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生活的城市，市民的居住条件都很简陋。旧城老屋，灰砖土墙，百姓人家大多拥挤在那些简陋住所里，难得有几家是宽房大院。直到我朦胧记事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人还蜗居在一间不足九个平方的狭小房子里。
　　 一张木制双人床，一个大漆面三抽桌，一个上下两层衣橱，是我们当时最值钱的三大件“实木家具”，那也是母亲的嫁妆。一把简陋的没了靠背的椅子便是我们的餐桌。别无他物。
　　 那是老宅一间靠街背阴的小南屋，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了六年。冬天好说，夏天却极度难熬。小屋没有窗户，一家人憋居在里面，弟弟小就睡竹车，我和爸妈挤在床上，整夜都不关门，挂上竹帘，遮挡蚊蝇，屋子里多少透进点气来，才能勉强睡个觉。
　　 1977年秋天，母亲的厂子扩大搬迁，倒出来很多闲置的厂房，改造成职工宿舍。毕竟是国营企业，浸透着组织和集体的关怀，这些经过改造的宿舍全部都分配给住房困难的职工。我家是住房特困户，于是也分到了两间30多平方的大瓦房。
　　 似凤凰涅槃一般，一家人从那狭小的九平方老宅乔迁到阔出几倍于斯的宽房大屋。迅疾感觉到生活幸福指数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质变，置身宽绰的两间平房里，一家人感觉好似换了人间！
　　 搬入新家，那三大件在过去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塞得满满的家具，却填不满一间新居，以致于刚搬去时，外面的那间空荡了好几年。
　　 新居坐落于故乡山东博山的轿杆胡同，原本是一处旧社会大户人家的私宅。解放后被征为国有，划拨给母亲的厂子做了厂房。这个厂子的前院建成了一所小学，后院分割成三个院落，我们居靠北的一个院落，东、西、北三排房子，五户人家，我家住北屋。
　　 东屋三间住着郝姨一家三代五口人，北屋住着我家和一户许姓邻居。西屋住着刘姨和房姨两家。算计起来，那时一个院落里住了22口人。以后临屋的许家和西屋的房姨家陆续搬走。先后换了好几拨邻居。
　　 直至1991年，我们全部因一墙之隔学校校舍改造而又搬迁，在这里一住就是14年，14年里大杂院发生了许多许多事，婚丧嫁娶、你来我走，我也在这里渡过了一段美好的从孩童成长为青年的青涩岁月。
　　 最难忘的是大杂院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众邻里都是鼎力相帮，过活地就像一家人。哪怕是你家买煤治炭，我家添油加柴，都是老少齐上阵，大家一起忙，从来不让一家落单。一家若是有了稀罕的东西，哪怕是买一个西瓜都要切出几片，要家家送去点，一起分享。那个年代，邻里关系也就是这般淳朴简单。
　　 每至夏天暑假，便是我们这些大杂院孩子们最快乐的季节，除了相仿年龄的伙伴整天无忧玩乐外，更因为能听到郝姨家的奶奶讲大段的老版传说故事而吸引我们。郝家奶奶故事，用现代话来讲，绝对算得上是“原生态”故事。郝家总是用她那口地道方言，娓娓道来，奶奶的故事或惊奇生动，或神怪离奇，或挚情感人，或滑稽可笑。我们时常会在梧桐树荫下围坐一圈，摇着蒲扇，缠着郝家奶奶给我们讲故事，虽然她也就会讲那么多，但我们从来不嫌，因为看她讲故事远比听故事要有趣得多。她讲的，也大多是我们本地的传说，“白媳妇的传说”，“孙阁老的传说”、“不孝夫妻变成狗的传说”，“孝妇颜奶奶的传说”等绘声绘色的故事，每次讲起，都会安稳我们大半天时间。
　　 郝家奶奶是过去大户人家闺女，满门忠烈，弟弟妹妹全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妹夫是重庆市建国后的市长。她在我们全院人心目中，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她都去过，因此她懂得多，见的广。时常她也讲些她去各地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同样也会吸引我们，那时候我们甚或幼稚地想，原来我们家乡以外还有这么大的世界。
　　 老奶奶小脚小个头，走路一拐一拐，但身体却硬朗的很，家务活样样都是她干，蒸馒头，洗衣服，看孩子全是她的活计。那时大杂院里，白天大人上班，家家都不锁门，全是郝家奶奶在院里干着家务给各家看门，谁家来个人她最先知道，谁家的人干什么去了，她也了如指掌，因此当时是我们大杂院的?“一宝”，或许是因为勤劳又秉性善良的缘故，至今老奶奶已101岁仍然健在。
　　 大院里最热闹的人是我们的郝姨。郝姨性格直率豁达，大嗓门，风风火火，整天在院子数她动静最大。她下班回家，老远就能听到她的声音。有意思的是，郝姨家俩闺女，我家俩小子，年龄都彼此相仿，可巧的是她的小闺女和我的弟弟生日都是一天，郝姨喜欢儿子，我妈稀罕闺女，俩姊妹整天啷啷着彼此换一个儿女，以求儿女双全。
　　 郝姨和我妈不仅是同事，也是好邻居，好朋友，彼此相帮相助，处得跟姊妹一样。郝姨是个热心肠，谁家有事，她就最先扑上去帮忙。
　　 记得有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发烧，扁桃体肿的化脓，疼得我直哭，爸爸又出差在外。这下可急坏了我妈，赶忙去找郝姨来一起想个办法。郝姨进屋一抹我的额头，冲我妈咋呼到：“快，上医院，你还等啥？！”
　　 我妈望望熟睡的弟弟，面露难情，郝姨看出我妈的心思，赶忙叫来他家叔叔，看着我弟弟。二话没说，给我穿好衣服，背起我就急匆匆往外走。黑夜里，天寒地冻，郝姨硬是背了我一路，徒步赶了七八里地来到医院。路上我妈要换她背我，她说什么也不。到了医院，医生看我病成这样，冲着郝姨就说开了：“孩子都病成这样了，怎么现在才来，你这妈咋当的？”。郝姨一脸愧色，我妈在一边怯怯地吐吐舌头，没敢说话。输液到半夜，回到家时，弟弟还在熟睡，而郝家叔叔却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
　　 东屋的刘姨是山东济宁人，一儿一女，我们按名字喊“战博哥”、“华涛姐”，从来是喊名不喊姓，显得跟一家人似的。刘姨家的伯伯50多就因病去世，当时妈妈和几个同事都轮着去刘姨屋里陪她说话聊天，生怕她一人在屋里总想故去的亲人。记得那段日子，刘姨有时候总会伤心落泪，我妈她们也没有多少话，也陪着她默默流泪。各家的大人都嘱咐我们这些孩子，在院里玩耍时，就喊出刘姨出来，看我们玩，混混她的心情。就这样，刘姨在全院人的关心下，脸上渐渐的有了笑容，日子也恢复了平静。
　　 最感人的还是我们大杂院集体搬迁时，早搬走的被大家一起送出院门，分手时互相叮嘱，彼此关切，甚或留下难舍的泪花，男女老少一起目送出这家人走出好长一段路，那家人家拉着家当也是几步一回头地含泪摆手。十几年的邻里相处，此时早已转化成难以割舍的亲情。
　　 大杂院虽已不复存在，但这份情谊仍然还在延续，老邻居们虽然各居异地，但也会时常凑凑，互相串串门。谁家如有大事，也是一喊就到。虽没有了当年在一起住时的热闹，但是大杂院的真情厚谊却永远驻留于我们全院人的心中。
　　 曾经装满我童年少年岁月的大杂院，是我永远难以抹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