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代正是顽皮的年纪。那时看到前排女生的小辫儿，便偷偷伸手去抓，直到小女生们尖尖地嚷道“真不要脸”，偷袭的把戏便告成功。换来的，是一堆小男孩们的嬉皮笑脸。“不要脸”的概念，智识未开的孩子们大约并不晓得。春节前，笔者到南方处理一桩紧急案件，连夜的奔波不觉让人有些恍惚。购买返程车票时，站在前排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一头秀发旅途中难免有点凌乱。挤挤挨挨之际，似乎就要刮到我的脸上，于是便打算帮她整理。这时突然一声尖尖的“真不要脸”从记忆中呼出，直把人惊出一身冷汗：这回再伸手，大概换不来小男孩们的嬉皮笑脸，这张老脸可要惨不忍睹了。
　　 脸的故事其实有很多。有一次翻阅明史，说的是崇祯皇帝和一名宰辅大臣的谈话。皇帝对大臣的陈奏很不满意，于是反问：“何谓情面？”这位大臣支支吾吾憋得脸通红，半晌答道：“情面者，面情之谓。”难道情面就是面部表情么？可以想象，这张老脸注定要惨不忍睹了，皇帝果然龙颜大怒：宰相咋用了你这个大老粗！这次关于面皮的高峰会谈，于是乎惨淡收场。但看得出，自古以来国人便在做着面皮上的文章。
　　 中国人讲情面，遇事总要给个面子，生活中有了要脸与不要脸的说辞，和又厚又黑的政治哲学。“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面皮，并非医学上的特定部位，而是对人的社会存在与评价的总和，集中体现着人的社会属性。回想我们的生活，女人们不惜千刀万剐，希望脸美一些；男人们不辞千辛万苦，希望脸大一些。如此说来，活一张脸实在不易。
　　 在这样的国度里，面皮的哲学自然源远流长。据汉初贾谊考证，他那时候的古代，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便很讲究留个脸面。例如，受点贿的婉转说成“黼簋不饰”，搞点性解放隐晦的叫做“帷幕不修”。就算真到了该杀该剐的程度，也让他自行了断。这在今天的党政纪律或刑法来看，真的不可思议！但贾谊自有他的道理：他那个时候，经过汉初的轻徭薄赋、发展经济，综合国力逐步得到了恢复。可经过暴秦的十余年浩劫，所谓“道微俗弊”，价值观念混乱。社会上“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才士”，惹得老子都从小这样教育儿子。于是他愤愤然看不下去，建议“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为此，提出要培养干部们的羞耻心，让大家自尊自爱：既然给足面子，便要好自为之，所谓“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说到底，充分把面皮上的文章做好。后来，贾谊的哲学颇为汉文帝采纳，成为汉朝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据。到了明清之际，顾炎武老先生又根据后世“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的经验教训，总结道：“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才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才衰。”说到这里，国人关于面皮的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孟子“行己有耻”的世俗版本。在中国式的哲学里，“耻”是个很大的概念，例如读书郎要“耻不如尧舜”，没有学问就害得没脸回家见爹娘；打仗时得“明耻教战”，让战士们追求点个人英雄主义。可见，一个社会上的“名”字，使人们不至于只知道攘着胳膊吵吵：“这是我的合法权利！”一个内心的“矜”字，则让国人的面皮薄薄的，进退取予之际有个“真不好意思”，生怕被那个尖尖的嗓音骂道：“真不要脸”！
　　 但现世的哲学总是非常现实：脸皮厚，吃块肉；死要面子活受罪；或者由于私人间的面子实在太重要，难免耽误点公事。到了民国的时候，文人们终于总结出了又厚又黑的理论，使面皮的哲学得到升华。按照厚黑宗师的讲解，厚黑之学达到黑如曹操、厚如刘备的境界，简直“天下可以运诸掌”。但仔细推敲，厚黑还是特别要脸的哲学：曹操不管多黑，尽管“其实汉贼”，但面子上一定要“托名汉相”，光凭这点儿就比袁大头高明得多；据考证，玄德公面皮忒厚，哭起来鼻子一把泪一把，大概身为皇帝他叔，难免忧国忧民，哪怕被爆料原是个摆地摊的。历史的是非反反复复，人生的哲学各个不同，社会的交往世态炎凉，这也许是尘世永恒的困扰，无可厚非。毕竟，理想中的乌托邦只是天国的投影，记忆中的大同之世早已杳不可及，如果按韩非子的说法，“竞于道德”那都是上古时代的老黄历了。如果说后世全凭“温良恭俭让”以得天下的，大概只有咱们济南的王莽吧！其实，厚黑之术表面很时髦，恐怕多半是把自古以来的“霸道”、“诡道”脸谱化的结果。教授们从帝王将相那里偷学两招，供小民百姓挣个一丝半缕、混个一官半职，算不得什么重大发现。但面皮的好处，至少让人们交往时懂得包容，让丑俊还算有个标准。至于到了天下扰攘之际，照样要把面上的文章做好，把自己的脸画得漂漂亮亮，却是一再上演的历史真相。当初刘邦找项羽抢地盘，不还是抓紧补上给义帝发丧的功课么!最怕的是什么叫脸都不清楚，干脆不要了。
　　 在爱琴海岸的古希腊，曾有过高度的繁荣。所谓“言必称希腊”，希腊的制度与文化坐着炮舰来到中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让人想起古罗马崛起前的泛希腊时代，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包括波斯在内的东方古国，都一度把希腊当做文明的楷模。古希腊有个显学叫做“智者”派，他们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只要人性中需要就行，没啥绝对的真理，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呢？这些智者启迪了人性的解放，但也助长了人性的放纵，后来又影响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哲人们。但在当时便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尖锐批评：他认为总有个天理，不能光讲人的“性”，为所欲为，弄得脸都不要了。无独有偶，大约与此同时的春秋时代，我们有个盛极一时的“辩者”派，他们的道业也到了“然不然，可不可”的境界，无事无非没个标准，认为事情本是相对的，对当时正统的价值观念颇不认同。到了魏晋时代，全国又刮起了一场旷达、简傲色调的玄学运动，时贤们带头走出孔家店，“礼岂为我辈设哉”，成为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在时人假托列子所著的《杨朱篇》中，倡导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在这种思潮下，标志着人性解放的换妻游戏便一度上演，公子哥们勇敢地交换妻妾，发现果然没有什么比爱情更滋润。没有了面皮的负担，也就没有了责任的羁绊，大约确实过得潇洒。不过，按后世学者们的总结，正是这些观念成为魏晋时代天下土崩的重要思想根源。与苏格拉底异曲同工，他们也认为社会生活中要讲个责任，循个规矩，有个坚守。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天道循环无往不复，有时会发现历史惊人地相似。每个社会和时代的风俗，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和历史背景。古今中外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但不变的是人性。透过文化语境中的面皮，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时代的追求与社会面貌，集中体现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这便是写在面皮上的哲学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