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1日，是我参军39周年纪念日。那情景就像昨天，岁月却夺走了我39年的生命。我的前半生，苦难和幸福一直伴随着我，我想在今后急迫的生命历程中，多一些幸福少一些苦难。现在想起那些岁月，想起一些好人和一些不好的人，都成为了我的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我至今感恩着那个姓王的班长。我总结，人这东西，的确分善恶的，善恶，是区分好人坏人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党性，那个好班长春节后退伍也没有入党。而那个恶班长探家带回来一麻袋黄鱼干，光荣的入党了，没退伍，继续当班长。
　　 我今生愧疚的是，一生歪着头颅做人，愧对班长的爱心纠正；我今生欣慰的是，一个被苦难压歪了头颅的人，一生心眼都正当着，对事业，对朋友，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一】
　　 1974年，我命运里出现了四个“9”。身高159厘米，体重99斤，年龄19岁。7月份高中毕业，队长让我开拖拉机，那时候，全公社只有两台拖拉机。大队书记任命我为团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可是党支部书记的接班人。可我瘦弱的身驱内暗藏一颗狂燥不安的野心，对开拖拉机和当团支部书记一概没兴趣。
　　 年底，我拒绝大队书记对我的“培养”，决然地报名应征，踏上了找寻理想实现抱负的茫茫人生之路。到区医院体检，个子矮一公分，体重差着一斤。待轮到我称体重的时候，我溜出来，在医院的院子里的房檐下，找到了一块冰，我抱着那块雪白的冰一通猛啃，然后又去过秤，勉强达到100斤。量身高的是个女医生，那时候好像40来岁，我偷偷地踮起脚尖，那医生给填写了160公分。后来我想，那医生是知道我踮了脚尖的，装作没看见罢了。到现在我感恩着那位有着一颗善心的慈母般的女医生。
　　 1974年12月20日清晨，北风凛冽，滴水成冰。公社的一辆拖拉机把14名十七八岁的孩子拉到周村人武部集结。老母亲站在村头老桑树下，泪眼汪汪地看着我，四岁的小侄子、小侄女哭喊着“叔叔”，挓挲着小小的胳膊在拖拉机的前面拦着，不让我出村，因为平常我疼爱那两个可爱的孩子胜过疼我自己。我喂得小黑狗，跟在拖拉机后面悲鸣着撵出村子。我站在砰砰乱响的拖拉机的拖斗里，任凭泪水流下，在黑瘦干黄的脸颊上结一层硬凌凌的泪冰。同公社的14名新兵战友，已经有11名找下媳妇。人家的媳妇骑着自行车在拖拉机的后面追着送到周村。而我家贫穷，19岁了想都没敢想过今生会娶上媳妇。我闭死眼睛，不敢看人家的媳妇给战友整理新军装、往脸上搽些防冻霜之类的亲昵小动作。
　　 1974年，不知哪位主持军委工作的领导突发奇想，一声命令，全国新入伍的新兵一律步行到部队，叫做“拉练”。12月21日凌晨4：30，在滴滴答答集合号的催促下，全区150名新兵冒着零下15度严寒，踏上了各自心中向往期盼的征途。中午12：00，8个小时走到王村，才走出20公里路。一百多人的队伍，昨天还是在庄稼地里锄草推车的农民，今天穿上军装成了兵，一路上这个尿尿，哪个拉屎，张三的娘赶来送鸡蛋，李四的未婚妻撵上送鞋垫。几十个带兵的领导和班长，就像赶着一群不听话羊。在王村吃过午饭，领导才宣布，我们的营房在济南。要大家有思想准备，可能需走四天。在王村，领导给编了班，十个人一班，一名带兵的老兵当班长，副班长由班长指定一名新兵担任。
　　 第二天，第三天，每天走15公里宿营。第四天上午，终于走到济南东郊王舍人庄，已经有几十个新兵感冒发烧，那天午后，开来了5辆卡车，我们上了车。汽车穿越济南市区，一直往西北方向开。晚上5：00，到达济南西北郊吴家堡附近一个叫西沙的村子。炊事班早安营扎寨，蒸了三大簸箩猪肉大包子。每人分了五个，一百多人站在野地里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吧唧嘴的声音响成一片。有个老乡在家推小车，那胃口一顿能装20个地瓜干子煎饼的。分包子的班长还没转过身来，他那五个包子已经下肚。班长奇怪：诶，你的包子呢？他说吃了班长。那班长也就二十出头年纪，说，好，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给他端来一脸盆放在地上让他吃。我们一排人围着看。连长听说了，过来把那班长一脚踢出好几米，骂道：混账玩艺，你想出人命吗？连长抢过脸盆，早就又十个大包子进了那老乡的肚子。
　　 我们150个人住在一口很大的厂棚里，里面堆了一米厚的稻草，解开背包在稻草上一铺，一头倒下，盛着一肚子猪肉包子香甜地进入梦乡。
　　
　　 【二】
　　 西沙是个建在黄河故道上的小村子。30余年前，那里离济南市区还有40公里。那里是山东省军区的一处农场。100天的新兵训练就此开始。
　　 1974年的冬天，在我今生的记忆里除了寒冷还是寒冷。
　　 黄河故道天苍苍野茫茫，西北风卷着黄沙怒吼着咆哮着，赤裸空旷野地里的高压线发出一阵一阵地啸叫声，像狼嚎。我们站在凛冽的西北风里，练齐步走，练正步走，练跑步走。有时什么也不练，班长说，就是练意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冷风里站着。站半个小时，站一个小时，脸冻僵了，鼻子不是自己的了，鼻涕自由地往下滴答，没有落到地面就结成冰珠珠，吧嗒一声落到地上。最难受的是耳朵，西北风像把小刀子，在耳朵上一刀一刀地犁拉，疼痒难耐。刚想抬手摸弄一下，班长的大头皮鞋早就踢了过来。“嗨，像个兵吗？”现在我想想，那个混账班长可能是为了自己进步入党，表演给领导看得。图领导表扬他个“严格管理”。他的作为只能解释为虐待狂。那年，他是第三年的老兵，江苏赣榆人。春节后就退伍，还没入党。他为了表现自己，可害苦了我们新兵。那家伙无所不用其极，说他残忍，残酷，虐待一点不为过。我现在知道我是歪头但那时候不知道。我的头往右歪，是不自觉的，下意识的。后来我猜想，这个病是十几岁时挑地瓜时候坐下的。你想啊，十几岁的孩子，现在上学还需要爷爷老爷接送的年龄，可是我已经成了家里的劳力。生产队里分地瓜要往家里挑，放学后参加劳动，春天挑水栽地瓜，秋天给生产队里挑玉米秸。十几岁的孩子不会换肩膀，就用一个稚嫩的左肩硬撑着。日久天长，左肩往上犟，右肩往下耷拉，头可不就往右歪去。可是那年冬天我遇上那个班长，他第一天就发现我是歪头，固执地认为我是成心捣乱，有意歪头。他从稻田里捡来一条树枝，叫我出列单独站在一旁，在战友们的睽睽众目下，喊叫着要给我治歪头。我吓傻了，当时真不知道我到底往哪个方向歪头。他打我的左肩我就往右歪，打我的右肩我就往左歪。打了一个小时，还是不正当。那天我在众人面前被羞辱的人格扫地，因为全新兵连没有不知道我是歪头的了，围着我看歪头。嘲笑声此起彼伏，我恨不能一头撞死。一天没有吃饭。
　　 第二天，那家伙不管我了，让我一人在一边训练，美其名曰“吃小灶”。幸亏第五天上他家里不知谁真生病还是拍的“假电报”（老兵临退伍前往往叫家里拍封假电报，可好趁穿着军装回家诳个媳妇。一般的理由是父或母病危，长小病不准假），就回家探家了。换了一个班长。新班长姓王，是个好人。他找我谈心，我说，班长我真不知道我是歪头，谁愿意成心歪头呢？那班长笑了，说，知道你不是成心的，可是你知道了就要有意识改正啊，以后找媳妇也好找不是？班长给我打来病号饭，我一顿吃了八个猪肉白菜大包子。我哭了，憋在心里的委屈、怨愤，一任滚滚的泪水冲刷。我自离开娘后，没有谁这样和我说过话，关心过我。我躺在稻草堆里哭了半天，下午就去参加训练了。我要正过头来，为了班长的关爱。但我的歪头病病入膏肓终究不治。几天后，班长失去信心，不纠正了。就是到现在也没治过来，并没影响找媳妇，也不遗传，儿女的脖子都很正当，可见是挑地瓜挑的。后来，训练瞄准，我仍然歪着头瞄，班长说，小孙啊，头歪眼不歪就行，看你打靶成绩咋样了。打靶那天，我自信地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推弹上堂，啪啪啪，干净利索，报靶员手里的小红旗摇了八个圈，两个上下动作。那就是十发子弹打了九十六环啊。班长笑嘻嘻地拍打我的肩，为我拍掉衣服上的土。晚上连里点名，连长给予队前表扬一次。因我的成绩是全连第一。我因为歪头出了一次名，又因为打了第一出了一次名。
　　 我至今感恩着那个姓王的班长。我总结，人这东西，的确分善恶的，善恶，是区分好人坏人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党性，那个好班长春节后退伍也没有入党。而那个恶班长探家带回来一麻袋黄鱼干，光荣的入党了，没退伍，继续当班长。
　　 我今生愧疚的是，一生歪着头颅做人，愧对班长的爱心纠正；我今生欣慰的是，一个被苦难压歪头颅的人，一生心眼都正当着，对事业，对朋友，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三】
　　 我们在新兵连训练了一星期，就是1975年的元旦了。元旦放假三天，领导让我们到济南市区买日用品，捎带着逛济南城。
　　 放假前，连部提前发给我们一个月的军贴费，6元钱。那是我今生第一次自己掌握的一笔最大的款项。入伍前，娘卖了十个鸡蛋，卖了八毛钱，塞给我叫零花。那八毛钱一直在我贴身内衣的口袋里。加上六元，那是一笔多大的钱啊。班长说，自己的钱财自己要保管好。我拆开棉袄的内层，把六元钱紧紧的缝在里面，把娘给的八毛钱放在口袋里准备零花。我们以班为单位，列队走向济南。走了十几公里，到达匡山附近才有公共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坐公共汽车，坐到大明湖南门花了一毛钱。在大明湖附近买了一只牙膏一把牙刷，花五分钱逛了大明湖。一共花了六毛五。回去时我计算，从匡山到大明湖一共十站路，花一毛钱，那就是一站一分钱。我如果坐五站花五分钱，剩下的路跑回去，不是可以省下五分钱吗？我把我的想法偷偷告诉了一个要好的老乡，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就一站一站的数。当坐到第五站的时候，我和那老乡就下了车，往驻地跑。二十公里路，跑了近三个小时，回到营房已是晚上五点半，炊事班已经开过饭去。我的肥大的棉军衣叫汗水湿的一塌糊涂，紧紧贴在身上，被冷风一催，透彻骨髓的冷。班长冷着脸，好歹让炊事班找了些剩饭吃，肚里肚外的冷，浑身打得得，真想躺进被窝，喝一碗红糖水，热乎乎地睡一觉。但是，部队纪律，不到睡觉的时候不准随便躺在被窝里。又哪里有红糖水喝呢？因为归队迟到一小时，晚上点名，连长没点名的批评我们。说是自由散漫，违犯连队纪律。我气死了，怨死了，跑了二十公里就是遵守纪律的表现，则落了个违反纪律的名声，要早知那样，慢慢走啊，反正都是违反纪律。班长找我谈心，肯定了我们往回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结果就是迟归了啊，连长总不能表扬你们吧？我低头认错，然后，班里点评，我又做深刻检查，并解释了迟归的原因。没等我说完，一班人哈哈大笑，原来那时乘公共汽车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严格一站一分钱，一分钱也可以坐三站，也可以坐一站，我那时真傻啊，傻得不透气。人家都是五分钱坐到的匡山，往济南坐的时候一毛钱也可以继续坐下去的，我则自作聪明，以为是一分钱一站，拉那老乡半路下车，跑出一身白毛大汗，挨了两顿批评，叫战友嘲笑了好几天，叫那老乡埋怨了一年。幸亏是那王班长当班长，如果还是那个坏的，还不知叫他咋折腾呐。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全国一片欢腾。新兵连组织庆祝会，自编自演节目，先班里、排里，逐级选拔节目参加连里汇演。我读高中时作文就是强项，文章曾经参加全区的中学生作文大赛。我大显身手，在被窝里两个小时写了三个节目，一个三句半，一个天津快板，一个表演唱。我和几个老乡趁星期天排练，那个三句半最终叫排长审查批准作为参加连里演出节目。三句半要配打击乐器，我们四人一人提个脸盆，一人提个搪瓷饭碗，一人提个搪瓷刷牙缸，一人提把炊事班的饭勺，反正敲出响声就行。我至今记得那三句半有这么几句：“全国形势就是好。四届人大召开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真好。”那时不知道害羞，青春似火，精力旺盛，干啥事不甘人后。我们四人蹦着跳着表演着节目，也灿烂着青春的灼灼其华，宣泄着年轻生命的朝气蓬勃，感染了班长排长连长和一百多战友。连长问排长，这是谁写的啊，排长把我拉出，我站到连长面前。那连长也不过二十七八岁，笑嘻嘻地抚摸了我头顶一下。我裂开嘴还了连长三个嘿嘿嘿。
　　 连里提倡写日记。那时战友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一个班里没几个高中生，沂蒙山区的一些兵有的还是一字不识的纯文盲。我写日记则如鱼得水。我至今保存着十几本在部队写的日记，我现在经常翻看，看一次脸红心跳一次，脸红那时的幼稚，心跳那时的可笑。几次想付之一炬，可是划着火柴了，又不舍的了。我不能否定自己的那段生命历程啊。当年，我的幼稚可笑的日记曾经让我热血澎湃，出尽风头。连长每次点名总要表扬我勤奋学习会写日记，学干结合。连长亲自批准把我的那“三句半”和我的日记摘抄发表在连队的黑板报上。轰动了整个新兵连，战友们赞扬、嫉妒、不屑，各种眼光聚焦到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