不担心忍饥挨饿。
　　 当现在的九岁孩子差不多快要结束小学生活的时候，那时的我们才开始走进校门。说是校门显然言过其实，那只是生产队里一间曾经做过仓库的破房子。像一匹匹野性十足的马驹突然被关进了牢笼，桀骜不驯的本性曾把我们的女老师气得暴跳如雷。但在严厉的训斥和偶尔的掌掴之下我们很快变得俯首帖耳，毕恭毕敬。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女老师发脾气。直到坐进教室里才知道世上还有我们害怕的人。女老师是生产队长专门抽出来的，她家的男人在公社供销社里上班，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公家的人。那时的她大约三十来岁，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一头短发，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加上有文化，显得很洋气，也很神气和傲气。
　　 在女老师的启蒙下，我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但直到转入大队学校上四年级时，我才偶然发现在课本和作业本的封面上，我一直把自己名字中的“陈”写成了“阵”。超好笑，自己竟把自己的姓氏都改了。可惜我可敬可爱的女老师竟然没有发现，或者说发现了没有告诉并纠正过来。可以肯定地说，女老师不会认为“陈”字本来就该这样写。
　　 从生产队到大队，从启蒙老师到后来更多教过我们的老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文化科学知识。但玩的天性从未泯灭，而且玩的花样也比之前翻新了许多。
　　 那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年代，好像劳动永远排在第一位。老师们差不多每天只教半天课，剩下的半天必须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有时，我们像一群鸭子，被赶到队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如拔草、捡棉花等等。
　　 没有农活干的时候，我们依旧玩着自己喜欢玩的事情。有些玩法现在看起来很脑残，甚至很缺德。当没人注意的情况下，我们就在行人必经之路挖上“陷井”，俗称“陷人坑”。“陷人坑”挖好后，在坑口上搭上细木棍，铺上麦秸、稻草或瓜秧，再在上面撒上一层泥土，直到把“陷人坑”伪装得看不出一点破绽，我们才远远地躲在沟坎或庄稼地里，单等人畜路过陷进去。有时等了半天也等不到要看的结果，只好悻悻离去；有时被人一眼识破，随之招来一阵臭骂；有时真的“陷”到了人或一条牛，我们就躲在暗处憋不住的笑。有一次，笑声惊动了被“陷”的人，结果被人家拼命追赶。虽然没追上，可我们被吓得躲进庄稼地里半天不敢进村子，直到天黑硬着头皮溜回家，末了每个人还是没有免掉各自家长一阵痛骂。原来掉进“陷人坑”的那个鸟人在村子里早已挨门挨户“告了我们的状”。
　　 家长们能够宽容我们很多不良行为，唯独对这件事似乎特别计较。但法不责众，家长们也没办法清楚做这样的坏事到底谁是真正的主谋，除了骂自己孩子一顿，也就只好向被“陷”的人陪个不是拉倒。
　　 肆无忌惮的玩法，有时也会让我们付出过一次沉痛的教训。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和邻队的同学打了两次群架。没过几天下了一场大暴雨。机会来了，我们把从水塘边捡来的菱角壳以及从槐树上掰下带刺的枝条，埋在了他们去学校的泥巴路上，结果可想而知，每个人被刺扎的哭爹叫娘，苦不堪言。这一回算是摊上大事了，邻队学生们的家长纷纷告到了学校，连校长也被惊动了。好像没费多大劲，罪魁祸首就被查了出来。在老师进一步的恐吓和威逼下，我们一一全招了。
　　 学校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让我们排成一队，让我们自己动手脱掉鞋子，而后命令我们站到他们提前准备好的刺条和菱角壳上。“哎吆”妈呀，一阵电流般的刺痛由脚底直逼心尖。忍不住的开始嚎啕大哭，结果人人泪流满面，不得不向老师保证打死也不敢再干这样的缺德事了！
　　 由此可想，日本鬼子那一套对付共产党的坐老虎凳、往手指扎竹签等等毒刑真TMD惨绝人寰啊！
　　 只记吃不记打。这句俗语好像是说猪的秉性。说人的有句叫“好了伤疤忘了疼”，也许是吧。
　　 在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之后，我们止于挖“陷人坑”，止于埋下“刺条条”，止于偷花生籽。但潜移默化中，我们照旧“不以善小而为之，不以恶小而不为”。村子里来了手艺人，“锵菜刀磨剪子喽！”话音刚落，这边应了声“捅你屁眼子！”又喊了一声又应了一声，连续数次，气得锵菜刀磨剪子的老头放下行头，满庄子追赶，结果连人影也没见着，累得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了。中午时分，谁家孩子喊老子回家吃饭，红麻地那边一声响，未等亲爹回应，红麻地这头好几个声音同时响了起来：“听到了！听到了！”突然地那头一个男人高亢的叫骂，划破长空:“王八羔子！想当爹，鸡巴还没长毛呢！”瞬间，整个红麻地寂静无声。
　　 在这种叫骂声中，在这种荒诞不羁的嬉闹声中，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的童年生活戛然而止。
　　 追忆往昔，多少次破坏、糟蹋和恶作剧；多少个荒诞、愚昧和缺德；多少回顽皮、放肆和撒野，充盈着我们整个无知无畏无拘无邪的童年。虽然没有麦当劳大叔、肯德基爷爷陪伴着我们；虽然没有专门属于我们的“六一”节日；虽然没有“六一”晚会上我们的精彩表演，但美丽的村庄、广阔的田野和涓涓流淌的小河，每一处地方都刻印着我们的足迹，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我们的笑声。
　　 蓦然回首，想起童年时代做过的那些缺憾事，真是愚蠢又可笑。但我们从中得到的乐趣，是现代的孩子无法经历也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