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会不可抑制地蔓延，像一团棉花堵塞在胸腔里，整整一天都不会愉快。这个念头是：如果奶奶还活着就好了。这当然是在受了委屈的时候，或者在中秋节时，寂寞却像小虫子悄然爬上心头的时候。我在一整天里噘着嘴，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秋天的土坡上，望着田野上的水洼，空中游荡的云，有时是一阵毛毛细雨，大片的红高粱立在水中。
　　 当然，背景是童年，在乡下。
　　 那时候，我和爷爷在村头的苹果园里生活，与村子有三华里之隔。这注定我自幼没有要好的伙伴，眼里只有一些原野上的事物，苍茫的天穹和刺目的闪电。房子是土坯做的，竟然没有一块砖瓦。内屋顶用几根很随便的木头搭建，中间一根粗粗的圆木叫大梁，上面铺着苇草和庄稼秸秆，是爷爷和二爷在苇塘里割的，在田野里收的。外屋顶是红泥巴涂的，泥巴里加了些麦秸草，以此抵抗夏季的雨水。我记得在七月的暴雨天气，爷爷会把一捆捆的青草扔到屋顶上去，至今不知其用意。
　　 屋前放着一个大水缸，旁边有一块磨镰石。我无聊时喜欢趴在水缸沿着朝里面看，有一次看得头晕眼花了，一头栽了进去，脸埋在水里，四蹄乱蹬，幸亏爷爷及时发现，否则小命没了。
　　 爷爷是孤独的，他身材不高，有些驼背，平日里穿一件土色的粗布衣，纽扣零乱，习惯性地敞着怀，其脾气也时好时坏，可谓喜怒无常。这让年幼的我大吃苦头，因为我无法确定他古怪的性情运行到了哪一个档位。
　　 他是个酒徒，没钱买酒喝，就用地瓜和高粱自酿，具体配方我没有学到，只记得他把一只黑釉色的大瓮埋在屋后菜地的一角，到冬季春节前开瓮。开瓮前爷爷要做祭典：烧香、叩头、许愿。整个果园酒香弥漫。那是爷爷的节日，每天烂醉如泥，酒是他生活的全部隐秘，藏着他生命里的好日子。那些好日子已成过往，当然是他年轻时在东北度过的时光：遥远的长白山和大森林，以及人参、鹿茸、靰鞡草。
　　 那时候爷爷带着一家人闯关东，在寒冷的长春城落脚，以做小买卖为生。开始是一个小家，格局和现在的三口之家一样：爷爷、奶奶和父亲。后来爷爷的生意渐好，二爷也从山东赶来加盟了，一家人团圆，倒也其乐融融。二爷长得高大威猛，身体健硕，到长白山一带做了伐木工。他能一个箭步跳上正在运行的小火车，抓着火车上的把手抵达森林后，再一个箭步从火车上跳下来。二爷相貌堂堂，却终生未娶，始终和爷爷在一起生活，直到七十年代末长了食道癌在故乡去世。
　　 二爷的前半生堪称传奇，他在解放前加入共产党，解放后当上了长岭县的农会会长，天天忙于斗地主、搞土改，他带领穷人没收地主的田产，光金条就收了五大箩筐，但他到最后连个媳妇也没混上。据爷爷说，有一位女军人看上了二爷，三天两头地往他们位于长春郊区杨家洼子的家里跑，一进门就忙活，做这做那，像个羞涩的新嫁娘。终于有一天，女军人放下羞涩，把心事说给了我奶奶，奶奶望着穿一身八路军服的漂亮妹子，喜得合不拢嘴，当即承诺事情包在她身上，说：放心吧妹子，我来做媒。当晚，在一家人吃饭时奶奶就跟二爷透了信，说如果这门亲事成了，周家真是烧了高香，瞧这兵妹子多俊哩。奶奶本以为二爷闻听此讯会大喜过望，却没料想二爷态度暧昧，闷头吃饭，支支吾吾。当时我二爷一门心思想着跟党闹革命，儿女情长的事提不上台面。为回避这门亲事，他第二天就搬了铺盖卷到山洞里住了半个多月。当他从山中返回时女军人早已跟随部队南征，开始了她的伤心之旅。这是二爷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女人缘”。
　　 据爷爷讲述，奶奶死于胃病，当时我父亲只有6岁半，还不知道母亲的死亡对他意味着什么。奶奶的胃病自然与漂泊不定的生活有关，由于没钱买药，胃病犯了就靠吃枪药止痛。——当时兵荒马乱，流弹横飞，人们可以在街上随手捡到子弹。奶奶听人说枪药可以治疗胃病，就从弹壳里取出药粉，用开水冲服，可以起到止痛的效果。这当然是危险的，长期服用会中毒。直到今天，我们家族都搞不清奶奶究竟死于胃病还是枪药中毒。奶奶死时恰逢东北最冷的季节，积雪茫茫，大地被冰层封得坚硬似铁，爷爷带着两个伙计用镐头凿冰层，凿了整整一天也还是冰，就只好将奶奶草草地埋葬在雪堆里。春天来临，日光回暖，冰雪融化了，奶奶的棺材从地面上裸露出来，父亲带着几个小伙伴便去撬奶奶的棺材，折腾了半天才撬开一条缝隙，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奶奶的尸体还没有腐烂，只是皮肤变成了黑色，整个面部像一块焦炭，父亲当即吓哭了。
　　 1948年5月，长春被共军围困，爷爷和二爷带着父亲守在他们的平房里不敢出门，天空响着流弹乱蹿的声音，大街上横尸遍地，许多市民被流弹或国民党的炸弹击中，成了这场围困战的祭品。这座歌舞升平的城市，哀嚎一片。为了防止流弹飞进屋内，爷爷们想了个办法：把被褥用水浸透堵住窗户，几天过后被褥上沾满了弹头。围困战打响的头一个月，爷爷们采取了各种方法应对度日，很快吃光了储存的粮食和物品，后来邻居间互相借食物吃，很快告罄，再借就吃了闭门羹。坐等的结果是饿死，有胆大的邻居冒险到街上去抢国军空投下来的面粉，小试身手后居然成功，我爷爷望着邻居捧着一碗香气袭人的白米饭，再望望自家屋内空空冰冷的灶台，就与二爷商量着到街上偷粮食，他们不敢贸然行事，因为已经有邻居偷粮不成反把命搭上，再也没有回来。经过几番打探，他发现国军运粮的马车一律用麻袋装粮，粮袋被绳索牢牢固定，车上坐着押粮的士兵，如果强行将一袋粮食从车上拉下来难度极大，势必与士兵发生冲突。士兵怀里的三八大盖也不是吃素的。聪明的二爷很快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把煤炉子上抽火用的铁皮筒削成一个斜面，磨得锋利光亮，可以飞速刺入麻袋，这样粮食便源源不断地漏进铁皮筒尾部绑定的小布袋里。如此转换一下，便会收获一小口袋救命的粮食。由于二爷身材高大，极容易被马车上的士兵发现，实施盗粮的重任便落到了爷爷和年幼的父亲身上，父子俩大获成功，冷清的锅台上就又有了柴草和米饭的香气。那一个时期，爷爷身着大棉袍，袍内藏有一只宝贝似的铁皮筒子，贼一样悄然出门，不多不少，每天干两票就足够养活全家。但好景不长，爷爷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大街上聚满了手拿铁皮筒的人们，他们如法炮制，抢了爷爷的生意，发疯的人群肆无忌惮地作案，汇成一支气势汹汹的抢粮大军，很快惊动了国军上层，国军为保障其战斗力，立即下达了凡抢粮者格杀勿论的命令，一时间城内陷入混乱，枪炮声不断，许多抢粮市民命丧黄泉。
　　 从五月到七月，长春城继续围困，粮早就断了，接着是断水、断电，整个城市陷入黑暗，每天都有死人的消息，空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息。爷爷和二爷反复商量：逃吧，再不逃就完蛋了。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出城，只随身带了些简单的物品和工具，比如一把铁钳，用来剪断城墙下密布的铁丝网。精明的二爷早早踩点，在城墙脚下的一个排水口旁边做了标记，他们爷儿仨就是从狭窄的排水口钻出长春城的。城外一是条河，河对岸站满了持枪围城的士兵，士兵们见是老百姓游过来，便下水帮忙，并且给他们换上了一件干净的军用便装。
　　 爷爷们带着父亲脱离困厄，先是在共军的营房里饱餐一顿，然后在城外找地方住下来，静观局势变化。时隔不久，长春宣告解放，饿得皮包骨头的国军举手投降。当爷爷他们顶着庆祝的礼炮声返回城内，发现自家的院落早已化为废墟，邻居们全部葬身火海，一个活着的都没有。路边到处是躺倒的尸体，横七竖八没有规则，无人清理。父亲在废墟一侧发现了邻居家的女儿，平时他们经常一起玩耍，只见她倚在墙角像是睡着了，父亲走过去大声叫她的名字，说小英子，解放了！并且试图扶她起来，被二爷喝斥制止。二爷说女孩已经死了，她已经全身浮肿，头部比平时大得多，显然是饿死的。距离逃出城的时间仅仅半月，他们已经找不到一个熟人。长春已经变成一座死城，除了废墟和尸体外还出现了满天飞舞的绿头苍蝇，嗡嗡地叫个不停，爷爷们如坠地狱，终日六神无主，陷入恐慌。爷爷说看样子短期内不可能恢复秩序，不如我们回山东吧！是年秋天，他们历经辛苦，返回故乡山东聊城沙河镇。
　　 多年之后，我们家族在东北大地上游荡的故事已经成为父亲在静夜中的讲述——父亲的口才不错，把背景、人物、以及时间和地点都交代得很清晰，绘声绘色地还原了当时的时代场景，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长春逃亡当然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章。记得，在漫长的冬夜，在年节里，父亲的讲述总是冗长而舒缓，从黄昏到天亮，有时候我们听着就睡着了，但醒来之后父亲的声音还在烧热的炕头上低低回旋，像一把呜咽的大提琴。事实上，从长春逃亡出城时父亲已经长成一个少年，鲜活的记忆始终在他心头跳跃，以至于回到山东故乡沙河镇后他们又数度返回长春，甚至在那里读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直到父亲结婚成家，在故乡找了个有文化的姑娘，娶了我妈，生了三个孩子后才真正返回山东。在父亲滔滔不绝的讲述中，东北的时光是一生中最美的时光，储存着他全部的热望，投入了他生命的全部激情与梦想。直到今天，我们家族中的支脉还血管一样在那里流动——在那里，父亲有七八个姨表姐和表妹，五六个表哥或表弟，分布在大连、鞍山、铁岭一带。
　　 而我今天要叙述的一条线索，恰恰就在那个时期，这要回到故事的开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命运把我投放在一个果园里。
　　 当时我大约五六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由于母亲是故乡小学校的教师，年幼的我便每日跟随她到学校去，并且享受着学生的待遇，像其他小学生一样端坐在课桌上。低矮的课桌是土坯和泥巴垒成的，桌面是一块水泥隔板，同学们则坐在小马扎上。印象里，这些乡下的孩子们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冬天里开花的棉袄，一双双被严寒冻得皲裂的手，在大雪天跑到野外追赶野兔。因为饥饿贫穷，我是如此贪婪地依赖母亲那点可怜的乳汁，到五岁了还没有断奶。躺在母亲温暖的怀中，享受着慵懒与安全，当吮完一只乳头后抬眼瞥见蓝天的一瞬是最幸福惬意的时刻。
　　 好景不长，有一天母亲突然接到父亲寄自长春的来信，父亲在长春为母亲找了份工作，在一家蔬菜公司做会计，这份工作自然脱离了母亲的专长，但如果母亲愿意，即可实现全家人的团圆。母亲读信时眉头大展，渐渐地喜上眉梢。毋庸置疑，母亲是愿意的，团圆多重要啊。——尽管，从我记事那天起，父母就一直在争吵和拌嘴中度过，吵架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调料，渐成规律：三天一小吵，一月一大吵，总之很少看到他们和谐恩爱一拍即合的画面。多年之后，当父亲的糖尿病并发症爆发，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狠狠地吵了一架！而仅仅过去一周后父亲便溘然长逝。作为儿子，我无权对父母的婚姻做出评论，我只知道这样的婚姻质量在那一代人中具有某种典型性。别说爱情，连心与心的彼此温暖默契都谈不上，他们整整一生在互相抱怨与争心理上风中度过，是何等悲哀。
　　 母亲在做出与父亲的团圆决定后一直沉浸在幸福状态，全家人在一起吃饭时兴奋地谈论此事，却欲言又止，大家都瞒着一件事情：我将被留下来陪爷爷一起生活，继续在这个荒凉的村庄度过孤独贫穷的童年时代。
　　 迁徙的时间是古历正月十六，正月十五刚过去一天。在那个年月人们是重视元宵节的，观念里只有过了这个节春节才算彻底过完。家家户户的院门前都挂满红灯笼，把过年时攒下的鞭炮在这一天全部放完，好吃的年货也在这一天享用掉，仿佛只有这一天才配得上奢侈一回。元宵节晚上，村子里甚至比大年初一还热闹，几乎全村的人都来到街上放烟花，那一晚我玩得特别尽性，拉着二爷的手玩遍了全村，满目都是新鲜和好奇：空气冷冽，天地通明，烟花绽放，人人都穿着暖和的新装。当晚，经历一夜的狂欢，迎接我的是一个晚冬的长觉，我的睡眠像野狗一样贪婪，嘴角流着涎水；隧道一样幽深安稳，梦境也充斥着节日的画面，刺鼻的硫磺气味，夜空爆响的礼弹。但当我醒来后，懒洋洋的阳光已经爬上了窗棂，母亲带着姐姐和哥哥早已坐在北上的火车上了。
　　 什么都空了，三间低矮的房子变得清冷，从此再也没有姊妹间的游戏和迷藏，没有为争夺食物而发生的口角与愤懑。
　　 事实表明，脱离母爱的日子是煎熬难捺的，半年下来，我便百病缠身，患上肺炎、百日咳、胆道蛔虫等名目繁多的儿童疾病，这些病时常在夜间发作，两个爷爷便拉着一辆地板车把我送往镇卫生院打针，在短短的时间内，我的屁股上便像麻袋一样布满了针孔，我身上散发一种从医院走廊里沾上的碘酒气味，老远就闻得到。在那一个时期，我是一个春天的病孩子，怕光，怕水，怕刮风下雨，总是独自一人蹒跚而行，在乡村的池塘边呆立，忧伤地躲避着说笑过往的人群。
　　 一年之后，生产队安排爷爷看守村东苹果园，我们爷儿仨便搬进了苹果园的茅草屋，并且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这在本质上彻底割断了我们与世界的联系，苹果园成了一座汪洋中的孤岛。
　　 三年之后，爷爷和二爷先后在半年内相继去世，而父母也从东北调回山东，这正应了古人的那句话：落叶归根。从另一角度，我们家又完成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迁徙。而我恰巧在那一年到了学龄，终于和父母姊妹得以团圆。然而，当我用陌生的眼神望着父母，内心是多么的怯懦和不安啊——多年后我读到诗人艾青的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其中的句子十分贴切地验证了我当时的心理感受：“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此种隔膜一直持续至今，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实现与亲人情感的完美融合。而当我坐在课堂上，满耳朵的算术公式令人厌烦，昏昏欲睡，有时目光明明盯着黑板，脑袋却早就开了小差，思绪飞向遥远，飞向了故乡的苹果园和一株花树，花树下有一只美丽的红狐正在逃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