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良的爱与哀愁】
　　 1932年冬，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16岁的年轻姑娘芬娜放假归来，经过一个人迹罕至的小车站时，风雪更大了。她躲进荒废的烧水房避寒取暖，竟意外地发现乱草堆中蜷缩着一个瑟瑟发抖的东方青年尼古拉。她从厚厚的雪中扒出木材，点燃炉火，烧开水给他喝，又将自己的黑面包拿出来给他吃。饥寒交迫的尼古拉身体慢慢恢复，于是两个陌生的男女就聊起了天，直到火车徐徐开来，他们才依依惜别。
　　 本以为萍水相逢，缘吝一面，可1933年初，当芬娜从技校毕业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上班时，她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又遇到了被自己救下的尼古拉。再次重逢让两人都很激动，此后便经常交流，在相处中双双坠入爱河。
　　 1935年3月15日，19岁的芬娜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尼古拉。婚后，她才知道尼古拉原名蒋经国，十年前就来到俄罗斯。对于这个陌生的姓名，芬娜更愿意叫丈夫尼古拉，因为年轻的她不了解蒋经国的家族史，她满眼爱的只是眼前这个相依为命的男人。
　　 1935年12月，芬娜生下了儿子艾伦（蒋孝文），那是他们一家三口最艰苦也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久在异国，蒋经国身体时常不好，芬娜悉心奉侍汤药，生活条件不好，但相依相偎苦也甘甜。芬娜本以为就此平平淡淡过完一生，没想到，1936年，蒋介石派人到苏联寻找滞留12年的儿子蒋经国，而年底，斯大林也终于同意让蒋经国回国。这个消息，对于蒋经国来说，无疑是期盼已久的，可对于芬娜，要告别生养的家乡，把自己置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慌乱和紧张在所难免，但为了爱情，她同样义不容辞。
　　 1937年4月，芬娜带着儿子追随丈夫飞赴中国。因为惧怕父亲不同意自己的婚事，蒋经国战战兢兢，芬娜也规行矩步，如履薄冰。幸运的是，蒋介石虽然一开始从心里并不接纳这个外国媳妇，但通过观察，他还是看到了芬娜俄国人外表下藏着一颗中国妇女温顺的内心。为入乡随俗，蒋介石提出要芬娜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以中国传统妇女的价值标准相夫教子，并且让她从蒋家姓，取名“方良”。之后，蒋经国把芬娜安排到生身母亲毛福梅那里，正式改名“蒋方良”，并按照中国习俗在浙江溪口举行了第二次婚礼。从此，芬娜这个名字就如同她的故乡一样，被命运远远地抛开，而蒋方良成了她一生的符号。
　　 蒋经国回国后，那个化名尼古拉的落魄青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显赫的家世和繁忙的公务应酬，而蒋方良也开始从各个方面要求自己融入中国。穿上旗袍的她不再是活泼多言的俄罗斯少女，而是克勤持家的中国媳妇。
　　 1938年，蒋方良生下女儿蒋孝章，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春风得意的蒋经国也越来越不安分。就在这时，一个名叫章亚若的女子走进蒋经国的生活。即便外面流传着蒋经国的风流韵事，蒋方良还是选择相信丈夫的忠贞。而蒋经国为了维护这段地下情，反而把章亚若介绍给蒋方良做汉语老师。就这样，两人在蒋方良的眼皮下私会，而蒋方良单纯地为这个家操劳着。
　　 时间久了，蒋方良也终于觉察到丈夫和章亚若的暧昧关系，她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她与蒋经国之间的感情危机。虽然满腹委屈无法倾泻，但她没有哭哭啼啼，更没有大吵大闹，她竭力地维护着丈夫的威望和声誉，最终选择了隐忍。她的顾全大局博得了公公的心，蒋介石责令蒋经国断绝与章亚若的关系，可蒋经国表面答应，暗地里却将章亚若和他们生下的两个私生子送到桂林隐居。直到章亚若突然病亡，蒋方良和蒋经国的感情才渐渐恢复。
　　 移居台湾时，蒋方良已为蒋经国生下三子一女，即便如此，她依旧生活在被丈夫背叛的阴影之中。这其中，就包括京剧名伶顾正秋。虽说蒋经国是单方面热恋，但为抱得美人归，他甚至动了离婚之念。面对丈夫的无所顾忌，蒋方良依旧只能默默承受。最终，蒋经国的这次冲动还是被蒋介石扼杀，毕竟，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只有蒋方良的贤良淑德才能稳固蒋家的利益。
　　 历经忧患和挫折，走过风雨飘摇和蜚短流长，蒋方良对蒋经国的情感却丝毫没有动摇，她依附在丈夫身后，亦没有一丝怨艾。即便后来成为“第一夫人”，她也几乎默默无闻，极少露面，是蒋氏家族里最“无声无息的女人”。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蒋方良又相继失去了三个儿子，当最亲最爱的人一个个离她而去，她更沉默寡言了。晚年的她常常一个人痴痴地凝望着丈夫和四个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那脸上无助的神情，让身边的人无不心酸。
　　 2004年12月15日，享年88岁的蒋方良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向来寡言少语的她问医师：“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直到最后一刻，她依旧要追随那个深爱一生的男人。从当年冰天雪地里那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少女芬娜到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蒋方良，她的爱与哀愁，她的传奇人生，都将随着历史的年轮，为我们开启一道忧伤的大门。
　　
　　 【袁隆平与邓则：一段师生恋，一生贤内助】
　　 1953年夏，23岁的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在组织的分配下，他来到偏远荒凉的湖南省黔阳县安江农校教书。正值青春恋爱的年纪，袁隆平却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了工作上，这样一过就是三四年，当同龄的老师都相继步入婚姻的殿堂，甚至做了爸爸妈妈，可他仍然过着“孤家寡人”的生活。混迹在学生中间，留着运动头，穿着粗布衣的他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位中专教师，并且，生性随意的他经常不换衣服，一件衬衣穿脏了，他就把衣领翻过来又穿，有时在课堂上讲到兴起，他甚至直接用衣袖擦黑板。就这样，他依旧过得十分充实。
　　 袁隆平不着急，可身边的朋友替他急了，于是，一位同事忙着给他介绍女朋友。面也见了，感觉也不错，可袁隆平一心扑在工作上，约会时间并不多。偶尔见面，女孩也总喜欢拉上介绍人，一来二往间，袁隆平感觉自己成了可有可无的人，而介绍人和女孩却有说有笑。看出端倪后，袁隆平倒也知趣，干脆退出了事，最后，介绍人变成了新郎官，而落单的袁隆平又成了“自由人”。
　　 1963年初冬的一天，袁隆平的另一个同事又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并且保证这次一定成。等袁隆平赶到了学校附近的黔阳县两路口农技站时，他彻底傻眼了，面前的女孩竟然是自己曾经的学生邓则。袁隆平清楚地记得这个活泼开朗的学生，只是这样的会面让他尴尬。而邓则却显得落落大方，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她的婚姻问题也一度变成苦恼。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当有同学谈到袁隆平，并且有意无意问她印象如何时，她直言不讳地说：“挺好的，教学认真，待人诚恳，人品更没得说。”听到如此高的评价，邓则的老同学就动了撮合他们的心思。
　　 初次见面的局促很快就被打破了，邓则的快言快语打动了袁隆平的心。他开始出动出击，并写了一首深情而优雅的诗歌表白：“茫茫苍穹，漫漫岁月，求索的路上，多想牵上，一只暖心的酥手；穿越凄风苦雨，觅尽南北东西，蓦然回首，斯人却在咫尺中。”由此，他们开始约会。
　　 因为是师生恋，经常一同外出时，难免有人背后议论，说影响不好。憨厚耿直的袁隆平不干了，他说：“什么影响不好！我们大男大女，谈情说爱，正正当当，以后还要继续扩大影响呢！”同事们担心夜长梦多，积极鼓励他求婚，袁隆平也有此意，于是在1964年正月初五那天，袁隆平在篮球场向邓则求婚了。几斤喜糖，师生同庆，邓则就穿着那套火红的球衣，他们闪婚了。那时，袁隆平33岁，邓则25岁。
　　 婚后，袁隆平的生活起居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钻研的劲头更足了。在彼此的称呼上，邓则喊丈夫为“袁先生”，而袁隆平则称呼妻子为“贤内助”。
　　 那时，袁隆平正在试验培育杂交水稻，可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的研究步履维艰，甚至有人以此为罪证攻击他。艰难的岁月里，他培育的秧苗被折断，丢得满地狼藉。看着自己辛苦的成果被人无情糟蹋，一向乐观的袁隆平几乎昏过去。他浑身颤栗、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一下便倒在妻子的怀里。此后几天，他像魔怔了一样，口中反复念叨自己的秧苗。邓则安慰他说：“没关系，顶多是去当农民，我和你一块去，只要不离开土地，我们就有希望……”妻子给了袁隆平站起来的勇气。他爬下床，找到残存的秧苗继续培育。
　　 后来，在有关部门的重视下，袁隆平才得以安心科研。只是由于常年在外，家里的重担全部落在了邓则身上。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1974年，袁隆平的父亲去世，1982年，邓则的母亲罹患癌症病逝，邓则都没有告诉丈夫。她不想他为家事烦扰分心，她要做他最坚强有力的后盾。
　　 长期的家务和照料双方的老人，邓则1982年突患病毒性脑炎，在被紧急送往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袁隆平急忙赶回来，通宵达旦地守护在她身边，擦身子、换衣服、喂鸡汤、并伏在她耳边轻轻哼唱英文歌……就是这样不眠不休的照顾，一个月后，邓则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即便取得巨大的成就后，袁隆平生活依旧简朴，他穿的衬衣十多元一件，并且总买打折的，但对邓则却呵护有加，每次出差，无论多忙，他都会给她买礼物。去国外出席会议，他有时也会带上邓则。怕她走丢，他把住的地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都写在牌子上，让妻子随身携带，又教她说简单的英文。如今，年过八旬的袁隆平依旧身体健康，一到周末，他就会携邓则进城逛街，横过马路时，他也总是紧紧牵着她的手，那份深情，令人动容。
　　 笑着调侃自己“8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20岁的肌肉弹性”的袁隆平，这健康的体魄，幽默的智慧又何尝不是邓则幕后的功劳。正如袁隆平曾说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别人都不肯嫁给我的时候，邓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求婚。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她始终和我在一起。”这段一开始曾遭人质疑的师生恋，走到今天，不就是最好的幸福证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