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媒体上连篇累牍地重新解读切尔诺贝利，这固然必要，但仅仅物理性或事故性地看待切尔诺贝利，那么我们距离这场悲剧的“堆芯”只能越来越远。这不能不令人悲哀和黯然。如果百分之八十的死难者本可以逃脱死神，如果更多的“辐射人”本可以健康地活着，如果……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切尔诺贝利?当然，如果不是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切尔诺贝利这个怪怪的名字，便如同传说中那人面兔身之讹兽一样，会慢慢隐没于记忆的荒野而不再狰狞毕露了。“讹兽”别名诞，据《神异经》载:“西南荒中出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二十五年来，切尔诺贝利对于我，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类似早年的一个梦魇，一个神秘兮兮的城堡似的存在物。它从不带有“现场”、“真相”、“正在”的意义，因为一切都被封存了。这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爆炸后的四号反应堆必须套上石棺，三十公里直径范围内必须划为绝对禁区，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它曾被一只无形巨掌打上封条，包括所有档案、胶卷、病历、死亡证明、知情者的嘴巴。
　　 不管怎么说，从爆炸发生那一刻起，“切尔诺贝利”就一直在往下“切”，一直在锋“利”，并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夜倒悬在我的头顶!当辐射尘埃随着大气飘散到东欧地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半个地球上旋转着“切”出创口时，苏联政府仍伶牙“利”齿地狡辩，刻意隐瞒不报。据戈尔巴乔夫回忆，爆炸发生后，他被告知只是一般失火，“过程跟煮红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这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和举重若轻的忽悠，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前党首戈尔巴乔夫这样说，就可以将历史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吗?那么，到底谁在骗谁?是下骗上还是上骗下，抑或上下瞒骗惯了而继续互骗？但他们上下一致地欺骗了整个世界。这是铁的事实。
　　 核事故发生两天后，莫斯科才派出一个调查小组抵达现场，但不知什么原因竟迟迟不提交报告；直至三天后，莫斯科得到瑞典政府发来的质询和数据，这才知道事情不妙，辐射云已随风飘散到瑞典，事情远非“跟煮红茶没两样”那样简单。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忙于与西方军备竞赛，他必须设法捂住“切尔诺贝利”喷射的核尘埃。也就是说，对戈氏而言，倘能割除“切尔诺贝利”之两端而取其中，才符合政治家的最大利益，这样便接近“诺贝尔”了——他早该获“诺贝尔和平奖”了。但“尔诺贝”毕竟不是“诺贝尔”，铸剑为犁更不是铸犁成剑。
　　 一九八六年四月之末那个黑色礼拜，第一个赶往出事点的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冒死搭乘直升机，盘旋于第四区上空，在距爆炸洞口仅五十米处快速拍摄，现场比墓地还要悲凄、荒寂，那喷射死焰的巨大裂口让人立马想到什么才叫“自掘墓穴”，什么才叫“世界末日”。机师连呼辐射读数太高，只能滞空四十秒。然而，伊戈科斯汀没想到的是，拼死拍下的十二张相片因辐射太强而完全变黑，显不出任何影像了——更不幸的是它成了一个可怕的征兆和隐喻:整个核事故真相也遭到另一种核辐射而全部变黑，报废般地被锁进无形的暗箱之中。二十五年后，我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伊戈科斯汀，我正在穿越的历史隧道突然灯火全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嘴巴被强行塞进一股浓浓的怪味——
　　 “嘴巴里有金属味道，一种酸味。人家说辐射没有味道，我们之后才知道，那是放射性碘的味道。”当年用仪器测试辐射的克伦班亚克上校回忆道。
　　 如果这时官员告诉你，根本没有什么怪味，你的鼻子一定有问题，你怎么办?如果你继续申辩:我明明闻到了一股怪味，为什么你们偏说没呢?他们会说你脑子有问题，可以送精神病院了。
　　 一个让我震惊的细节是:明明在现场和周围测出远超致命量几百倍的核辐射，而且还在不断升高，可是专家却宁愿相信测量仪出了故障，也不愿相信发生的高辐射是真实的。至于高辐射值导致测量仪破表时，专家甚至相信高辐射消失了。在专制思想操控下，科学、专家以及科学仪器也都变质变味了，甚至成为反科学的御用工具。
　　 然而，四月二十六日凌晨时分，第一批赶赴爆炸现场的六十九名消防队员，在未被告知真相的情况下毫无防护地投入战斗。一个半小时后，他们像命中的弹靶一样接连倒下，有的剧烈呕吐，有的失去知觉，有的面目全非，现场惨不忍睹。结果三十一名死于直接核辐射，其余的都患上了急性放射综合征:眩晕无力，间歇性呕吐，皮肤生疮化脓，整块脱落，骨髓退化，多个器官受损，以致心力衰竭。战士们以为面对的只是烈火，却不知道真正凶恶的敌人是看不见的，远比当年德国法西斯厉害千百倍，而最大的蒙面杀手却是背后高喊“同志们冲啊”的巨大阴影……事实上，苏联最高当局完全清楚，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远比真正的战争更为惨烈和棘手，否则他们不可能从阿富汗前线抽调顶尖飞行员，连续不断从高空朝反应堆裂口投下八十公斤沙包，指望用大量的沙子和硼酸把大火闷熄。一个飞行员每天飞行三十多次，每次飞行会吸收五到六伦琴辐射。在半年时间里，据称有六十万人参与到这场特殊的战争中，不计其数的无名英雄丧命于此。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追忆道:“戴面罩的士兵在四号机组抢险，每次停留不能超过四十秒，每人铲不了三次就得离开，那场面就如战争一样。”正是因为他们，才避免了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十倍的第二次爆炸。
　　 核事故第一天，在距核电站三公里的美丽小镇普里皮亚季，尽管四万多居民已吸收了超过正常值五十倍的辐射，但他们依然生活在阳光灿烂的蒙蔽之中。凌晨爆炸伊始，普里皮亚季从睡梦中惊醒;第二天他们被告知，只发生了小事故，核电站是安全的。没有人告知他们必须紧闭门窗、服用碘片以应对。直到四十八小时后，政府才开始疏散受到高辐射的居民，但仍然没有透露疏散的原因。此时河水已浑浊不堪，冒起怪味的水泡;两岸边大片大片的松林、白桦林被放射性气流灼成焦黄色。
　　 匪夷所思的是，事故发生第六天，苏联当局居然筹备了“五一”劳动节盛大庆典，想以此掩饰核事故的严重程度，进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当然，权威的《真理报》在第三版底部发布了一则消息，声称“危机已经过去，现在没有任何危险了”。尽管标题很小，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它足以给恐慌的群众吃一颗定心丸。被洗脑的群众是最听信“真理”的。在距切尔诺贝利一百三十公里的基辅，“五一”节那天，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当局依然鼓动群众参加劳动者大游行——红旗飘飘、彩色气球、高呼“苏联万岁”的人流、鲜花的海、呼啦啦的鸽群、天使般的笑容……无论怎么想象也无法将这场面与地狱、死亡联系到一起。然而，冷面无情的畸形政治导演的正是一幕巨大的荒诞剧!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场庆典中遭受戕害并踏进地狱之门。记者伊戈科斯汀拍摄了“死亡游行”的画面，但奇怪的是，这些资料竟也从乌克兰国家档案中蒸发了。
　　 如此看来，切尔诺贝利绝不仅仅是一个悲剧现场，它其实是一个看不见的隐蔽杀手，一个没有命名的祭台，一个以花豹斑点式向外扩散的无主动词!那么谁是祭品呢?这是不言自明的。他们的亡魂至今仍在切尔诺贝利徘徊、呼号。如果换一种说法便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想想看，连遥控机器人清理核污染时都受不了强辐射（电子线路遭损毁），而他们在官僚特权集团“遥控”下，必须以血肉之躯与死神面对面打交道。他们死时究竟吸收了多少能量的核辐射，似乎无法测定也无人问津，但一年后这些死难者遗骸被重新装入特制的铅棺材，以免成为新的放射源，就足以证明一切了。主祭者当然是庞大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会颂扬并铭刻死难者的“英雄业绩”，但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族是不会充当祭品的。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乌克兰第一书记雪比斯基，他在庆典后不久就自杀身亡了。他忠实地执行了最高当局的命令，并身体力行地带着孙子和家人一起参加游行。当然，第一个听懂历史嘲笑的，也是雪比斯基，而不可能是高呼口号的群众。二十五年后他那巨大的绝望仍像核子云层一样笼罩着我。我想，他是被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人性和良知击垮的。当然还有恐怖的幻象，连翩噩梦，以及对自己所寄身的庞然大物的不祥预感。
　　 二十五年后，我们仍然无法知道这次核事故死难者的准确数字——不计其数的受害者在莫斯科第六医院（当时唯一可治核辐射的医院）和其他不知名的医院悲惨死去，然而苏联当局却禁止医生在死亡证明上提及“辐射”死亡。他们要抹掉任何一点“非正常死亡”痕迹，以便掩埋真相，让后人查无实据。既然你们已经死了，就不能再往“社会主义苏联”脸上抹黑了。
　　 我本想把她们的名字一一说出。/无奈名单已被夺去，无从得悉。//我为她们织就一块宽大的裹尸布，/用偷偷听到的她们的只言片语。//我随时随地都把她们回忆，/哪怕新的灾难临头也不会忘记，//即使我历尽磨难的嘴被堵住，/亿万人民也会用我的呼喊抗议
　　 当然，官方有一个统计，二十年间共有四千多人死亡。而绿色和平组织研究发现，死亡人数在九万人以上，受害者达九百多万人，随时可能命赴黄泉。官方与民间的统计结果相距悬殊。如此看来，切尔诺贝利成了一个双面镜:正面映照的是光明、安全、辉煌，背面显现的是骷髅、残肢、亡魂的凄号。切尔诺贝利成了真正的人间鬼蜮:如今那儿的茅草长得比房子还高，灰蒙蒙的办公楼布满城堡般的裂纹，空荡荡的剧院偶有野狼或狐仙光顾，保持原样的车间仿佛史前遗迹——篮球架的网兜里仍吊着一个篮球，一棵树毫不客气地侵入布满桌椅的教室;至于那辆期待着开往远方的列车仍无休止地晚点下去，高矗的黄斑斑的塔吊和分辨不出颜色的旗帜（应该是唯一仍在飘扬的苏联红旗），巨型游乐摩天轮像寓言一样悬停在空中;只有成堆的外星人般的防毒面具、锈成废铁的庞大车阵和白色直升机，仍在叙说着那场一劫难平的悲剧。据专家估计，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八百年，而持续的核辐射将持续十万年。以我的感觉，在整个切尔诺贝利的图片中，电流般击穿我的是从废墟中偶现的布娃娃的头颅和断肢，她们一直保持着半生半死的姿势，仿佛是上帝专门派来为死去的孩子们显灵的见证。问题是，至今仍有受辐射而畸形的胎儿在不断出生……
　　 还是回到爆炸发生的那个凌晨时分。普里皮亚季小镇居民被巨响惊醒，他们纷纷聚集在城镇的铁路桥下，观看那冲天而起的烈焰——天空呈现出橘色、玫瑰红、钢蓝、钴绿等虹霓般的色彩，异常美丽。他们不知道反应堆重达一千二百吨的钢顶被掀开，八吨放射性的铀和石墨瞬间抛向夜空，相当于两百颗广岛原子弹。但事后不久，很多目击者都死了。这也许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代价最昂贵的观看了。他们想不到最可怕的噩梦，竟然是从最绚烂的彩虹开始的。
　　 我承认我是吃了不少“讹兽”肉的。当然，你可以说那“讹兽”是神话传说，距今天太过遥远。然而，最近有关切尔诺贝利食人巨鼠的事儿在网上疯传，点击后令我毛骨悚然——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支九人科学考察小组进入切尔诺贝利，在探测取样时，蓦地传来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只见一头海狸鼠般大小的动物突然窜出来:那是一只长约五十公分的变形的大老鼠!暗灰色的毛皮，牙齿像鲨鱼一样锐利且长，尖足有两公分长，爪子像变形的铁钩子，没有尾巴，眼睛像两颗红宝石发出幽光。据称，它们是长期遭受强辐射后发生基因变异而生成的。不幸的是，科学考察小组接连遭到一群变形巨鼠的袭击，仅一人生还……无独有偶，我在网上看到地图上标示的核污染扩散区域，竟也状似一只巨鼠——硕大的鼠首位于白、乌、俄三国交界处，鼠腹以核电站为脐眼，基辅位于它的下方;连接它的颈部细如蛇形，鼠尾则翘向波兰方向……
　　 后来我也看到有关于食人巨兔的说法。不过，这样一来，便与人面兔身的“讹兽”扯上关系了:二者不仅相像，简直有点血缘了。我在想，现代社会是否仍存在产生寓言和神话的土壤?变异的巨鼠或巨兔带给我的恐怖，何以远超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泄漏所产生的恐怖?
　　 “当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时，他听到了敲门声……”
　　 尽管切尔诺贝利一直有人在那儿轮换着守护，但唯一始终没撤离的是“列宁”。事故发生时他没有撤离，五年后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他依然没有撤离。他永远被留在了既是故乡也是异乡的那儿。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一直不知道该核电站是以“列宁”命名的。为什么这个正式名称要被有意省略或遮没掉?难道这个专有名词也与核事故一起发生了“爆裂”?二十五年后，我看到一张列宁半身铜像立于电站正门的图片:在一片枯黄的茅草和杂树中间，“列宁”久经烈焰和辐射的双重炙烤，他的整个脸部黯淡得呈灰白色，眉头紧锁并积满尘埃，底座和其上镌刻的字迹几乎完全锈蚀了。令人惊讶的是，左边两角植有两棵光秃秃的水杉，其下端的树皮均剥落了；与之对称的右边却根本无树，只有一棵杂树长在铁栏外面。也许有人以为那不过是一尊铜像，一个象征，但任何一场革命、一个事件乃至一个时代，如果忽略了它独有的象征，将失却探寻它的内涵、影响力和秘密的切入点。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质言之，就是从列宁到“列宁”的过程，或者从冬宫到切尔诺贝利的过程。
　　 问题在于，“列宁”不能撤离。对前苏联当局而言，如果“最科学”、“最高效”、“最安全”可以给列宁增光添彩的话，那么酿成如此灾祸岂不是对列宁的亵渎和讽刺?至于构成对自身命运的不祥之兆则更让他们心怀忌惮。因此，永远封闭在切尔诺贝利对他们更有利。五年后这个问题演变成:“列宁”不必撤离——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列宁的遗存在各地遭到拆毁，远不如让他留在高辐射的切尔诺贝利。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唯一可以找到“列宁”的，也必定是在这里——爱恨交织的切尔诺贝利，而不是冬宫或红场。在寒冷的冬夜，以无情著称的“列宁”，想必流泪了。是的，他该流泪了。他的继任者斯大林采取更严酷的政策，将专政利器打磨得更阴暗，仅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人!这当然包括切尔诺贝利草民。二十五年后我猜想，“列宁”不愿撤离，因为有些问题他仍想不明白，但有一个问题必定想明白了:不管什么体制、什么政党的政府，只要漠视人民，漠视人的生命，漠视人类生命赖以为生的生命，都与杀手、犯罪无异，最终将被觉醒了的国民所抛弃，“过程跟煮红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