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棚里的音乐家
　　 1986年隆冬的一个深夜里，一位音乐家在烈火中涅槃，去了天堂。呼呼的火苗和凛冽的北风为他弹奏着最后的一曲《双飞蝴蝶》。灰烬里蜷曲着一具焦糊的尸身，他在痛苦的煎熬中进入了人生的《十面埋伏》。那把火是他自己点燃的，在他那低矮的栖身之地，睡梦里他可能正在维也纳音乐大厅里的乐池里，得意地甩着长发，忘情地弹奏着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下意识里，右脚一伸，把自己的感觉推向高潮。同时，就把压在身上的那床破棉被蹬入了炕沿下的火炉里。琵琶独奏曲就变成了《双飞蝴蝶》，音乐家的灵魂随着凛冽的朔风吹起的黑蝴蝶，悠悠地飘入天国，终于完成了他一生的追求。
　　 2009年1月，我在友人的博客上欣赏到了优美的音乐《二泉映月》，突然之间，我的灵魂深处一阵震颤，就如一股电流击打着某一处神经，打通了我这个一直对音乐麻木着的人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把我的灵魂和音乐衔接，我有了一种从没体验过的飘飘欲仙的幻觉。我求友人，指导我在博客弄上音乐吧，我从此要听音乐了。
　　 我知道的，我早晚有一天会爱上音乐的。我的内向孤寂的性格，我的向善求美的本真，都需要音乐的安抚和支持的。
　　 在我10岁的那年春节，村里演戏。那是真正的村戏，从剧本到排演，从道具到乐器都是村里人自己动手。那一年，阶级斗争的序幕刚要拉开一角，那个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音乐家，还可以为我所用。我记得那一年村里排演的剧目是歌剧《刘胡兰》，剧本是大队长从《淄博日版》连载的《刘胡兰的故事》改编的，曲谱是大队长和那个音乐家共同谱写的，高亢嘹亮、旋律优美。就是到今天，我仍然会哼那曲调：“坚决消灭阎锡山，为刘胡兰报仇恨！”“勾子军来了。来了多少？整一个团，叫我们把他们团团地包围了！”那音乐家自制了一把巨大的低音胡琴，那琴筒是用桐木扣成，像个小石碾的碾砣，用一整张山羊皮蒙的。那琴杆有锨柄般粗细。那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大的一把胡琴。那音乐家把那胡琴放在戏台的一角，有两个大人把住那琴杆，他操着弓子，随着旋律来来回回地拉着。那琴里发出的声音嗡嗡哄哄，不刺耳朵，但是会震人心弦的，一场院的人被琴声震得鸦雀无声。他陶醉地闭着眼睛，来来回回地操弓，满头冒着热汗。那是我对音乐家的初识。
　　 1980年，我在家乡的一所中学任语文教师。我的一个教音乐的同事,慕名前去拜访他，要我引导。那年他已经年近古稀，哮喘病折磨着他。但是他仍然高兴地操起胡琴，一曲《二泉映月》从指间流出，缭绕，缭绕……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他的茅屋在一片树林里，满树的蝉们竟然一起停止了歌唱，只有那哀婉的乐曲在绿树间缭绕。他眼角里含着一滴清清的泪，眼睛闭着，花白的头发随着旋律微微地震颤。一曲终了，他擦了一把汗水，说，老啦。这一次，我看了他当年在北京京华美术学院音乐系求学时和在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演出时的照片，还有一张和电影演员田华的合影。
　　 有了这两次的印象，我肃然起敬地以为，我的村子里的一个草屋里，窝着的是一位造诣高深的音乐家，命运与世道，导演着一位艺术家的人生悲剧。
　　 社会给他的角色是历史反革命，文革期间被经常地押上会场被批斗侮辱。那原因就是他参加革命后国共拉锯战时一次短暂的脱离组织，说了一生，澄清了一生，至死没有说明白的一桩历史公案。而乡亲给他的角色是学吹鼓手的纨绔公子，说是当年他爹用了三千块现大洋出产了一个吹鼓手。而这个吹鼓手，在1930年代曾经在北京的音乐界风云一时。著名音乐大师刘天华、向绍棠、朱荇靑都曾收他为弟子，在北京广播电台定时演出琵琶和二胡演奏曲。他演奏的《十面埋伏》、《双飞蝴蝶》、《平沙落雁》、《月儿高》、《塞上曲》、《走马英雄》等乐曲名噪京华。1936年，与娄树华、王绍先、韩子和等组成中国音乐代表团应德籍教授洪涛生邀请赴维也纳演出，历时一年，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轰动了世界音乐之都。
　　 1950年代音乐家在淄博六中、淄博七中任音乐教师。他教出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后来任过山东歌舞团副团长。他的人生悲剧也是在淄博七中开始，1960年代初，他那双操琴弓的艺术家的手，开始了掏大粪推车子。从此，吱吱悠悠的粪车声代替了悠扬的琴声。
　　 时间很快就到了公元2005年。那年，我心血来潮，组织了几位在外工作的同乡撰修村志。我忙里偷闲，白黑忙活，全村一百三十多个入志人物经过我的手理清脉络。这些人物上至明初，下至当今，求索考证不胜繁琐。那音乐家再一次引起我的关注。我根据掌握的确凿资料撰写出条目。可是在征求意见时，有人却指责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唱赞歌。如果说那话的是一个机关干部，以我的个性我会愤怒地攥起拳头，不打出去，但是会在那张无知悲哀的脸的面前晃上三个来回，要叫他知道我的愤怒。可惜我面对的是一个农民。我怅怅地舒了三大口气，把一腔愤怒化作了一股冰冷的怜悯硬咽了下去。我欣慰的是，我用我的笔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人物，一段历史，我没有屈服无知的曲解和无理的攻讦。那位音乐家的生平，白纸黑字，写在我的村志里。
　　 我现在就陶醉在《二泉映月》优美的乐曲声里，敲击完了这篇文章，我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我心释然。
　　
　　 二、徒步走向奈何桥
　　 2009年9月9日，故乡我的一位朋友死了。
　　 知道他的死讯，是一个月以后。
　　 我和夫人去看他的遗孀。一位农村妇女，不到60岁年纪，可是怎么看都是老年妇女了。憔悴的面容，凄苦的神态，我看见那张脸就想哭。待她说出那句话，我的泪真的下来了。她说，他死的前一天，念叨你好几遍，说方之怎么没来看我？
　　 我和他交往30年了。是我的朋友中保持关系最长的一位之一。
　　 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故乡的伙伴和同学，成天在一起割草、下河、偷瓜，不懂得世间还有尊卑贵贱和尔虞我诈，快快乐乐地疯打疯闹，友谊纯粹而生动。前几年，我曾经试图回家乡搞一次童年伙伴聚会，叙叙曾经的友谊，共同回忆一下失去的美好时光。可是，竟然是徒劳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每天为着生计在劳务市场等一个活儿，累死累活干一天，挣不到40元钱。他们说没有时间，但是我感觉到潜台词还有怕凑份子，即使不凑份子，还有怕欠下我一个人情。甚至，他们中还有人客气地喊我“孙书记”。世道和世俗就这样把那一份友情逐渐消解淡化了。我们各自遵从着人生轨迹，一天一天地在自己的圈子里活着。要保持一份持久的友谊，即使我想努力，也真的很难。
　　 他是个例外。他出身于一个“成分”较高的家庭，自小被家庭的清规戒律束缚影响着，谨言慎行，谦恭卑微，古板又显猥琐，为人处世显得做作、酸腐。祖父辈上读的私塾较多，据说家里藏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小八义》等古书。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和观念臧否人物，那时候在农村有文化就会和周围的人们产生距离。上世纪七十年代了，乡亲们还在背后叫着他父辈的外号“三国肚子”。可不要以为这是表扬谁有文化，被冠以“三国肚子”的人，等同于说这人坏心眼子多。甚至后世子孙都要受这顶“莫须有”帽子的连坐。介绍媳妇怕“打听”，一说“三国肚子”，黄了。弟兄几个都是三十多了才好歹找上个媳妇。
　　 他在文革中坚持读完高中，自学书法、绘画、篆刻、纸扎、装裱，是个“稆生”的“艺术家”。1970年代末，乡下的老师掀起“返城潮”，村里的孩子没人教了，大队干部救急，抓他的“壮丁”，做了民办教师。
　　 1978年，我退伍回乡，被公社党委任命为村干部。那年的秋天，我负责办大队的《三秋战报》，就调任他为“缮写”。《三秋战报》是油印刊物，需要“刻钢板”，他写的一手好楷书，正是用武之地。我采访编写稿件，他刻蜡纸印刷，稿件不仅有“好人好事”“生产进度”，还有散文、小说、诗歌、表演唱等文艺作品。他会在文章中配上精美的插图，与文章相得益彰。我们二人配合默契，办得报纸在公社出了名。自此他对我多了一份敬重，因为在此以前，没有人承认他的才能。每年秋天，他必须用他瘦弱的肩膀承担起数百斤重的小推车的毛绳车襻，竭尽全力往貶子地里运送土杂肥。自此，他视我为知音。
　　 1978年以后，我当教师、当干部离开了农村。每次回家都要去看看他，尤其是春节，我会在他家里坐一个中午。听他讲乡村逸闻趣事，欣赏他书画新作，叫他给我测字算命。而他，会回报我一副对联，我会恭敬地贴在大门上，他就去看贴到我门上的他写对联，然后很满足地悄悄走道。后来我出书，请他为我的小说插过图，他的画技，我小时候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真的进步不大。可是我用了，我的内心深处，是想给他一个满足。他翻看着有他插图的我的小说集，很高兴地样子。我主编村志，聘请他做编委。他提醒我写村志肯定要得罪人，一定要小心，很是替我担忧。他表示不愿意参与其事。在我的一再劝说下，愿意提供他知道的村的历史资料和民风民俗方面的资料，并发挥其特长，做了插图。村志出版，皆大欢喜，他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高兴地出席了发行仪式。
　　 他囿于小农经济意识的困扰，处世原则妄图“万事不求人”，从不想欠下谁的人情债。一直到1986年，家里尚未用上电。一天，我带着电工强行给他接上电线。理由是，上级要求消灭“无电户”。正是他的古板和本真，几十年来从不关注我的职务升降，对我的称呼一如1978年，直呼名讳。使我感到亲切自然。他也不想欠下我的任何人情，唯有1992年夏天，他特意去我办公室征询我意见：这民办教师，你说能民办到啥时候呢？一月40块钱，称盐打油都不够了，何况还不能及时发到手！我想辞职，你给我拿个主意吧。我一个小小的乡镇干部哪里知道国家政策的前世今生？说了一句等于没说的话：也可能转正，也可能就这样下去。
　　 第二天，他果断地辞去干了十几年的民办教师，去了外地一家乡办企业打工。一年后回来以糊纸扎为生，专门为死人糊制骑着往西方路上赶路的纸马纸牛和小轿车，印刷到冥国花销的冥币。一年挣千八百元，只够一家人吃菜有盐滋味。
　　 他辞职三年后，民办老师开始陆续转正。十年后转成正式教师身份的每月工资涨到2000元。如果他不辞职，今年退休，工资是3200元。每次见面，我不敢揭他这个滴血的伤口，他也装作忘记了那段经历。尽管我的那句话如同鲁迅笔下的“我”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没有一个意思。可是我悔恨当初没有给他以鼓舞，坚定他坚持下去的信心。每次去他家，看着家徒四壁的境况，我心里像灌了一坨铅。前几年有人撺掇干过民办教师的人串联上访，他积极地响应，可见出这件事情是他沉重的心病。
　　 屋漏偏逢连阴雨。前年，他的已经出嫁的大女儿突然得了急病，花光了他的几千块钱积蓄后死去。女儿的婆家不但不出钱看病，媳妇死后连坟茔也不让进。他心力交瘁，纠缠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我出于义愤，找到妇联施予援手，好歹帮他了结一桩他看来走投无路的灾难。今年春节，我去拜年，他的精神很显颓唐，和我屈指历数村里近期死去的人名。他感叹人生的无意思，人生的不可捉摸，命运的前世注定。当时，我不知为什么说了一句《红楼梦》里的话：正叹他人命不长，转眼自己归来丧！
　　 七月份，我回故乡。去看他。他正从城里医院拍片回家。左腿麻木。他妻子跟我说，医生说，他头里长脑瘤了，要尽快手术。我在太阳地里，对着太阳看片子。可是他们两口子异口同声骂医生胡说八道。说是绝不会长什么脑瘤，长脑瘤该着腿啥事了啊？我随声附和：啊啊。是啊。彼时，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妻子送我到门口说，开刀要好几十万，把三口人卖了，也值不了几个钱啊！其实我猜出，这才是骂医生的真实原因。
　　 九月九日，他死了。死的悄无声息，像落了一片秋叶。雇了一辆车拉去烧了。小女儿端骨灰盒，他的遗孀在后面跟着，直接端到家乡的山上，邻居帮忙挖个坑埋了。没有哭路的，没有烧纸钱祭祀的，冷冷清清，就这么烧了，埋了。一个鲜活的乡村艺术家，像一阵风没了踪影。他为别人扎制千百牛、马、小轿车，自己走时，却徒步上路，肉体时为生计奔波一生，灵魂时还要继续奔波！何时赶到奈何桥呢？
　　 我和夫人去看他遗孀。知道他死前盼我去看他，可是我没想到他会死的这样快。这点儿欲望都没能满足他。我愧对朋友的信任！
　　 我痛苦了好几天。为这位朋友，也为人生，为人生不可捉摸的命运。
　　
　　 三、四个“文学青年”
　　 【第一个文学青年】
　　 那年，我在乡里工作，兼管过文化宣传事宜。那时候还年轻，干什么工作总有股朝气和热情。比如办个通讯员学习班啦，举行个文学青年讲座啦，年终了，主持评比优秀通讯员啦，开个优秀通讯员表彰会啦。创造什么环境，就出什么人物，那时候我那乡里通讯报道员和农民业余作者就如雨后春笋，一伐一伐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