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客自荷兰访学归，乃暂过吾草庐之中。既久未谋面，不免把盏长谈。酒过三巡，客忽于坐中叹曰：“彼国之人，风俗醇厚，遇事每替人着想。人人相与之际，苟有差池，必反诸己。不似吾中国之人，但知求人之过，不知反躬自省。”乃为吾言其所遇数事以实之。概深以中国之俗为鄙，而慕西人之化也。比来为吾道此者多矣，予亦深以为恨。然尝以为知耻后勇、引以为戒则可;若以之崇洋抑华、妄自菲薄则不可。乃酌酒为客言曰：
　　 “唯唯，否否。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大昌，欧人横行寰宇。以弹丸之荷兰，亦远涉重洋，大启疆宇。晚明以降，方中国之多事，与吾争台湾、东南亚诸藩者，非彼国欤?所以然者，岂唯船坚炮利，物力优长，亦由其士风民气之所致也。迄于今日，观其民风之敦厚，诚有过于我。然而若谓中国文明故不知反求诸己，唯好以凌人为教，则非也——曾子云，一日三省;荀子云，必自反。至若夫子之得之也，必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然千载以降，吾人机械日增，风俗日薄，上下熙熙，俱以市道交。举四海之大，但知诈伪之利，士风民气，不复醇厚。至于天下扰攘之秋，常以九州之广，终于不振。此非诸夏文明之罪，盖时过境迁，事势有以致之耳。老子云：‘小国寡民’;又曰，‘结绳而治’——岂圣贤之好妄?其中深意，可以三味。
　　 近世欧洲诸国，上承已亡之希腊、罗马，中迫于阿拉伯、奥斯曼之入侵。始则小国林立，战伐不休。继而大国迭起，战火孔炽。以此论之，其五百年间，颇类吾春秋战国之时，非若秦汉以来之大一统也。故德人马克思氏亦云：‘近代欧洲，实于战争之砧板上铸成。’当其时也，其士风之刚烈，民气之醇厚，有古人之风，使吾后世中国之人，相形而见绌。虽然，中国自古以礼义为国，岂以好凌人、好攘夺为教哉!夫礼义者，固接人以礼，而持躬以义。于人则尊以让之，礼也;于己则严以律之，义也。至于礼教之弊，乃虚文徒具，而真意不存。其民习于纤巧，竞于奔走，不复有敦厚之实，淳朴之风。忠敬质文，固相损益。老氏谓礼义者，忠厚之薄而乱之首者，此之谓欤?愚以为此非所以罪夫子之道，概人心惟危，世事茫茫，可为浩叹者也。
　　 晚清之际，当西人横行寰宇之秋。中国既有天朝之尊，久托万国之上，吾人始则皆以中国之政教为是，尽以西方之风俗为非。其后盛极而衰，国势日蹙，先是水师覆败于黄海之上，继而拳匪肇乱于京畿之中。于是人心动摇，天下汹汹，于本国数千载相传之文化，亦不复自信。天下之人，转而辄以西方为是，以中国为非矣。彼游学归国之士，每每倡导其间，其于毁弃中华文化，可谓不遗余力。其为流荡，至于今日。大江东去，几度夕阳?求之于势，岂可尽责于人!此真可浩叹者也!然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中西文化交汇、激荡之际，固不可盲目自是，尤不可不复自信。风俗者，实天下之大事。若中华之复兴，必求诸国民精神之皈依。《论》有之：既庶矣，而后教之。岂圣人强人之所难，无事而纷扰哉?倘无共同之信念，文脉之传承，则难以为国，不可以相聚而为族矣。倘黄皮白心，孰为华人!至若秕政靡俗，何国无之?中之与西，各有短长。华人风俗之可鄙者，当勤求吾国政教之失以救之，吾侪即为中国之士，岂可遽以蛮夷无礼之国以自贬乎!”
　　 客答曰：“朋友之际，所贵知无不言。既各有见闻，乃道其所道尔，夫何伤!”于是主客相视大笑，洗盏更酌，尽欢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