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见到了父亲电话里提到的一件“文物”——老家1950年的一本人口清册。
　　 这本人口清册，全部是手工书写，并用毛边纸线装而成。虽然册子前后已经缺损了部分页码，但册子大部约六十页左右的内容保存完好。
　　 今年夏天整修老房子时，我父亲在一木箱里发现这本册子，是我爷爷留下的东西，我爷爷在解放初期曾经参与过老家的“清匪反霸”工作。
　　 仔细翻阅了这本人口清册，它记录了当时全村十二组人口的详细资料，包括每户人口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成分、出身、住址以及备注。其中备注的内容专门用红笔标注，记录了部分“重点人群”解放前的情况，诸如其当过兵，做过保长，参加过三青团及汉流组织之类的话，那个时代浓浓的斗争氛围溢于言表。
　　 册子里登记的村民，大多都已经去世了，健在的人最小六十三岁，最长的都已经九十多岁了。
　　 看着上面的名字，大多都比较陌生，但有几个用红笔标注的名字，都是长辈们聊天时提及的人物。
　　 一个是“富痞子”，“富痞子”真名田道行。解放前他曾经在家乡富甲一方，家乡的大部分田地都属于其名下。临近解放那几年，因其日日赌博抽大烟，把名下的房产土地输的一干二净，靠着那几个赌博赢家轮流接济和帮人做点篾活路维持生计。谁知转眼间江山换了新主人，土改运动开展起来。“富痞子”躲过了“大地主”的头衔，并分得几亩土地，过上普通百姓的日子。
　　 一个是孙光政，孙本人在解放前没有出任过什么职位，而只是名下有房产和不少土地，所以在土改时期虽然是地主成份，只是把他的房子和土地没收了，并没有处罚他。因孙早年读过多年私塾，土改工作队朱队长认为他是此地难得的人才，便安排他在工作队做一些文字工作而躲过镇反（文革时除外）。孙本人我小时候也见过，和常人并无异样。他是一个高大而慈祥的老头，和影视作品里一脸奸猾、头戴瓜皮帽的地主有很大差异。事实上孙只是家里比较殷实，对从政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赶战打猎。据说，他曾经独自在山中用猎枪打死了一只豹子。孙最后在享受着天伦之乐的四世同堂家庭里无疾而终。
　　 一个是孙光税，孙本人在解放前是一名保长，帮国民党干过不少抓兵拉夫的差事，但滥杀无辜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过。结果到了土改时候，因当年在赌博场上，对堂兄兼赌友的一次侮辱埋下了祸根。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其堂兄的好友田某已是乡农会委员，把解放前一个死在街上的叫花子算在孙光税头上，孙光税由此成为欠有人民血债的保长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一个是钟荣之，他曾经是当地团阀谭孔耀的心腹参谋，后又投靠另一山霸王田秀堂并充任其保卫团中队长。田秀堂被国民政府责令国民革命军薛团长剿灭之后，钟荣之被县府发配至江北参加对红三军教二师的作战。因钟在江北巴兴归根据地的这段经历，虽其后隐居乡里多年，但清匪反霸斗争一开始，钟荣之就成为乡里的头号镇压对象。
　　 那年冬天，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后，钟荣之和孙光税在内的全县的恶霸地主以及反革命分子均作为镇反对象被人民政府集体枪毙于庙坪。
　　 六十三年，对于一页纸一本书来说，不算古老；对于父辈们来说，体验几番时代变迁后也步入了花甲之年；对于这个普通的土家小山村来说，历经半个多世纪世事更替后，物是人非，诸多往事皆成为过眼云烟。是是非非，皆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事情确确实实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