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
　　 小时候我是在乡下长大的。那时乡下上学晚，我到了九岁才上学。可是没去几天妈妈就让我退学了，不为别个，就是一个堡子里念书的小伙伴少，母亲怕我上学挨欺负。那时乡下学生野爱打架，动不动就动刀子。于是我十岁才上小学一年级。
　　 上学的第一天，我们堡子里一下去了十个和我同岁的学生。别的堡子里的学生都没有我们堡子里的多，心里就特别的有底。我们默默无声的坐在教室里，等待着老师的到来。这时校长走进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姑娘。那姑娘长的浓眉大眼杨柳细腰，头发乌黑乌黑的，腮上有浅浅的酒窝。校长和我们是一个堡子的，叫王中来。他头发少所以经常戴着个帽子。校长很严厉，据说同学都怕他。这时只见他用目光一扫，大家登时没有了声响。他干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然后声音非常干脆的说道：“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们的班主任董淑清老师。以后就由她来教你们，希望同学们要听董老师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然后顿了一顿说：“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新来的董老师。”于是哗——我们热烈的鼓掌！
　　 董老师用手往脑后捋了一下乌黑的秀发，然后说道：“谁来给大家起支歌？”静了片刻，没有人站起来回应，我就举起胖嘟嘟的小手说：“老师，我来起！”这时王校长和董老师就用惊喜和赞许的目光瞅着我说：“好！”王校长见是一个堡子的我，便格外高兴。把我还给同学介绍了一下：“好，下面由王家窝棚的张凤宝同学来给同学们起一支歌！同学们鼓掌！”头一次拥有掌声很激动。我就大声的唱到：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预备齐！于是嘹亮的不太整齐的歌声在教室里响起来了。就这样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班级里的文艺委员。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官”。
　　 后来董老师把我找到办公室去，说让我当班长。我高兴的屁癫屁癫的，一句谦让的话都没说就接过来。其实在学前玩“中国打美国”的游戏时我就自封为"司令"了。这一“当官”不要紧，一直影响我到现在都是“官迷”，机关的“官”没有混上去，就自己开公司给自己封个“官”——总经理。这当然是后话有一天，我找到董老师，说：“我不当文艺委员了，换个别人吧？”董老师说：“为什么啊？”我说：“哪有小小子当文艺委员的，这应该由女生来当。”十八九岁的董老师就咯咯的笑起来了：“噢，原来是为这个哦！”略一思索，道：“那你说谁来当？”我说：“董晓文！”我暗暗为自己的举荐而自豪，要知道董晓文是董老师的亲妹妹啊。尽管她们都不说，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董老师就说那好吧。从此我就只当班长和体育委员了，文艺委员就交给董晓文来当了。值得一提的是董晓文那可是我们的班花啊！
　　 冬天来了，漫天飞舞的雪花弥漫了天空，我和同学早早就来到了学校。我组织大家伙拿着从家带去的铁锹和扫帚打扫通往学校的路，特别打扫了学校通向董老师家的路。因为我们知道董老师穿的是油光锃亮的皮鞋，那时穿皮鞋是很奢侈的事，因为在乡下、在七十年代初穿皮鞋的还凤毛麟角。这次扫雪我们得到了校长的表扬，我们心里都美滋滋的。那时我们特别愿意听到表扬。
　　 说来奇怪，只要董老师上课讲一遍，我立马就会。期末考试我门门100分，名列班级第一名，比第二名多几十分。以至小学毕业一直都是第一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骨子里埋下了争强好胜的种子。
　　 由于学习好，董老师对我就格外好。她不在我们上自习时都由我负责，谁上厕所都要和我请假，这小小的满足了一把我的“官隐”。有一回，我穿上了城里四姨家给的小大衣去上学，心理美滋滋的，在家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俨然换了个人，精神焕发，俨然不再是乡村少年而是城市少年一般。在课堂上就不免浮想联翩、心猿意马、天马行空。这时突然，董老师叫我到前面去做题，我慌了手脚，但我还是走到了前面，但自然是不会做。同时叫上去的还有她的妹妹董晓文。她也没有答对。我的心里特别的难受，恨不得有个地缝能钻进去。董老师没有说我啥叫我回去了，但是却把她的妹妹留住了，问她妹妹她答不上来，董老师气愤到了极点，用她那油光铮亮的皮鞋上去就是一脚，把个董晓文踢个趔趄。这一脚虽然没有踢我但是比踢我还难受，如果我能答上来董老师就不会那么生气，董晓文同学就不能挨踢了。这都是我的过错，心里越发的难过。那天董老师并没有说我什么，只是要我以后注意听讲。我的心好痛苦，从那天起，我再也不穿那件漂亮的小大衣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不注意听讲了。后来我再也不敢穿新衣服上学了，怕精神溜号。
　　 一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在期末考试中我不负老师的期望再次获得第一名。转眼马上就要放假了。忽然有一天，董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把她的教材给了我，对我说：“给你留个纪念吧，我要调走了。”我瞪大了眼睛：“什么？怎么能不教我们呢？我们不能没有你啊董老师！”我的眼角有些湿润。她低沉的说：“我调到县城去了。”我拿着那本包着书皮的封面写着"董淑清"三个大字的算术书不知是怎么走出董老师的办公室的。
　　 后来听说董老师是因嫁给县城里一个开车的而调走的，调走后就在县城结婚了。从此我们都恨开车的了。
　　 念二年级的时候又新来一个姓王的女老师，王老师显然没有董老师漂亮，我们都无心听课。对这个老师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这位老师讲课常常出错，后来听说她是因关系来的，我们便愈加想念董老师。在自习时我领着同学们唱起董老师教我们的歌曲，一曲接一曲，后来我们都唱哭了……后来我考学考出来了，我想把这个喜讯告诉董老师，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董老师。
　　
　　 我的中专老师
　　 说起来不怕你笑话，当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个中专。而且是一般农村孩子都不愿意上的农机学校。之所以不愿上是因为怕再分配回农村。尽管我在学校学习成绩总是前五名但一到高考就完蛋。眼看着比我学习不怎么样的同学比我考的好，那时的我别提有多难受了，有个地缝没准我都能钻进去。还好人生是马拉松赛跑而不是百米赛跑，后来我逐渐的追赶了上来并把些先考出来的都超过了（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取得了领跑的趋势。但是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我不能不提到一个让我感激的名字，那就是我中专时对我影响至深的液压专业老师于亚非先生于老师长的很帅气，身高一米七三的样子，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当过兵的原因吧，衣服穿的很整洁干净，他那沙哑的声音至今想来还是十分的受用。可以说在我的辽宁铁岭农机学校于亚非老师是唯一一个让我即尊重又敬佩的老师。大多数的老师能让我尊重但是不能让我敬佩。换句话说让我佩服的人不多——恕我不是狂妄。
　　 让我佩服的人得是才高八斗的人。于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于老师教的是液压课，但是于老师经常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日文翻译，而且小说写的也非常棒。我和于老师的友谊完全是靠文学的纽带串联起来的。我在铁岭日报和《龙首山》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杂文之后，我们之间的走动就多了起来。他让我到他家去串门，这在老师中是不多见的。到他家里看见他那么多的文学和专业书籍，我羡慕极了，我就想我何时能有于老师这么样的大房子（其实房子才56平米但那时在我的眼里就属于大房子）和那么漂亮的书柜呢于老师和我谈论文学，并鼓励我多写多看外国文学，那时我国内作家的作品读老鼻子了但外国文学读的特别的少，几乎为零，正是由于于老师的开导使得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的我一下子闯进了外国文学的园地，我就像小牛犊子进菜地一样大口的咀嚼着。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史蒂文生的《在前的在后的》，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在外国文学那里我汲取了大量的营养，使得我的骨骼渐渐的坚硬起来记得有一次我去城外郊区回访一个曾经来看过我的女生，坐车是要花钱的，那时为了给年迈的父母节省几个铜板，我就大着胆子向于老师借自行车，说实话我是最不喜欢和别人借东西的，这次是迫不得已。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于老师说的，没想到于老师真的借我了。我真是喜出望外，再也没有比意料之外的喜悦让人开心的了。我就哼着歌子，骑着自行车向郊外绿油油的原野奔去，别提有多兴奋和幸福了。（后来还从我做课代表的农机修理课王久凤老师借过车子，我也很感谢和想念他后来毕业时于老师还送我一本带有他印章的《莎士比亚传》。
　　 我至今仍然保留着那本书并把它放在我们家书柜最显眼的地方。而且我也和他学在买来的书上盖上“张奉宝藏书印”。感觉很好后来我毕业分配到沈阳，同学们中间传出我是通过于老师走的后门。我也不去解释。从中可见我们之间的密不可分的牢不可破的无产阶级革命友谊毕业以后我们一直保持书信往来达N年之久。那些书信我至今依然保留着并视为珍宝。
　　 那时的书信一写就很厚，使得学校的老师误认为于老师是在和一个女生在通信，而且理论充分：哪有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通信这么频繁而且这么厚的？不是情话是啥呢？幸好那时还没有同性恋这个字眼。于老师的理论是：只有猪和猪才能没有也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交流。而我所在的工厂也认为我是在谈恋爱。于亚非三个字一看就是女性啊？弄得我苦笑不得。解释也是徒劳的。从中再次印证了我们之间的密不可分的牢不可破的无产阶级革命友谊毕业后我给于老师写信竟然斗胆的称他为“亚非兄”，而且我还有一套理论，兄既是哥的意思也是师的意思。你看鲁迅先生称他的夫人为“广平兄”不就是师的意思吗？
　　 因为许广平小鲁迅二十多岁不可能是哥的意思。于老师也乐于接受我的谬论，于是我们就兄弟相称了。这是我唯一一位和我处成像哥们一样的老师。
　　 不能不承认我受于老师的影响很深，他身上很多优秀的品质和渊博的学识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方向和力量！在我的《总有温情让你感动》一书后记里我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谢的人里就有于老师。于老师知道我出书后十分的高兴甚至比我自己还高兴，他还帮我把书里的错别字都帮我改过来列在一张表格里，哪个字错了在多少页多少行。看后我是感动的不能再感动了，幸福的泪水在心里哗哗流淌……后来我邀请于老师来沈阳玩，我买了很多他喜欢的书送给他。他很激动，在学校讲课时在学校和同学交谈时他常常夸起我。让我很是虚荣了一把。现在找工作难，有时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他就会写张条子让他们上沈阳来找我让我给安排。还别说有一个学生在我手下出徒了，自己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而且干的也非常好，车子啊房子啊都买了。我想这也是于老师的功劳。
　　 中专毕业二十一年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师生友谊兄弟友谊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少，相反，却像一面旗子一样在空中飘扬越来越鲜艳。
　　
　　 柳泽先生
　　 长野的樱花盛开的时节，烂漫的像绯红的轻云。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去日本前就早有耳闻。第一次看见樱花是我在日本长野县冈谷市研修时，随同永田制作所互助会组织的赏花会上，才识庐山真面目的。但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凄美，但是她的花期之短暂到是我没有想到的。也许正因为其生命之短暂，才愈发显得其珍贵，也许美好的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
　　 日本人很有情调，在樱花树下，摆上啤酒、鱿鱼丝、榨菜、生鱼片、烤肉等，然后大家边唱边吃喝。我感觉很新鲜。在国内那时人们脑海的字典里还没有旅游这个词汇。也许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物以稀为贵”吧，在冈谷市我们是第一拨中国研修生，此前很少有中国人来这个小城。于是我们受到的热情和掌声是非同寻常的。在烤牛肉的过程中，有一个“聪明绝顶”的长者不断的让我多吃别客气，很是照顾我们这3个远离家乡的游子，于是我们感觉特别的温暖。
　　 这个长者看上去也就五十多岁，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左右，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很慈祥。后来知道他姓柳泽名等。柳泽等先生是一个课长，相当于我们的车间主任。据说他的技术在永田制作所里是最棒的。他的家在另外一个叫茅野的城市住，天天要驾驶他的大吉普车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那时还纳闷怎么买个吉普车呢买个小轿车多好啊，在我的眼里吉普车不算轿车，现在才知道有钱人或者是当官的都喜欢开吉普车或坐吉普车，因为吉普车比较安全。我细心观察过柳泽先生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无论下雪还是下霜，从来没有一天迟到早退过，相反却常常是第一个到课里。到单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课里的卫生，然后就开始工作。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
　　 后来我到他的课研修，我们渐渐的就混熟了。那时正逢日本经济不景气，所以他的课就很少有活做，要是我们中国人肯定会为清闲非常高兴，然而我看柳泽先生却非常的难过，总是找活做，没有一刻能闲下来，我没有什么可学就把从中国带去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又看了一遍。路过我跟前，柳泽先生停下来看看我的书，做了个把眼镜跌破的滑稽动作，说道：中国书木字卡西？（中国书太难了）。我说堪单嘚司（很简单哦）！他笑了笑然后就又去做他的很少的工作去了。过了一会又来到我的面前，说：张先生，我得奖了。我赶忙问，得的啥奖啊？他说：闹恩比里笑。我说：诺贝尔奖？他又说：闹恩比里笑。我稍微一愣怔，然后恍然大悟。于是大笑起来。原来他说的是悠闲奖。和诺贝尔奖谐音。他看我听懂了他的幽默于是夸我说：张先生阿它嘛以以嘚司（张先生很聪明啊）！我说：嘛嘛嘚司（一般一般）！我们俩不禁会心的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