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山是电影红灯记里的大人物，日本宪兵队的队长，杀害革命烈士李玉和，李奶奶的凶手。我说的“鸠山”大伯则是饰演京剧《红灯记》“鸠山”的评剧小生艺人——戴玉清。
　　 戴玉清在嫩江评剧团属重量级的人物，国家一级演员，呼兰著名的女作家萧红的同乡，小时候拜师学评剧，唱小生。文革中，普及样板戏，他改唱京戏，串演《红灯记》里的鸠山。
　　 在嫩江电影院的大舞台上，我看过他好几场演出。对他塑造的“鸠山”印象很深。小时候，不懂事，也不懂戏，喜欢看戏里的反面人物，憎恨“鸠山”的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演戏时，鸠山大伯剃着大光头，一副圆圆的黑边眼镜，一身黑色中式长袍，一双叽哩咕噜的眼神，脚踩日本木屐，走起路来一步一摇，说起台词一字一板，在我看来和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电影里的“鸠山”演的差不多。
　　 和“鸠山”大伯的人缘还是源于县文化馆工作的父亲。父亲1963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一完（即第一完全小学）教音乐体育，后调文化馆搞文学创作。父亲文化不高，光复前，只念过三年国民优级。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跟文化教员学写板报，父亲曾受伊拉哈朱氏舅爷的影响和遗传，从小对书法特别感兴趣。在部队时，只要谁的字写得好，他就仔细临摹，不久，就当上了部队的文化教员，团司令部的参谋。父亲还自学了乐谱，学会了钢琴？手风琴，五六十年代，地方上跳交谊舞，父亲经常用手风琴伴奏。父亲的篮球打得也十分出色，是团里篮球队的中锋，多才多艺的父亲当年在嫩江很有名气，直到父亲转业到地方多年，人们仍然习惯叫父亲——龙参谋。
　　 “文革”中，父亲蹲了牛棚。旧社会出来的艺人“鸠山”大伯自然在劫难逃。父亲解除看管走出牛棚，“鸠山”大伯来我家串门，绘声绘色的学造反派如何批斗他的情形，他娴熟的形体动作，逗得我们小孩大人前仰后合。从他对造反派的憎恨程度就知道他所受的皮肉之苦有多么深。
　　 我家从部队大院搬到老火磨这个土屋的时候，我刚刚呱呱落地不久。那时期老火磨改名继抗中学，这里完全不可比拟日本开拓团遗留下来的这大片青砖住宅——3392部队大院。不过房西头临街的土墙头和那棵枝丫横斜的老榆树，自然成为我童年时天然的领地，我多数时间都是骑在墙头上，默默的凝视横来竖往陌生的人群。看我仅几个月的山东老太太的印象连一丝也未挂在脑海里，六岁的时候，父母在我的脖子上挂上屋里的门钥匙，和邻居的孩子们结伴，自己照看自己了。那时，街上流行黑色铁路服，铜纽扣，小白鞋，尼龙袜。淘气的孩子们经常趴在土墙头上起哄，“吊腿裤，小白鞋，尼龙袜子漏半截，不是马子就破鞋”。话十分难听，不时引来大人的追赶打骂。每次的落荒而逃，都弄得气喘吁吁。大孩子被捉住时，偶尔还嫁祸于人，半夜偷柿子，专挑软的捏。
　　 父亲曾带我到“鸠山”大伯家串门，比起我家的破草屋，“鸠山”大伯的家不知要好多少，他住的是在北江沿附近的党校的房子。那几栋房屋是解放以后建筑，砖木结构，给我感觉屋顶举架很高，不过窗户设计的并不大，那天不巧“鸠山”大伯不在家，我好奇地从窗外向屋里好一阵暸望。
　　 “鸠山”大伯的妻子没有文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因不生育，两人抱养了一个儿子，年龄比我大约有五六岁，相貌还算标志，不仔细观察，不知道他耳聋，弱智。小学教书的母亲对“鸠山”大伯并不看好，说这个人眼里无人，谁也瞧不起，说话太苛刻，伤人过多，早晚得弄出一些事情来。
　　 墨尔根城的老街，有一个二人转剧场，它的原址旧称裤裆街，也是窑子街。冬天飘雪的时候，出了偶尔收破烂的和卖柴禾的叫卖声，就是吱呀吱呀行人和车辆踏雪的声音。插在稻草捆中的红色的冰糖葫芦，吸引了许多穷孩子的希冀目光，那黑黑亮亮的同仁似乎黏在糖葫芦上面。老东风街旧式的四合院的院子里，一群家庭妇女在排练节目，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跳忠字舞，嘴里流出南腔北调的唱词。“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热爱你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从老东风街四合院出来，穿过裤裆街和一国营，就是新开通的一马路的新华书店。在那里我用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二寸左右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黑白照片，那时家家都收藏许多枚毛主席的像章，用镜框装裱，悬挂在屋子里最醒目的地方，回想起小时侯买照片的行为，完全出于对领袖人物的一种虔诚和膜拜。
　　 刺骨的寒风冻得脸色发紫，脚冻得疼了，就在雪地上跳。奇怪的是每次从街上回来，临近家门口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身体顿觉暖和一些，有些像望梅止渴，人的精神作用就是这么神奇。有好一段日子不见“鸠山”大伯来我家串门。那年夏天路过二人转剧场时，碰上“鸠山”大伯和父亲在附近一户人家吃饭，主人热情的给我一根糖麻花。打那以后，每当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在文化馆找不到父亲，就想起这个地址，结果每一次也没见过“鸠山”大伯和父亲在这里聚餐。很多年以后，我渐渐长大了，才知道自己的迂腐，守株待兔的一幕再也没有发生。
　　 “文革”即将结束的时候，一直靠边站，在中学当政治教员和班主任的母亲落实政策，担任三完副校长，我家也从原来的那个破草屋搬到三完的附近的新家。我们一家在破旧的草屋里挨过了漫长的十年。不过当时的政治气候仍然很寒冷。一天，父亲告诉母亲“鸠山”大伯出事了，团里的那个“左”得出奇的一把手通过哄骗等手段，让“鸠山”的天生弱智的养子揭发“鸠山”大伯一些事，坏分子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不久，又唆使养子揭发他盗窃自行车的罪行。那年，声势浩大的公审震动了整个小城，“鸠山”大伯因盗窃自行车落了四年牢狱之灾。母亲的预言终于尘埃落定。是生活的艰辛？还是出于享乐？“鸠山”大伯盗窃自行车这件事对我来说仍然迷惑不解。“鸠山”大伯这个评剧团的名生，就这样消失在他喜欢的戏剧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那年，我在我家附近的回民队居民区见过出狱后的“鸠山”大伯，不过没有和他打招呼，时间太久远了，也许他根本认不出我了。出狱后，失去了工作关系，失去了工资的他，究竟怎样生活？他真的偷了东西吗？那个弱智的养子和谁生活在一起？他们还是其乐融融的一家子吗？许多年以后，出差去五大连池，路过龙镇火车站时，从高高悬挂的宣传画上，知道电影《红灯记》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黑龙江北安的边远小镇，不同版本的李玉和，李奶奶的形象清晰的浮出脑海，我又联想到我的“鸠山”大伯。我在大街上一直再也没见过“鸠山”大伯的身影，有人说，他去南方了，有人说他回呼兰老家了。现在“鸠山”大伯还在人世吗？我很想知道他的最终结局。
　　 提起呼兰，我不由的想起了萧红，想起了《呼兰河传》上最后那一段“尾声”的文字。“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蜒，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这一些不能想像了。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