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月寺山中寻桂子，郡亭枕上听潮头，何日更重游。”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笔下的余杭名篇，无论是月下可见的桂子，还是枕上可闻的潮头，一幅静谧而澎湃的画卷涌上心头。前几日赴绍兴办案，再次到杭州中转，不免捎带着西湖一游。虽说人在旅途，步履匆匆，自春徂秋，不过半载之间，也算“今日更重游”了。比起当年白公远在关中的追忆，也许少些遗憾罢。当坐在从火车站到西湖的出租车上，便和的哥搭讪，我说：“上次来过一次，感觉西湖沿岸，唐宋文化的遗存很是深厚呢！”的哥操着一口南方普通话，自豪的答道：“杭州可是南宋的故都啊！你看——这是白堤，是当年白居易在杭州当太守时留下的！”哦，原来如此，顿悟。
　　 人在旅途，由不得自己——火车是不能晚点的，赶路是不能耽误的。于是随机选择了三个地点：岳庙、苏堤和虎跑。岳庙当然是第一站，供奉在这里的，是中国历史上浩气长存的民族英雄和最伟大的统帅——岳飞。岳庙之内，游人如织，不时有游人在武穆像前的供桌上放下一些零钱。很有意思，看来民众对仙佛的崇拜还是根深蒂固的，虽然这不是僧道接受布施的地方。今天的岳庙，早已几经兵燹，历尽沧桑，现在的建筑便是红卫兵时代洗劫后重建的。岳庙的重建，正是那场浩劫的见证，尽管我在很多历史名胜见到过红卫兵、破四旧之类的记载，但那场浩劫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令人震惊：鼓动全民的力量，疯狂的斩伐自己的文化根基，用最残暴的手段切断自己的历史传统，革的，岂不是自己的命？几十年下来，民众依然崇信鬼神，依然习惯于用零钱祈求发财或者平安，但对于先贤的景仰与追思，却没有了制度化的表达方式。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所谓为圣贤立庙，原本是传承历史、饮水思源，弘扬传统、塑造精神的手段。通过一场场文化的运动特别是这场文化的浩劫，自己的圣贤和庙宇确实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从而成功打倒，但中国民族的精神面貌也在深处随之裂变。“我要的是葫芦，不是叶子”，于是塑造新道德成为了孩子们的课本和考试题，成为了通往就业门槛上的敲门砖，而一切公园与名胜，只剩下娱乐与商业的功能。也许我们今天是快乐的，但没有心头的敬畏，在岳庙八百年的历史上，这又是一段崭新的经历。
　　 岳庙的重修，说明岳庙终究是倒不掉的，因为无论生前还是身后，这个民族早已离不开武穆。譬如百丈的殿堂，离不开的，是那几根梁柱。武穆生活的那个时代，前有擅长艺术和投降的徽钦二宗，当权的是蔡京、高俅之流；后有不羞逃跑和称臣的高宗赵构，任用的是奸相秦桧。有了这样的当家人，也就有了这样的故事，历史总是人写的。于是金兵南下，血洗中原，武穆以一生的浮沉，维系着抗金大业的成败。二十年间，武穆南征北战，粉碎了金兵的南下，平定了江南的叛乱，于是保住了这片白公治理过的余杭名城，让宋朝宗室有机会在风光旖旎中偏安江南。在武穆的强大反攻下，不可一世的金兵精锐尽丧，乃至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而当兀术责令宰相秦桧：“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秦桧自有秦桧的领导艺术：“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于是终于以风波亭上“莫须有”的罪名，宣告了抗金大业的失败。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个南宋，西湖之畔，也多了一个临安。
　　 千秋已降，武穆的塑像依然供奉在殿堂上，“精忠岳飞”，已经成为引领这个民族走过无数风雨的旗帜。“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当八百年后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激励我们以死抗争的，依然是武穆为子民们高歌的这曲《满江红》。现在，秦桧们依然满面愁苦的跪倒在武穆的坟茔下，而且大概是中国唯一可以随意掌掴的文物，当然，如果不嫌脏的话。但他们有什么罪呢？走在人生的边上，似乎已经搞不清楚，他们是太会做人还是太不会做人。也许，他们只是擅长做官，他们绝不善于或原本不屑于谋国，但一定工于谋身。比起天下，江南委实太小；比起自身，江南委实太大。悲夫！古今多少事，唯有“白发渔樵江渚上”，让滚滚长江化作一壶浊酒，说不尽的成与败，忠与奸。
　　 从岳庙退下，沿苏堤南行，在西湖对面与岳庙遥望的，是苏东坡纪念馆。据说苏堤的长度是四千五百五十步，如果从武穆的年代眺望东坡“二十年间再蒞杭”的盛况，不过几十年的距离。“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沿苏堤上溯到东坡生活的年代，北宋经过了开国之初的“百年无事”之后，发生了王安石变法。然而这场变法没有实现“明经术所以治天下”的抱负，却引发了朝廷的党争和人心的混乱。为社稷计，苏东坡仗义执言：“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复之，则难为力。”又说：“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深味这些精辟的思想，放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建设中，依然光芒闪烁。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苏东坡坚持“忠规谠论，挺挺大节”，难免“为小人所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于是经历了乌台诗案等一些列打击，“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国家之不幸，杭州之幸。历史上的杭州，“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东坡踵前贤之后，于怀抱中略施所有，将杭州图画成一个美丽、富饶的城市。于是“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为苏公堤”。政局的动荡，没有让苏东坡施展抱负“为天下用”，但他腹中涌出的文章，譬如天上的星河，“雄视百代”、光耀千秋。在世间留下其中的一角，化作了“望之如图画”的西湖。历尽官场上的磨难，苏东坡“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之”。这种“旷古风流”，乃何等的雅致、洒脱与达观，真是“不可复追”！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为东坡摇橹于湖上，此生足矣。
　　 西湖之行的最后一站，是虎跑，山林深处，隐藏着南宋神僧济公的塔院。对于佛教文化，我一无所知，于是抱着很随意的心情在山中闲逛。当次第走到了济公的墓塔，青青的石壁上，镂刻着济公那熟悉的身影。而令人震撼的，却是那张脸——满面的笑容是那样的生动，仿佛一个慈祥、达观的老人，穿越遥远的时空，笑对着古往今来、恒河沙数的世人。难道，这就是佛么？看看庙宇中刻画在墙壁上的济公事迹，是个在常人看来疯疯癫癫的和尚。他无牵无挂，无拘无束，游历于世间的茫茫苦海，一路济人于难，一路抑恶扬善，抚平着人世间的不平与伤痛。我不相信会有超能力的佛法，但我相信尘世间有对佛的寄托，当一代神僧的身上凝聚了这种寄托，济公也就成就了世人心中的佛。
　　 人在旅途，脚步匆匆，火车就要晚点了，还要赶路。回眸西湖，在风光旖旎的深处，沉淀着厚重的历史，记录着唐宋那个伟大时代的荣耀与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