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在普通人的眼中，放电影简直是神仙的工作，放映员就像神仙哪！
　　 这个公社的电影队，共有三人：侯队长、放映员阿广和电机员小戴。阿广和小戴是入行不久的年轻人。侯队长年纪大些，原在县电影院，据说下放到这里是“镀金”。他三个干上这行，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在看电影，怎不令人羡煞呢！
　　 电影队担负着全公社的放映任务，在乡间巡回，形成一条大致稳定的“影线”，得一头半个月才返到镇子。
　　 这天午后，拖拉机进入公社大院，卸下行囊。侯队长在乡下弄了几筐上好的龙眼，忙着托人送到县城家去。阿广也顾不上歇歇，将画好的海报交给小戴拿去张贴后，他抱起银幕，走到灯光球场去张挂。
　　 银幕要拉开，挂在傍近围墙的两棵大树之间。他将银幕一侧的两条绳子搭在肩头，猴子一般爬上树杈，熟练地拴好绳头；双臂抓着树枝，吊着身体，跳到地面。再攀上另一棵树，要拴银幕另一侧的绳子就相当费劲了，那布幕鼓起了风，很沉重，他怎么用力扯也控制不住。就在他急得满身冒汗的当儿，手里忽然轻松，那绳子就得以绕过树干拴紧了。
　　 阿广掉头一看，是个姑娘用一条竹篙撑起了那布幕。他连忙跳下树来，对姑娘一笑叫道：“阿萍！”阿萍白他一眼：“你拉银幕怎不叫我？”阿广做个怪脸说：“爬树，是你干的么？”“不是我，你猴子能扯起银幕？”说着，她裂开樱唇笑了，露出整齐的白牙。
　　 阿萍是公社的播音员，正值芳龄，长得漂亮：鸭蛋脸，秀眉明眸，高挑的身材，优美的曲线，说话的声音清脆甜美。阿广与她是高中时的同学，也不客气，从她手中接过那条竹篙，转身时没注意身后有个人，篙头差点扫到那人的脸——是队长！
　　 侯队长疾忙后退了两步。他这人总这样的，悄悄就出现了。说来，他本长得一表人才，只是嘴巴凹陷，就落下个绰号“凹嘴”。“阿凹侯”名头太响了，镇上的人可以不认得书记，但没人不认识他。此时他摸摸凹嘴，看一眼阿萍，转脸问阿广：“海报贴出去了？机器安装好了？”“都弄好了。”阿广简短回话，扛着竹篙就匆匆走了。阿萍则向球场另一头的播音室走去。阿凹侯也没什么表情，习惯地背着双手，慢步走向食堂……
　　 小戴已经在街头路口处贴好彩色海报。人们知道又有电影看啦，是新片《奇袭》，都奔走相告，消息就像风一般吹遍了镇子内外。
　　 吃过晚饭，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公社大院，比过节还要热闹。男女老少扛板凳的，背椅子的，纷纷进入灯光球场占坐位。到开映时，场地上人山人海；入口处还拥挤着没买到票的人，于是就有翻墙的，钻洞的，爬树的，可累坏了那些维持秩序的民兵。
　　 以往每次放电影都免不了这情形。尽管新鲜的影片并不多。那几部老片子在反复地放，有人说是“三队红英三战机（鸡）”，即《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红孩子》、《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机”谐音“鸡”，指《鸡毛信》。尽管如此，但人们看不厌，那年月看电影就是人们最好的消遣、最大的享受呀！
　　 放映员顿时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头顶的几排大灯一灭，阿广“啪”一声扳下放映机的开关，光束投射在远处的银幕上，全场的嘈杂声逐渐平息，能够听见胶卷走动所发出“滋滋滋滋……”的响声。人们沉浸在“奇袭”的故事里，随着情节的不断推进，观众们也跟随着喜怒哀乐——就这么过瘾！
　　 阿广在放映影片，小戴在照看机器，侯队长呢——背着双手在周围巡视。
　　 一般影片都有四盘胶卷，需要换片。换下的盘子要立即倒片，倒进另一个空盘，装进铝箱，以便下一场的放映——场外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观众，还得为他们放一场。换片由小戴帮忙。阿广则利用这个空隙，作当前工作的宣传。以往，宣传的是抗旱啦，防涝啦，民兵建设啦之类，他对着麦克风个人表演，形式多样化：打快板，诗朗诵，唱山歌，甚至吹口哨什么的。那么，他还会有什么新招儿？人们不禁拭目以待，洗耳等待恭听。
　　 今晚的宣传内容是“计生”，阿广一个人作“夫妻对话”。他时而是浑厚的男声，时而学尖脆的女嗓，说得惟妙惟肖，逗得笑声如潮。大家私下议论：这个阿广，是个多面手哇！
　　 其实，放映员就是这样的，经过严格考核，需要多种才能：口齿要清楚，字要写得好，能文善诗会画画——电影海报、宣传材料都得自个弄呀；还得健康有力气——扛那些机器。最要紧的一条是“政审”，原先在全公社招考时，侯队长做考官，有个民办教师啥样都好，就是政审没过关被刷掉了——那人是阿广念高中时一个老师的儿子，他一想起这个就感到心里怪难受呢。
　　 电影放完，民兵立即清场，然后放进第二场的观众。也有不少人看了一遍没过瘾，接着又买票再进来的。场地上一片乱哄哄。阿广坐在放映机旁的椅子上歇歇，实在很累了。身边围了一大群孩子，在唧唧喳喳说话；那些姑娘小伙儿，在羡慕地看着他。
　　 阿广早已习惯这样的情景。别人只看见表面的风光，哪晓得放映员的艰辛啊！每次下乡，坐手扶拖拉机那是好的，很多时候要坐板车，骑自行车，甚至步行。背包装着银幕，最沉重的是放映机、电动机、铝箱子，肩挑背扛。队长患有腰椎骨质增生症挑不了担子，靠的就是阿广和小戴。小戴累坏了，曾发牢骚说：“什么鸟事儿！还不如我仍在街上修电器、画镜画呢！”阿广也只能劝导他。
　　 日逐一日，四季如此，一年要放映两百多场，大约三天放两场。节日更不得休息。不管吹风下雨，无论跋山涉水，他们必须送电影下乡，用脚步在乡村画出那一条无形的“影线”。最远的山区，真是“朝发夕至”，要走上一个白天才能到达。一到目的地，就忙着拉起银幕，安装机械。每每放映完，收拾好东西，已是深夜。曾有过很滑稽的场面：放映员比观众还多。有一次，天气寒冷，下着霏霏小雨，观众陆续离开了那个山窝场地，最后只剩下一个观众，但那个大叔还想看下去，放映员就得把影片放到结束……
　　 此时，球场上又坐满了观众。阿广站起身来，开始新一轮的放映。放完一卷，在小戴换片时，阿广往四周望望，没看到侯队长。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轻声对小戴说：“我去去就来。”小戴点点头，站到放映机边。阿广躬着腰，从人群中钻了出去。
　　 离开球场，阿广快步走向大院另一头。那儿僻静，玉兰树旁，有一座哥特式的二层建筑，几十年前曾是天主教神甫的住宅，如今播音室就在楼上。他往上一看，播音室的窗口透出有微弱的灯光，想必阿萍看完电影后就上楼去了。
　　 他走进楼道，放轻脚步摸黑上楼，来到播音室门前，耳朵贴在门上听听。不出他的所料，里头传来阿凹侯阴阴的说话声，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放开我！我要喊……”是阿萍！但她后面的话被堵在了嘴里。随即响起啥东西掉在楼板上，夹杂两人撕扯的响声，门缝透出的光亮也灭了。阿广心头一急，猛劲儿扭那门把，可怎么也扭不动——门在里头锁上了。
　　 阿广踢了几脚门板，再也顾不得许多，就从走廊的敞窗钻出去，使出攀竿爬树的身段，贴着窄窄的窗沿一步步移过去，一脚蹬开播音室的窗扇，身体一跃就跳进室内。惨淡的月光从窗口射进屋里，照见阿凹那张白脸。阿萍被放倒在楼板上，白衬衣被撕开了，裙子被撕破了，浑身在索索发抖。阿广连忙走过去，将她拉了起来。
　　 阿凹显然很吃惊，瞪大了眼：他的手下，胆敢给他放映了一部片子——“奇袭”！
　　 阿广双眼怒视着阿凹侯。但他没想到，阿凹竟然那样的厚颜无耻，歙动着那张凹嘴说：“是你呀！”阿广奔过去抓着他的手臂，说：“走！我们去见书记！”哪料阿凹一点儿也不慌，眼望着阿萍冷笑一声说：“见到谁我都会这么说——我已和阿萍那个了。我见人就唱……”
　　 阿萍脸上在淌泪，拉拉阿广，啜泣说：“别，别……”
　　 阿广犹豫了。显然，阿凹并不怕道德败坏，但阿萍一个黄花姑娘的名声……最后，阿广只能恨恨地一跺脚，拉着阿萍走出了播音室。
　　 这些日子经过多方了解，阿广终于晓得，阿凹是个靠整人起家，“左得入魂，邪得发昏”的家伙。他与县的第一把手、武装部政委同姓，扯上了关系，来往很密切，就是侯政委把他弄进电影院的。阿凹每次下乡搞来的水果、特产，不时地往政委家里送。他拎起水果筐子有的是劲儿，哪有什么“腰椎骨质增生症”？
　　 前些时候，县里得到一个文艺专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阿凹通过政委的门路，挤掉已经上了录取名单的考生，让他那个不学无术的弟弟顶替上了艺术学院——被挤掉的女考生，恰恰就是放映员招考落选那个民办教师的姐姐呀！
　　 阿广义愤填膺，很想扳倒阿凹。可是，阿凹有政委罩着，政委在地区有后台，省城又有靠山，自上而下，好像有一条线扯着，那是影影绰绰的一条“线”——“影线”。他一个小小放映员，能有多大的泥鳅呢？
　　 不久，阿凹“镀金”完满，调回县电影院当头儿去了。
　　 但世事总是难料。两年后，“文革”结束。阿凹的弟弟毕业后当了个教师，却因为犯了强奸女学生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阿凹则由于下乡时睡过几个村姑，东窗事发被审查——据说那就是阿广举报的。此时侯政委因为文革问题自顾不暇——他当过军宣队长，提供枪弹支持派斗，害死过人——还能保阿凹侯么？
　　 不过事情还是有遗憾。侯政委最多不过脱下那身草绿“虎皮”罢了，换个地儿又当官。阿凹被处分过了，也仍留在电影院。听闻他的凹嘴歙动牙痒痒的，发誓要报复阿广，还想将阿萍弄到手。这下阿广慌忙考上了大学，与那个民办教师一起离开了镇子；四年后毕业了，阿广迎娶了阿萍——镇子上的人都说是“郎才女貌”，婚后两口子住在省城，后来又双双移居香港，让阿凹再也鞭长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