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以读诗为先，在遍览清以前诸大家之集作后，自然转向近代诗人，民国以来新体诗大兴，旧体诗堪称国手者，少之又少，文人偶有佳作，亦是兴余之为。然鲁迅、郁达夫、柳亚子、田汉、饶岱章等诸君性耽声韵，可谓行手，有大家之风。近日读《郁达夫诗全编》心有所发，诉与诸君。
　　 大凡有诗人气质者，少必有所显，初唐四杰之首王子安“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便是例证。达夫“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自述诗》）与王相差无几。刘海粟先生认为其诗受黄仲则、洪北江影响甚大，此是真见也。伤时感怀之忧，俯仰即是，然纵观全集大约五百余首，居日本十余年，诗作占比大半，亦不可抹杀其师服部担风渲染指教之功，担风居士乃日本《新爱知新闻》汉诗栏之评选负责人，其评郁诗诗为“樊川伤绿忆前身”，将郁达夫与唐之杜牧相比，吾国詹亚圆与张扬合著《郁达夫诗出唐诗考》指出在体貌上郁诗多用唐人诗句，仿唐之句式多达二百余，俱是佐证，然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在《郁达夫诗出宋诗考》中亦指出郁诗受宋诗影响，散文入诗甚多，并指出四十余例证，并赞誉说郁诗比宋诗好，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以上种种吾皆不敢苟同也。察于一隅，而失于全局，杜子美有言“别裁伪体亲风雅， 转益多师是汝师。”可知一巨子之诗，绝不可能限于一人一朝之疆界，诗风、诗法、诗旨相别又相参，诗风近黄仲则，诗法未必，诗法有唐宋之意，诗风未必，诗旨亦是有莫大之主观性，于时于景于心境不同，自然旨趣所向不同。《诗大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郁达夫处民国混乱之局势，国将不国，西学东渐，以旧形式发新感慨，警醒民智，非前朝众多之诗人所能发也。
　　 时至今日，吾写旧体诗十年，已过六百首，创作经历可谓不少，深觉写诗之不易，此过程异常艰苦、繁杂。或因他人之一词一句，而得全诗；或因身处所见所闻，而得全诗；或因须臾顿悟，而得全诗，更甚者，仅得半句，亦是常态，待数日后偶然参杂不同之学说、景况、心境，而后补撰全诗。才得“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非我之所能言。”之妙境。
　　 今之些许学者，爱以博士头衔吓唬人，实则旧体诗未作半句，常责人而不责己，口诛笔伐，组建偏见反而视为捍卫真理。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有曰：“不知来，视诸往。” 未有躬身之实践，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安敢武断下论哉？诗人作诗主客体、古今间并无绝对分明与固定之界限。王国维在《遗书·卷四十三》中曰“（文艺）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
　　 至于郁诗成就，前人多有所述，不再赘言。
　　
　　 南斗
　　 2013-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