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朦胧的睡眼，白光刺得我眼睛发痛。经过一夜大睡，不但疲劳未消，反而更加困倦了。我楞了几分钟，还在回味昨晚的梦。一看表，我吓了一跳。哎呀，不得了，已经九点五十五了，十点整上教育学课。我再也不敢坐着发呆了，一骨碌爬起来，穿衣，叠被（我有这样的习惯，即使在最忙的时候），下床，穿鞋，刷牙，洗脸，梳头，总共用了不到三分钟，连我自己都惊异于这样的速度了。然后往腋下夹一本《教育学教程》，一本《爱伦坡文集》，一本《大学生英语四级词汇巧记手册》，最后在审视镜子里憔悴的我的容颜时没忘了往嘴里塞几个饼干，锁好寝室大门，狂奔猛跑，下楼梯，出大厅，一溜烟般冲向南院文科楼。
　　 路上两次差点撞人一次差点撞路灯。当登上文科楼四楼站在415教室外面时，我已是气喘如牛面无人色了。一看表，已十点过两分了。惨！迟到了。我们教育学老师的严厉在全校是出了名的，迟到一分钟哪怕十秒钟都要受严格处罚———站到教室最后一排去听课——当然你也可以索性不上课，转身走人，老师不会责怪你，但你会被记旷课两节，扣考勤分一分。我今天迟到整整两分钟，哦，加上我在这里犹豫不决，也许三分钟了，那还不得罚我到最后一排倒立去。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一股寒气从心底冒出。
　　 我这人有点内向，最怕在公共场合出丑。可今天这丑还不得不出。别的课都可以逃，惟独教育学不行。逃一次课扣卷面分10分，考试不及格就要重修，重修就要交200块钱。我不心疼自己，难道还能不心疼钱吗？我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早已头皮发麻思维混乱了，稀里糊涂地低着头冲进了教室，没有喊报告，没有看老师，冲到最后一排找个位子就坐下。
　　 等我不再气喘吁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怎么周围尽是陌生的面孔。我抬头望望讲台，连老师都不认识。怎么搞的？我使劲一拍脑袋，哎呀，完了，走错教室了！我突然记起我们上教育学是在315教室而不是在415。这该如何是好呢？将错就错，上完这两节课？不行，那会闷死我的。又逃出去，当着两百多双眼睛的无情扫射？我一咬牙，豁出去了！拿起书便往外冲，目不斜视，更不回头。但我想象得到，身后必定有一片惊叹和嘲笑。我不管了，也管不了。就像人死后被别人盖棺定论，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没办法不接受。
　　 我的心还怦怦乱跳。经过中文系团总支办公室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因为我担任了班团支部书记，有一些事情需要向系里主管团工作的贾老师汇报。（其实我是最怕当班干部的。这个学期我们班进行班委换届选举，没人愿意当班干部。我出了个馊主义，谁不想当就投谁的票。结果自己害了自己，同学们都选我，硬是赶鸭子上架。我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我往办公室一看，贾老师正在打电话。我还懂得一点礼貌，没有走进去就拉把椅子大模大样地坐下。我站在门口静静等候。只听见贾老师叽里呱啦地说话。他那普通话，我实在不敢恭维，听了老半天只听懂一句：“什么？你要你儿子报中文系？你怎么这么落后呢？我自己深受其害是最有体会的，中文专业最没用，劝你儿子不要报！”我一听就火冒三丈，自己身为中文系教师，还这么看不起中文系，这种人我找你作甚？我一气之下转身走人。
　　 我的自尊心被激怒了。我决定不上课了，到图书馆看小说去。我要认真钻研文学，写出一部像模像样的小说来，让那些看不起中文系的人瞧瞧。到了图书馆，我一口气直奔四楼文学样本书库。一头扎进书架里，像个无头苍蝇般乱窜乱飞。找了半天，终于选定了《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坐在桌边看了起来。没想到我根本静不下心，老觉得喉咙里卡了一股痰，想吐又吐不出。唉！该死的咽喉炎又犯了。肚子也叽哩咕噜地叫了起来，早上没吃饭，它在抗议了。我涌起一股怒火，吃吃吃，就知道吃，除了吃，难道就不能干点有意义的事？我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不争气。骂完之后，头有点晕了，连开口说话的力气好像都没了。原来只知道口渴的滋味很难受，没想到饥饿的感觉也这么可怕。我再也撑不住了，把书放回书架，跑出图书馆去吃饭。离中餐时间还有三十多分钟。我在糕点房买了一个面包一个蛋糕一杯牛奶。风卷残云，狼吞虎咽，不到三分钟，我就将它们一扫而光。吃完后，我浑身又充满了力气，一腔精力又没处用了。
　　 我在校园里遛哒，脚步虽然缓慢，内心却无比焦急。想想我进入大学都快两年了，却仍然一事无成，奖学金没拿一次，文章没发表一篇，恋爱没谈一次……纯真的理想遭到了现实无情地摧残。我发现我的真挚、执著和这个世界竟是那样格格不入，真让人心灰意冷。我好像被世界遗弃了，于是我也想遗弃它，玩世不恭，得过且过。
　　 我就这样胡思乱想，想得头脑都要爆炸了。不知不觉，我已走到了北湖边。
　　 湖水激荡着波涛，发出呜呜的声音，仿佛人伤心的哭泣。我顿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有一种往湖里跳的冲动。突然，树林那边传来了说话声。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我被一些事情耽搁了。”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在乎我了，还记得当初你追我的时候吗？那时你是多么守时！”
　　 “总提过去干嘛？现在都快毕业了，很多事情要忙嘛。哦，电脑修好了没有，我还有两篇毕业论文要打呢。”
　　 “你就记得你的事业，你是不是不再关心我呢？”
　　 “哪能啊？你看，这是什么？连你养的小狗我都时刻记在心上，这不又给它带牛肉干了？”
　　 “……还说，今天……今天……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记得吗？”
　　 “啊？……”
　　 女孩子好像哭起来了，男的忍住不耐烦轻轻地哄。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沿着湖岸快步前行。花边树下，总遇到一对对热恋男女在卿卿我我，而没有我理想中的情景：一些人坐在那高谈阔论，或安静看书，或尽情歌唱，或吟诗作画，或……我烦躁起来，真想大吼一声，可又不敢。我怕别人把我当成疯子。
　　 离开北湖，我走向校医院。喉咙实在痒痛难当，我想去看看。现在的医生医术实在是越来越高明，既不用古代的“四诊法”望闻问切，也不用现代化的仪器检测，还没等我说完病情，他就已经龙飞凤舞地把药方开出来了。到药房去算价，那里排了好多人。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拿着单子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医生帮他开的药暂时卖完了。药房小姐对他说：要不然这样，等过几天药来了你再来拿好吗？难怪他会不知所措，我都感到哭笑不得了。过几天再来拿？几天后人家病都好了还拿药干嘛？你以为当零食吃啊？好不容易轮到我了，那小姐计算器一拨，三十几块！吓了我一跳。就看个喉咙，小小两包药，就三十几块钱。我们也有所谓的公费医疗，一个学期二十五块钱，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公费只剩下十几块钱了，幸好我身上带了几十块钱，要不然怎么下台。到挂号房去交钱，没想到那里竟然不够零钱找，翻来翻去都差八毛零钱。我说算了，八毛钱就不用找了。她说，那怎么行呢？确实不行啊。平时，我们哪怕少给他们几分钱，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最后，她就拿起计算器，重新算了一下药价；再拿起笔，在公费医疗手册上涂了又涂改了又改。不知她要干什么。她既没有找给我八毛钱，又没有给我多加八毛钱药，八毛钱硬是这样一算一划给抹掉了，而且合情合理。我看得目瞪口呆。我本来就没打算要得到那八毛钱，只是好奇罢了。
　　 从医院出来，我又去了图书馆，仍旧找来《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下午，看得我昏天黑地，两眼生痛，总算看完了。这本书真不赖，既解闷又解恨。
　　 走出图书馆，已是傍晚五点多了。我随便找了个餐厅吃饭。我们学校虽然教学楼不多，但食堂却到处都是。大概学校是为我们着想吧。到这么个平庸的大学来读书，学没学到什么，可千万别把身体糟蹋了，所以伙食还是要吃好一点，因此食堂建得又多又好。我走进排队打饭的队伍里，拼命地跟着人流往前挤。最近“非典”泛滥，平时在校外吃饭的人都回食堂吃了，食堂的生意异常火暴。食堂里打饭打菜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一律都是白衣白褂，为了防“非典”又都戴了口罩，看起来个个都像主刀医师，让人觉得非常滑稽。我们这些吃饭的人呢？则个个拉长了脖子伸长了手，拼命地挤啊挤，活像一群非洲难民，等待着救济。
　　 吃完晚饭，我依然没回寝室，在图书馆报刊杂志阅览室又消磨了一个晚上，无聊又无奈。
　　 直到十点整，图书馆下班了，我才迈着疲惫的双脚，一步一步拖向寝室。走到我们的公寓楼下面，心里竟涌起一丝温馨。啊，一天没回寝室了，有种到家的感觉。
　　 没想到我们寝室漆黑一片。没人？不可能。那帮小子平时不到九点半便都归巢的。我一推门，门开了，几声怪叫，手电筒突然亮起，几个头披毛巾的小子龇牙咧嘴地笑着。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我被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得半死。我几乎大声尖叫起来。当我意识到是那几个小子在搞恶作剧时，心还扑通乱跳不肯减速。
　　 他们打开日光灯，脸上还嬉皮笑脸：“你不是常说你胆大包天吗？这下被吓着了吧！”
　　 我气不打一处来，责问他们：“好啊，你们这几个混蛋，早上不叫我起床还没找你们算帐，又来搞鬼把戏吓我。”
　　 “哈哈哈，担心了一整天吧！早上学习委员打电话过来说，教育学老师病了不能来上课，下星期补上。我们一致决定不告诉你，让你担心担心，谁叫你吹嘘你就是闹钟根本不需要别人叫呢？”
　　 原来如此！害得我担心了一天。接着，他们请我吃雪糕，算是给我压惊。之后，大家又开始说说笑笑，进行每天的必修课——侃大山，讲笑话，天南地北地吹，海阔天空地聊。不知不觉就到十一点半，熄灯了。我还不想睡，来到楼道里发呆。一个小子正踩在一辆自行车上，探着脑袋往一个寝室窗户里看，跟里面的人在侃网络游戏——“传奇”。
　　 我一声叹息，望着窗外的夜空。星星调皮地眨着眼睛，没有月亮。一天又过去了，明天会怎样呢？
　　
　　 禅残2003年5月4日写于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