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戴高帽子游街 2

以后的日子里，游街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几个每天都要出去游街，游街的时候，带着红袖章的人就跟在他们后面监视着。开始时，工作人员还跟得很紧，管得很严，可时间久了,那些工作人员就懈怠起来，让他们自己游街。一个工作人员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从明天开始，你们自己游街。早晨八点，我们在路口查看，不得偷懒。每走五十米，就要站住向人民群众请罪，介绍自己的罪行，求得人民群众的原谅。有五人以上围观者，就必须向大家请一次罪，听见了没有？”
他们几个说：“听见了。”
李远他们就按工作人员的要求敲着家什游街。李远走几步敲一下锣大声说：“我叫李远，我是国民党走狗，狗特务。”街道两边的人就向李远投去了鄙夷的目光。
有一次，李远带着高帽子敲着锣游街，遇到几个年轻人，他们围着李远，让李远交代自己的罪行。这几个人把李远推来搡去，嫌李远认罪认得不够深刻，他们说：“你叫什么？犯了什么罪？”
李远低着头说：“我叫李远，是国民党走狗。”
“不对吧？你牌子上写着国民党狗特务，你怎么没说呢？”
李远说：“我是国民党走狗，我有罪，我该死。我向人民群众请罪。”说着向那几个年轻人深深的鞠了一躬。
那几个年轻人说：“你的认罪态度不深刻，不行，重新认罪。”
李远为了尽快摆脱他们，又给他们鞠躬，并说：“我有罪，我该死。”
可他们不依不饶，最后被他们推倒在地，跺了几脚。李远忍着痛，抱着头，蜷缩在那些人的脚下。
人散去后，李远擦去嘴角的血迹坐了起来，这时，他看见了一个瘦小的身影，那双眼睛明显得露出了恐惧。“婉玉。”李远赶紧站起来，走到婉玉跟前。婉玉看着爸爸浑身的土，嘴唇抖着，半天说不出话来，眼眶里含满了泪水。
李远把婉玉拉到没人的角落里，擦干婉玉脸上的泪水问：“婉玉，你怎么在这，啊？”
婉玉哽咽着说：“爸，听说你游街，我就偷着跑了出来，想看看你。”
“好孩子，你跑出来，你妈知道么？”婉玉摇摇头，
“怎么了？你妈打你了？”
婉玉没吭声，从手里拿出半斤粮票和五毛钱：“爸，我捡的，怕你游街时饿，就给你送来了。”
李远的心里涌出了一股暖流，鼻子酸酸的。他擦干婉玉脸上的泪痕拉着婉玉来到群众食堂门口。他怕自己进去人家不给卖饭，就说：“婉玉，你先进去排队买饭，买两碗炸酱面，等饭端上来以后爸爸再进去吃好吗？”
婉玉点点头进去买饭了，李远站在门外等着。等了大约十几分钟，见饭端上来了，就赶紧把帽子和牌子放在门口走进了去。吃完饭，李远拉着婉玉的手，叮嘱她说：“婉玉，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回去别告诉你妈说我游街好吗？”
婉玉懂事地点点头，看着爸爸挂起牌子，带起高帽子，就一步一回头的走了。李远看着婉玉走远了，才重新敲起锣继续游街：“我叫李远······”
有一天，李远照例游街。他戴着高帽子，敲着锣，在街上走着。忽然遇到了自己的一个老友陈同，他也带着高帽子游街。李远走近他时，陈同向李远挤挤眼，手指向一个方向指了指。李远明白了，他转过身远远跟着陈同。走了一段路，在一个行人较少的拐角处李远看到了五六个戴高帽子的人。此时，他们把牌子和帽子卸下来放在一边，坐在那里歇脚聊天呢。李远仔细一看，那几个都是自己认识的，就凑过去问：“你们怎么在这儿？就不怕被那些戴红袖章的人发现吗？”
大家看李远来了，赶紧腾出个地儿来让他坐下。陈同说：“放心吧，发现不了，他们这会儿不知钻哪儿衔脑子（吃饭）去了，哪里还顾得上咱们。”
陈同顺手拿过一块石头递给李远，李远脱下一只鞋垫在石头上坐下来。陈同跟他开起玩笑来：“老李，我在墙上看见你了，你钻在刘邓的大伞下，屁股撅得老高，老高的，那脸比夿屎的眉眼还难看，好笑死了，那么大的伞怎么还没把你遮住呢?”
李远知道他拿着漫画开玩笑。看他一脸的轻松，根本不像挨批的样子，那情绪感染了自己，心里顿时也轻松起来，说：“伞还有破的时候，就不兴伞破啊？你呢，我见你被人做成了牙膏往外挤，光见嘴里出，可没见屁股流啊。你怎么不把肚子里的牙膏全吐出来呢？”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霍军见他俩彼此调侃，皱着的眉头也舒展开来：“唉，咱们哥儿几个真是倒霉，又是被尿灌，又是被打倒，还要踩上一只脚，你们说我们命苦不苦？”
另一个说:“苦什么，我们还不是和他们一样，站着走路，鼻孔出气。他们戴帽子，我们也戴帽子，可我们的帽子比他们的高。高帽子好不好？”众人笑而不语。“不是有句话吗？，二尺五帽子虽高，人人爱戴。他们戴不上，被咱哥儿几个抢着了，高，高，实在是高！”他学着地道战中的汤司令，眼珠子瞪得老大的，故意龇出牙来，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得东倒西歪。这一天，李远没怎么觉着就过去了。李远给自己总结出了一条：人在逆境中什么也别在乎，要学会调节心情，心情好了，人就不会觉着艰难了。
时间已过去将近一月了，这天，李远在街上正游着，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李远定睛一看，原来是刘主任。只见他也戴着高帽子，低着头，手里拿着一个小盆，走十来步，敲一下。李远悄悄跟上去，捅了他一下，刘主任一愣，扭头一看是李远，赶紧用手把脸挡住，装作不认识。李远故意大声说：“咦！这不是刘主任吗？你不是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红的发紫吗？怎么和我成了一条战壕的战友，嗯？我说我戴了高帽子，没脸没皮，你怎么也戴高帽子呢？”
刘主任红着脸说：“好哥哩，是兄弟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啊！是我心眼小。以前咱俩在工作中意见有分歧，总是你占上风，我不服气，想把心中的怨气出一出，一直找不着机会，就借运动，出一出自己的怨气。其实，我不是真心整你的。怨气倒是出了，我心里也舒服了。可谁知，山水轮流转，我自己也被人当运动员整了。唉，真是后悔莫及，后悔莫及呀！”
李远恨恨地说：“报应啊，报应！你也有走背的时候？”李远本想好好地羞辱他一番，可想到自己被人整得灰样，话到嘴边又收了回来，问：“你是为什么呀？”
“唉，别提了，我说错了一句话本来说打倒刘少奇，结果说快了，说了个打倒毛，觉着话不对赶紧改过来，不知就被谁告了。幸亏我收住了嘴，不然的话，这会儿也是现行反革命了。”
李远叹了口气说：“算了，不说了，现在你我都是同路人，何必这么计较呢？你斗我，我斗你，有意思吗？”
刘主任红着脸，低着头讪讪地说：“是没意思，没意思。老哥，还是你大量，兄弟我自愧不如。”话落，向李远拱手赔罪。
李远赶忙扶住说：“兄弟，不必了，谁没有鬼迷心窍的时候？”说得刘主任直点头：“对，对，兄弟我一定谨记教训。这种错，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心中的疙瘩解开了，临走时，刘主任说：“老哥，完了我请你喝酒，向你赔罪。”
李远挥挥手说：“不用，不用，疙瘩解开了，比喝酒畅快多了。”
党校的会一直开了将近三个月才结束，李远几个月来第一次回家，看见老婆孩子一脸的灰气，心里充满了歉疚。他本来话就不多，这会儿就更不知怎么安慰老婆才好了。就埋头多做家务，以此来弥补对妻子和孩子的歉疚之意。一连几天，他都早早起床，做好饭才叫老婆?孩子起床。
姚鑫兰本来是一肚子的委屈想向丈夫倾诉，甚至想向丈夫撒泼骂娘，要不是他的缘故，自己何至于被人欺负。白眼更是多得能背一脊背，办公室的工作也做不成了。抬头低头好多难听的话从头上往脚底浇，甚至单位里有人把她也画成漫画贴在墙上，说她是国民党太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好多以前的朋友也都躲她远远的。但看到丈夫这样依顺着自己，心里的气也消了一大半。
这年冬天，还没怎么上课就放假了，因为红卫兵大串联正轰轰烈烈地进行。姚鑫兰被抽到了红卫兵接待站做接待工作，李远说：“老婆，好好干，这是党对你的信任，千万不要辜负了。再说，现在社会不一样，运动一个接一个。我已经是名符其实的运动员了，我连累的你也难做人。我估计，今后的运动还不会少，尽量地不要让人逮到把柄。你如果哪出了差错，他们也会借题发挥的，因此，还是处处小心为妙。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到家里发吧，我，孩子，都做你的出气筒。千万别在外面发，记住了吗？”
姚鑫兰说：“知道了。”
在接待站，她小心翼翼的工作，生怕哪个地方出差错。她见这些红卫兵年龄都不大，就对他们格外照顾。有些是从南方来的，他们并不知道北方的寒冷程度，穿着短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有的脚起了冻疮，姚鑫兰就向上面反映，上面给拨来棉大衣，红卫兵们穿上了棉大衣暖和了。姚鑫兰又和单位领导商量，动员大家捐出鞋子袜子帮红卫兵御寒。那些红卫兵感激地拉着姚鑫兰的手直说：“谢谢”
李远很少回家，家里几个孩子，婉玉上边是俩哥，下边是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姚鑫兰在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在家里发火。发火时，就拿笤帚把子打人，哥俩一看情景早一溜烟跑了，逮也逮不住，婉玉跑得慢，一下子就被逮到了，笤帚把子经常落在婉玉身上，时间一长，婉玉成了名符其实的出气筒，身上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但婉玉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她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每当母亲发火时，她就很努力地干活，以此来减少挨打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