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辉筑路营驻地在三十二站，马扎尔河畔，虽有地名，但已无人迹。所谓三十二站是指清朝北方黄金之路的第三十二个驿站。
　　 清朝政府于1887年开始筹建、开发老沟金矿。1894年决定从现在的嫩江县城为起点修建黄金之路，设驿站。第一阶段修复当时202年前的军事奏捷之路。那时的202年前，康熙为了打好抗俄侵略的雅克萨战争，从现在嫩江县城修驿路到雅克萨战争前沿指挥部——额木尔河口古城岛的岸边，共25站。黄金之路又沿着鄂伦春族猎民狩猎小道，延伸到漠河、老沟，新建６站，共31站。后来又增加二站，马扎尔河畔为32站，额尔古纳河东南西口子方向的八道卡为33站。全长约20000里，到达三十二站1900里。从老沟的里程看，马扎尔河畔设驿站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抵达三十二站时，乘轮船的同志们已经先期8天到达，架起了10座小帐篷。按民兵排，按分工需要划分帐篷。床铺也如同在老沟一般，全是“趟子绒”木杆通铺，地面是青草。先到的同志很辛苦，他们免了我们当天架帐之苦和忙乱。我很高兴。想起半个多月的行军，或称之为漫游行军到此结束，为人生平添了一道记忆的光环。于是，我又把一路所见，写了一首诗。
　　
　　 兴安千里行
　　 山有情，岭有情，
　　 翻山越岭听涛声，
　　 林海百万顷。
　　
　　 河水清，溪水清，
　　 小桥落日渡人丁，
　　 两岸绿青青。
　　
　　 大路行，小路行，
　　 前后不见同路人，
　　 处处蒲公英。
　　
　　 野兔鸣，归鸟呜，
　　 山间林地分外宁，
　　 声声语人惊。
　　
　　 白桦屏，松林屏，
　　 遮云避日天“筑”成，
　　 长廊有“凉亭”。
　　
　　 白天晴，夜间晴，
　　 太阳月亮放光明，
　　 赶路一程又一程。
　　
　　 晨风轻，夜风轻，
　　 凉爽袭人由谁应？
　　 凛然慰生平。
　　
　　 我坐在马扎尔河边一块石头上写这首诗，刚刚写出草稿，四家子公社有四、五个民工匆匆忙忙找来，报告说，小乌斯力大队某某病疼，在地上直打滚。我立刻着急起来。一路行军，民工们只有小感冒、脚上水泡发炎之类小病。我担心森林脑炎和其他森林疾病发生，担心半个多月有什么潜在疾病。
　　 小乌斯力某某长的干瘦，但一路没有掉过队，没有生过病，我更担心有不知名的森林疾病。
　　 某某是和四家子公社民工集体在半山坡为炊事班捡干柴、拉站杆时发病的。他满脸冒汗。我按他太阳穴，他说疼；按合谷，也说疼；按足三里，还喊疼。按腹、胸随便一处，皆喊疼。我的医疗常识不多。但这个状况显然不是民工中的赤脚医生能处理的，更不是小药可稳定的。
　　 指挥部在漠河，那里有医疗队，但没有电话，又有近二百里地距离，何以维持病人生命！急切之中，想起路过隔山的杏花沟时，迂到地区人民医院科主任于杰大夫。他和几个人刚刚从漠河赶到那里。我心中立刻升起了希望。
　　 我一边让民工请连长并两位赤脚医生来。一边让民工就地砍两根松木小杆，砍成二米六、七十公分长，削掉所有枝杈；又让在场的几个人解下裤带，按担架形式，等宽地或扣或绑地捆在木杆上。小乌斯力大队的几个民工再把各自的上衣铺在上面，形成一个临时担架。
　　 连长赶来，也束手无策。我俩商量一下，唯有我有条件冒瞢带人翻山找大夫。我一边让四家子公社８个民工抬着人先走，一边让赤脚医生携带止疼、救急之类药品，携带两个军用壶的马扎尔河水，和我一同追赶担架。
　　 三十二站东侧大山，我们称之为杏花山，不同于两边的兴华沟、兴华山。山路约10几里。民工们没有裤腰带，刚上山，因为裤子掉下来影响速度。我只好做了调整。请大家脱下衬衣或背心，取代担架上的裤腰带。我带头脱下已经很赃的白衬衣，绑在松木杆上。于是乎，大家都仿效，用衬衣换下腰带。
　　 一路顺当。开始，两人一组。看的出来，行军几十里，又要翻山，真是累了，又改为4人一组，轮班抬担架。
　　 我和赤脚医生先行赶到杏花沟。恰好，于大夫他们刚刚架完帐篷，正在院中用松木杆钉出来的“桌子”旁休息。5个人，内科、外科大夫都有。我喜出望外。心想有救了。
　　 我介绍发病症状。他们认定为急性阑尾炎，可能粘连。但麻醉药、消炎器具和用品等，甚至白大褂都要第二天运到。遇到这样紧急情况，如何是好？幸亏，他们随身带了手术器械。救人如救火，如何等到第2天。我说句“死马当做活马医。”把他们逗乐了。
　　 诊断结果比予想的还严重，有穿孔问题，必须马上开刀。简单手术“方案”中，没有麻醉药。怎么办？采取用人把住四肢等办法；没有消毒溶剂如何是好？怎么办？我忽然想起，参加南京军区临汾旅野营演习中，“战地”医生为一个战士开刀，用山间泉水当“药水”。这是不是办法的办法。其实，这种特殊处置都在他们的知识范围中，只是由我讲了出来。几位大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眼睛在讨论。最后，于杰同志说，用这着吧。
　　 但他和几个大夫陷入沉思、不语、不动。我明白了。他们也和我一样，正在挨整。他们是“反动权威”、“臭老九”；他们还有说不清、道不白的乱麻七糟的问题，“罪恶”累累；他们人人愤愤怨怨，心中积压着怒火。我理解他们的心情。这种没有必要条件的手术，宁可眼睁睁地看人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动手术则有被专政关押的危险。
　　 我表态了。救人要紧。在这种无医疗设备和条件的深山里，出一切问题由我负责。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是我和病人的老乡强迫所为。小乌斯大队几个民工立刻附合。他们那种真挚的语调，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中。
　　 我要签字立据。他们不答应。这些人的思想境界何尝不想动刀！？
　　 没有手术台。民工几分钟就砍了六、七根小杆。于大夫他们把从漠河运来的用品全部派上用场。小凳子当手术台底座，小木杆铺在上面，权当手术台。但病人要脱光衣服，如何躺在上面？我和民工们齐刷刷地把上衣脱下来，铺上去。于大夫眼看大家衣服全部赃兮兮，那里敢开刀。他拿着我的衬衣开玩笑，说穿在健康人身上都会感染，“何况病人乎”？我摸摸我的衬衣，想起杜甫诗句“布衾多年冷似铁”，唯有笑了。
　　 于大夫他们不知道怎么商量的，拿出一床花被，双叠在“手术台”上，让病人上台，又让2个民工到山间溪水处提水。5个民工把着病人手脚按着头，手术刀开始动作。他们边手术，边说“在医院也是大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于杰同志他们创造了奇迹。泉水用了两桶半。于大夫说，山里没有感染源，水质没污染，成功性极大。讲的很有信心。我于心不忍。他们冒着政治风险救死扶伤，置个人得失于天外，是多么崇高的行为！我想，他们的手术刀还能割出资本主义吗？手术刀里还隐藏着“三特一叛”吗？不让他们娴熟高超的医术为人民服务，却要发配到深山老林中改造思想，多有意思！这大半就是中国的现实。我又想幸亏历史上这个时期的胡作非为，否则，于大夫这些黑河的权威何以在杏花沟落脚？小乌斯力民工何以生存下来！
　　 杏花沟还没有起伙。我们需要赶快走。留下两个民工，照顾病人，帮助医生们干些粗活；我又和几位大夫算算帐。当我问到那床满是渍血的被子时，他们都笑了，说不值钱，当“冒险”费了。我心中又是一阵激动与感动。这是些多么好的反动学术权威啊！
　　
　　 人在着急的时候，不知道累，不知道疲劳。但事情一过，累冒出来了，疲劳也上来了。我带7个民工刚返上杏花山，有两个民工喊累，要坐一会。谁知道，坐下就顺势倒下，躺在地上伸腿休息要睡过去。屈指算来，千里行军最后一天，包括走回去的里程，大家都要走百多里，够疲倦了。但太阳就要下山，天要黑下来，当务之急是赶路。怎么办？我搞了点情况刺激，把上年听到黑熊进洛古河边防站的故事讲给大家，又推理说这座山也有黑熊出没。
　　 情况刺激，或叫形势刺激，是政治工作的一个手段，短时间内很有作用。民工们听说有黑熊，多数体重在500斤左右，立刻兴奋起来，又紧张起来，张罗快走。我又赶紧嘱咐大家，遇熊有几个怎么办，更刺激人们快走。
　　 从西坡下山的时候，太阳正在落山，正好有小风从山下吹来，有点凉意。我们8个人真累了，谁也不说话，闷头下山。拐了几个弯，过了山“二肋”，最小年令的民工忽然看到黑熊正往山上爬。他没见过熊，但断定是熊，惊喊“黑熊”。他只有17岁。我叫他小孩。听我说有黑熊，心里害怕，一路拉着我的胳膊走。
　　 我定睛一看，果然是只大黑熊，正呼哧呼哧走上坡路。虽然经过“蹲仓子”的冬天季节，才出“洞”，看样子还有五、六百斤重。无风天气，熊上山，额头长毛分向两边，不挡眼睛。那天恰好有风，吹的它“头髮”遮眼睛，盖前额，看不准路，只好走几步，用前爪拨拉一次“头髪”。
　　 这是突发情况，谁能料到？有两个民工自做主张，要向道两边跑。我立刻喝令他们听指挥，不能散开。两个民工跑到我身边，一左一右站定。其他人站在我身后。“小孩”紧贴我后背，喘气直呼在我的脖子上。也许“小孩”的惊叫传递给黑熊，也许我的喝令声惊动了黑熊，它抬头向上走了几步，停在那里，不时地立起来，两掌敬礼般地和我们打照面。忽而卧下又立起来，立起来又卧下，反复二、三次。
　　 那段山路坡度大，比较陡。我们居高看黑熊的“演出”，憨态十足，真真切切。距离只在八、九米之间。所有的人几乎都屏住呼吸，等待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有人想跳下路边找棍子。我制止了。也可能小动作引起黑熊的兴趣，它又向前两步。两步啊！虽然没有两米，可是危险接近了两米！黑熊又用后腿支撑立起来，嗅了嗅两只前爪。不知道为什么，当前肢落地以后，它不慌不忙地向它的右侧树林中噼噼啪啪地走去。
　　 相持有３分多钟。黑熊进林子里的声音远了，我才长长出了一口气，一块提心吊胆的石头落了地。“小孩”有精神了，不停地问这问那。其中一个题目是黑熊瞅我们半天，为啥自己掰道走了？我怎么知道！但还是想了想告诉他，黑熊立起身来，屈指一算，咱们8个人，人多势众，它赶快走。
　　 笑话把大家逗的乐了起来。这番黑熊查人数的“故事”被他们广为传播。许多同志都听过这个故事。其实，黑熊并不凶恶。一般情况下，人不伤它，它不会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