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乃人类社会从未质疑的人伦底线。而今又有一股思潮从西方社会向中国蔓延，出现了所谓同性婚姻合法性的命题。《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在现实生活的语境中，“性”总是一个颇为晦涩的概念，似乎总是与原始本能和欲望的膨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性乃是生命传承的力量，乃人类文明的原点。无论是社会的人还是人的社会，性的问题，往往构成幸福与痛苦、美德与罪孽的根源。面对无限延伸的人类族群，如何妥善安置性的问题，正确树立性的观念，在深层次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存在，制约者一个文明的性质。芸芸众生，个个不同，其间有常态便有变态，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维系一个社会的共同体，便应当形成共同的社会风尚，弘扬共同的价值观念，坚守共同的人伦底线。“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有时候谁是谁非、谁香谁臭已不重要，怕的是除了个体欲望的释放，便没有了共同的信条、价值的尺度。“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在中国文化中如此基础的道德观念，真的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么？还是常人之情固然贪于放纵，乐于突破社会规范的束缚？阴阳相吸，无非天道自然；同性相恋，不过阴差阳错。“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背后，真正需要我们关心的，乃是一个关乎人类文明塑造的课题：面对个体的自由，社会的伦理还要不要？面对自由的释放，还有没有人伦的底线？
　　 众所周知，家庭乃社会组织的细胞，婚姻乃伦理关系的起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命题，普通人并不见得只是无关的看客。循着这个命题的思路，还会有我们业已熟知的为“一夜情”和“性工作者”正名等一系列问题。“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名义与法律在社会的深处决定着我们的生存方式。这样的思潮，所以惊世骇俗，正是因为它颠覆着人伦的根基。既然只要心甘情愿、不妨碍他人的生活，那么人和兽是不是也可以结婚？血亲是不是也可以脱离世俗的桎梏？如果这一系列的问题得以“正名”，我们的伦理关系将如何打理？我们的生活将如何开展？人与兽的区别又在哪里？事实上，同性恋的现象古已有之，而今精神病学上的“恋童癖”也曾打着“娈童”的美名登堂入室，热闹的程度甚于今日。翻开人类的历史，人欲一旦失去规范，不知将横流到何处！《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对于同性恋我们是恶心也好，热心也罢，真正值得深思的，乃是命题背后的思潮及其发展的走向。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从来不乏形形色色的思潮，其中不少时髦一时，当时也是缤纷可喜、言之凿凿，最终却酿成了人心的混乱，引发了社会的灾难。如果稍有历史的知识，中国近代史上由此造成的灾难还少么？
　　 伦理的问题至为重大，应当从文化的源流上去探讨。人的自由和原子的人，似乎为同性婚姻合法化等命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西方式的人文思想中，总是将自然科学的思路投射到人文领域，惯于将人视作社会的“原子”。而中国文明中核心的“仁义”观念，无论是“仁者爱人”还是“义者宜也”，乃是从社会的角度、人与人的关系去把握人。中西文明有着不同的历史基因，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庞大系统。近代西方在反对暴政的革命中，提出了人权与自由的口号，呼出了饱受压迫的人民炽热的渴望。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扩张的成功，已经成为基础性的当代政治观念。历史的长河，不会是无源之水，也不总是洪水滔天。有意思的是，人类历史似乎总是在暴政的反抗与反思中前进。例如中国历史上有了桀纣的暴政，便有了汤武的革命；有了隋炀帝的暴政，方有了我们引以自豪的盛唐。但在我们对暴政的反抗与反思中，树立的是仁政主题的思想。这一思想同样将人的价值置于至为崇高的地位，可以说与人权的观念息息相通，只是展开的思路不同，体现着不同的文化特色。宗教乃人类灵魂的家园，西方的伦理观更多的源于宗教，而随着神权的式微，公民拥有了信仰与否的自由。不难理解，按照这样的文化背景，无论是性解放还是禁欲主义，只要不妨碍他人生活便可能成为个人事务。既然人是自在的原子，人群中注定有不同的性取向，为什么同性婚姻一定不能接受？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妨碍了别人？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要歧视他人的生活方式？而在美国祖宗制宪的时代，大概想象不到后代还会发生同性结婚的问题，违宪的嫌疑应是没有的！当末日来临，我不知道他们的上帝会如何去审判，但我相信中国社会有内在的运动轨迹，因为中国社会不是西方文明的影子。
　　 中国文化之中，维系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只有我们因伦理关系的紊乱而痛苦，才会发现它的重要。如果说中国文明中的“人权”，它不仅仅是尊重人的存在，宣示上帝赋予人类什么样的“权利”，而是力图扎根性灵中固有的是非羞恶之心，塑造人格的完善，营造社会的和谐。所谓“修己治人”，在我们的灵魂中，找不到可以忏悔的上帝！文化的基因并不是那么容易脱胎换骨，“服食”某种学说便可随意改造。《六韬》说：“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又说：“天下之人如流水，鄣之则止，启之则行，动之则浊，静之则清”。回顾中国的历史，往往便是各种别出心裁的折腾才搅得天翻地覆，不得安生。而古今中外的成功范例，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没有哪个文化层面的革命，不是立足历史的根基，搭设空中的楼阁。包括“性文化”在内，如果还想让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过上素静日子，就不要没完没了的折腾自己！
　　 《易》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含有正的意思，不妨理解为按天地所昭示的正道治理社会，恐怕这正是成就“贞观”之治的“政要”所在。因此，《礼记》中说：“有国者，章善瘅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贰。”其中包含了维系一个国家要努力惩恶扬善、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避免人心的混乱。在这个人欲横流、鲜廉寡耻的世界上，如果我们的法律再站出来煽动它的成员：只要自己愿意，又没伤害别人，便要大胆的容纳自己，追求自己的自由！那么，这样的自由将如何泛滥？这样的自由真的没有伤害别人么？当一对为制止女儿同性恋而操碎心的父母，是父母侵犯了女儿的自由，还是女儿刺伤了父母的心灵？如果你的妻子勇敢的去搞一夜情或献身“性工作”，既没耽误你睡觉没准儿还改善了家庭收入，那么你是应当坦然容纳，还是有权利表达愤怒？是否为这些行为正名，是否接受其中的逻辑，解决的正是这样的答案。
　　 自由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但它的价值应当是对人性的尊重，而不应成为放纵人欲、践踏人伦的口实。自由，首先应当是自爱，当一个人连自爱都不懂得，便没有资格侈谈“这是我的自由!”人欲不难横流，是非不容颠倒。法律的职责应当是告诉社会，当一个人触犯了伦理的底线，至少还应懂得愧悔；而不是让我们的风俗恬不知耻，理直气壮的指责社会的歧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君子之道，譬则坊与？”如果我们的生活还需要人伦的底线，就不要扯这些幌子，开这些口子。中华民族已经发展了五千年，不会等到让同性结婚才有出息。若是等到人心乱了，不是几个什么学者能担负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