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线】（外一篇）
　　
　　 我和他坐在课桌的一边，桌子摆设在窗子下面，透过模糊的玻璃可以看见蜜蜂，看见蜜蜂在溃烂的果实上舔食果液。
　　 房子不大，单人宿舍，一张床，一款被褥，紧挨着墙。
　　 学校放假，校园里静谧极了，除了我们的这间屋子，校园里所有的教室和宿舍都贴着封皮，鲜红的校印泛着深红的光线。我和他一根烟接着一根抽着，烟蒂落满一片，本来狼籍的地面上愈加显得十分紧张。
　　 无论事关大小，在地方志中是这样交代的。我和他负责撰写村志。或许我们这个地方文化过于贫瘠，再也找不到惊天地泣鬼神的载体。
　　 我们盲目翻阅着，翻阅着岁月的痕迹。
　　 早上刚刚入秋，天气有些凉意，他又递给我一根烟。烟头微弱的光线透过他的白发，直逼我的眼睛。
　　 “这是你家的户口档案···”
　　 他欣喜地从椅子那边穿过来递给我，显得很激动。
　　 “你看，字迹还是我写的，那时我是村上的文书！”
　　 从他自信的目光里我看到一些斑斑驳驳的黑蓝墨水字，1964年的字，或多或少有些脆弱，缺少气力。
　　 “那年正在平田整地，吃的东西都没有，你二哥刚生下，当时你爹在生产队任队长，名字还是我起的呢！”
　　 是的，1964年的户籍上闪烁着“月旦”两个比其他墨迹略微鲜活的名字，二哥起初的乳名。
　　 我兴奋地双手捧着这张户籍，汗津津的，还有点发抖。我感觉着自己彷佛置身于一个及熟悉而又略微陌生的地方，看着我的亲人，看着我的父母，我的祖父祖母。而我相信他们也用异样的目光透过纸张的光线在看着我，那么遥远。但能相互听见彼此的心跳。
　　 这就是血肉散发出的光线么，旋绕在我头顶。
　　 当时的家很简陋。坐在对面的他开始放下手里的笔开始谈论我家。1964年的光景，距二姐出生还有三年。
　　 我想，那时的父亲还没准备有生我的意思，尽管母亲很年轻，因为我已从家世中知道母亲从大姐出生后就一身病恙。
　　 一个大家族在1964年的户口本上递了过来，把8口之人的家亮给我看，亮给现在的家主看。
　　 户口本上明显记载着爷爷奶奶外，还有我二爷爷，一个一辈子没有娶过媳妇老光棍，孤单的身影躲藏在户籍的第二页上。那是一张扉页，很容易被流失、被遗落，甚至被存单的人踩在脚下当成垃圾扫出门外，在风中飘逸片刻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是一种激动从我身体汩汩而出。就像窗外的光线穿越树枝的阻拦，扑在果实的背面一样，站不稳就会落下来。
　　 他是这个学校的老校长，退居二线后在家养身。和我们家有过遥远的亲戚关联，按辈分我叫他叔叔，但我一直叫他爷爷。因为他有一头的白发，一张和蔼的老脸。依稀里好像我奶奶的模样，兴许和我奶奶的娘家连着。他对我们家的事很是清楚，因此我们在一起搞村志的编撰很和谐，竟成了无所不谈的忘年交。
　　 当天下午，院里的蚂蚁多了起来，或者是我们打扰了它们的正常生活，或者是它过于寂寞，看到我们身体的光线，肢体的动作似乎在它们眼里是咀嚼着诱惑的食物，跟着我们进了屋子。
　　 院子里有了色泽，也潮湿了许多，是蚂蚁搬来的色泽。
　　 我们继续坐在各自的位子上，机械着查阅、插入、核实、订正···一系列的文字处理和事件的进程、结果，而后灌入稿纸。
　　 烟圈又散开了，我们的话题相继转入一个个年代，逐渐靠近掌控我们年龄的这个熟悉的年代。
　　 有超越时空的感觉。
　　 时隔8年，当1972年的户口本插入我眼睛，我迫不及待的查找到了父亲作为户主的家。
　　 我又一次悄然走进了自己的家，一个不断往家里添加生命的家；一个没有上锁的家；一个尘封已久无人问津的家；一个人口上升到11口的家庭的家。
　　 一个明显被更改和涂写的痕迹刺痛了我的眼。原来我身后还有个弟弟，据坐在对面的老校长讲，我母亲怀小弟的时候就答应生下来抱养给没有生育过的堂叔，结果母亲一看小弟挺可爱的，愣是改口不答应抱领的事，小弟没过满月就夭折了。老校长一再说那是庄稼人的迷信，当时孩子可能是得了急性病，突发死亡。
　　 小时候母亲去世的早，没人给我讲过这些事儿，我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女人，一个疼爱子女的母亲，我不知道当时母亲怎么熬过来的那个月子。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母亲的病开始加重，就在她失去小儿的第十一个年头，母亲病逝，年方47岁。
　　 外面阳光渐渐多了起来，屋子里也有了光线和温暖。老校长让我打开门缓缓气。蓦然，我才发觉院子里一棵梨树，几枝树桠经不住果实的重量已经脱臼，露出苍白的肢体。那是一种齐刷刷的力量所致，断的很从容、果断，没有一丝犹豫的意思。部分果实也牢牢揪着树枝，生怕自己也像树下的果子，落在地上！
　　 我想，我们不就是那树枝上贪婪的果子吗？而我的那个远去的小弟是给我们腾开了一个避风的地方，在没有树木关爱的时候，被风吹落！
　　
　　 【母亲的红豆】
　　
　　 他从小就爱喝母亲煮的红豆粥，黏黏的，满嘴的温馨。
　　 家乡的红豆是蔓类作物，得接触枝条或是墙角才会攀援而上，开花结荚。
　　 他的母亲总是在门前的菜畦上种一些红豆，向阳的地方更适宜红豆的成长。
　　 清明过后，母亲忙过地里的农活就开始种瓜种豆。小时候她跟在母亲的身后，母亲脸上有三月和暖的阳光，温暖着他贫瘠的童年。尤其他的父亲每次从煤窑回来，母亲的这份喜悦更加长久，塞满他的花书包里会多一些牛肉干、芝麻饼之类的，那些年代无非是了不起的奢侈品，村里的孩子只有他有。
　　 红豆花开，日子会愈加暖和。母亲忙里忙外，轻盈的身子闪烁在他的眼中，他在母亲的爱抚下瓷实极了。
　　 就像红豆的角荚一样，他不经意就长大。长大了的他再没见过父亲的面，依稀之中母亲变得日益憔悴，有时还无辜的抱紧他哭泣。
　　 转眼他开始上初中了，学校设在镇上，他住宿，每周六回一次家。
　　 开始的那一年里，临走时母亲摸出一把皱皱巴巴的毛票塞给他，书包里夹几块黑面烧饼。母亲告诉他，你爹这一月因为煤窑的煤没出去，工资发不下来，将就点过。虽然他心里不悦，从母亲祈求的眼里他隐隐约约看见父亲佝偻着身子，匍匐在窑洞里的情景，他也不再说什么。
　　 上初二的时候他开始发育，食量也随之加大，母亲为他夹在书包里的黒馍馍也不到周三就扫荡一空了，学校灶上的伙食数量又太少，打两份吧，钱又等不到周末。他时常觉得瞌睡、脑子里晕晕乎乎。一次，母亲发觉他的脸色不好，带他到村医疗站看看。医生告诉他母亲，说他是营养缺乏症。
　　 此后，母亲给他的伙食费开始增加，他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重点高中。
　　 上高中的时候，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家里分了地，还分了牲畜。为了省点车费，他每月才回一次家，回来为母亲打下手，干干农活，减轻母亲的体力透支。
　　 他开始发觉每次回来，家里总是有一股子莫合烟味。他问母亲谁来过，母亲诧异的望着他说，你二叔帮我们来犁地呢，刚走。
　　 这几年他一直没见过父亲的身影，母亲时不时翻腾父亲的一些旧物，他就问父亲在山西哪个煤窑，怎么不写份信回来，他都高中生了还怕读不懂。母亲每每总是打开他的话题，扯到他的学习上，叫他安心学习。还告诉他，父亲这一月托人带回来了两月的工资。
　　 二叔其实和他不亲，是一个族里的。人诚实，有一身使不完的劲，只是没能娶上媳妇，过着单身生活，每次他回来都见二叔的影子在家。
　　 一次，他回来见桌子上摆着空烟盒和空酒瓶，这时的他已经知道男男女女的那点破事了。他告诉母亲，父亲不会来，家里活紧等他周六回来再干，家里来个大男人，何况二叔又是光棍，不怕村里人笑话。
　　 母亲脸色有些难堪，放下手里的活给他做饭去了。
　　 一天，村里的跟子来学校找她，说家里有事叫他回去。他向老师请了假，匆匆赶回了家。
　　 回到家里，母亲在哭泣，说是二叔跟着人修楼，不小心从脚手架上跌下来，这回躺在医院里，一天了还没醒过来。
　　 他责怪母亲，是二叔摔伤了又不是自个的老子，大惊小怪的，耽误了他一天的课程。
　　 母亲上前打了他一个耳光，叫他跪下。他懵懵懂懂，捂着发烧的脸给母亲跪了下来。母亲擦了一把脸上的泪，告诉他一件事情。
　　 原来，在他上初中时，父亲为了他上学在山西私人煤窑背煤，一次瓦斯爆炸，整个煤窑里二十多个人全都埋在那里，窑掌柜的一夜之间逃的无影无踪。为了他上学，家里来的钱都是二叔平时帮人家打工挣得。二叔几次要求和他母亲凑在一起，都因为怕影响他的学业。
　　 母亲有条不紊的说着，眼泪像村头小溪里的水，哗哗的流出来。
　　 他顾不得安慰母亲什么，冲出了家门。
　　 门外，一畦红豆刚刚褪去花苞，嫩嫩荚角发着墨绿的光芒，看上去，今年母亲的红豆又丰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