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了，师傅的心空得像只桶，从青春年少到暮色黄昏就那么空着。我常常想，她那堆生活音符倘能运成旋律，或许会成为绝唱。
　　 师傅没进过学堂，年轻那会儿她有幸在扫盲班结识了寥寥数几文字，然后便能看懂简单的平面图，还能绊绊磕磕地看信读报。
　　 师傅只带过我半年，师徒情谊却深刻而厚重，甚至如同母女。她生命最美丽的姿态不是平常的外表，而是温和亲蔼的性格以及与人为善的品质，她能把口袋里比乞丐还少的钱施与乞丐，还能把自己的年终奖励让给最弱势最贫困的同事，当然是物质上的。我喜欢师傅不俗不媚，不亢不卑的笑，它从不取悦于人，也从不恭维什么人，笑得那样毫无想法，率！真！
　　 这就是我尊重爱戴的师傅--陶桂芬。
　　 1
　　 桂芬跟上浩浩荡荡的人群，其中不乏学生和老人，扛着镢头铁锨去山上刨树，连同树根一并挖起用以炼钢炼铁。满目青绿不见了，山坡上留下一个个土坑，像盘未完的残棋。
　　 这样形式的大炼钢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经济抑或其它…学家，只要不是御用的都无法恭维这荒谬作为。而百姓却不然，只要是领袖的决策党的号召就紧跟照办，无疑百姓大都是这么做的。
　　 桂芬虽是文盲不懂国事，但为啥非要砸烂好端端的铁锅再溶化成铁疙瘩？而为了几块铁疙瘩还要赔上青山绿树和不计其数的劳力，怎么想都不划算，很不划算。既然桂芬能这么想，当然很多人也会这么想，不过没谁敢言语，那么多右派就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梦！人有梦，国亦有梦，无论是人或国自欺其人的梦皆为痴梦。五十年代，中国钢铁产量“赶英超美”的口号就是一句不切实际的空话！大话！梦话！桂芬不懂，许许多多的百姓都不懂。
　　 1958！纵然国史一个特殊的年份数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相继在那一年出台。
　　 建国初，毛泽东就焦虑国家在人口上、政治上虽是大国，经济上却极其微弱，这个现实导致党内出现了不切实际的急躁情绪，它引起了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并试图加以纠正，这就有了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反冒进。某种程度上，反冒进似乎触动了毛泽东提出“又多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神经。通过几次会议的统一思想，毛泽东酝酿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便呼之欲出。
　　 领袖一声令下，举国上下雷厉风行，农产品的高指标布置导致浮夸风泛滥，各地竞相争放粮产“卫星”，水稻小麦亩产过万斤，弥天大谎撒的简直登峰造极。
　　 同样工业也大放“高产卫星”，尤其是钢铁。为把钢铁产量搞上去，党中央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城市乡村普遍建起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甚至日伪时期的碉堡炮楼也改成炼钢炉。
　　 乡下生活是苦的，大炼钢铁的日子更苦，桂芬起五更睡半夜，极累！极困！而那个叫做家的院子里有种更苦难的东西，就是许多年来继母的白眼，还有父亲的冷漠。倘若真有上帝，为何不给桂芬一点公道，不幸的童年连着她不幸的青年、中年和晚年。
　　 五岁时桂芬没了母亲，她能恍惚记起母亲走时的情形。
　　 那天夜里，天黑得看不见对面的房屋树木，雨敲打着房檐窗棂一阵紧似一阵，油灯晕黄的光线下，母亲憔悴的脸像颤动在水上的一片枯叶，急促的喘息紧紧抓着奔跑的雨点儿，一刻也不间歇。忽然她像木偶似的转动起头来，睁大眼睛满屋寻找，目光异常的亮。寻着，找着，蓦地定格在墙旮旯的桂芬身上，母亲艰难地抬起手臂伸向桂芬，吃力地翕动双唇嗫嚅着。
　　 “丫…头，过…来，过来…呀！”
　　 幼小的桂芬被母亲那处于弥留之际而随时都会撒手人间的样子吓着了，她怯怯地站着一动不动，看着母亲手臂慢慢滑落，头！瞬间垂向她，失去光泽眼仍睁着……
　　 桂芬还能恍惚记起母亲躺在一个黑不黑、红不红的长木箱里，村里人叫它“寿材”，桂芬大些时候才懂了寿材就是棺材。母亲和寿材一起被埋在西岭那片零零落落的土包包之间，也是桂芬大些时候才知了西岭是坟地，它上面的土包包是坟冢。
　　 不久，一个女人来到家里，父亲让她唤那女人“妈”，桂芬站在陌生女人面前低头不语，或许觉得女儿让他失掉父亲的威严，桂芬脸上第一次实实称称留下父亲的巴掌，女人气乎乎的“哼！”转身而去。
　　 几年里那女人生了一群娃，桂芬一个接一个背大了弟弟妹妹，那群娃都去学堂念书了，桂芬又像个男劳力一样走进田间地头日出而作，日落还要挑灯缝鞋帮儿纳鞋底儿，侍候一家老小与足趾之间。精于算计的继母羁住桂芬为家效力，屡屡拒绝上门的媒人，虽说已经解放了，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而桂芬一个姑娘家怎能自己找婆家呢。
　　 一九五八年，桂芬做了人民公社社员，参加集体劳动依然很辛苦，尤其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运动，把男女老少折腾得疲惫不堪。而桂芬回到那个叫家的小院还有做不完的活，大食堂打回稀汤烂饭要先可着弟弟妹妹们吃。面对桂芬，继母那张稀缺晴朗的脸永远阴沉着，桂芬的身永远是劳累的，心永远是吵闹的，哑言地与家人争辨，夜里醒来常常蒙被哽噎……
　　 大跃进那年桂芬已经二十四岁，年龄数字意味着她是剩到家的“老”姑娘了。不过，她心里藏着一个梦，一个女孩子都会做的梦，就是渴望找个疼她的男人，离开伤心又充满苦难的家。她听说城里一些厂子在招工，忽然生出去城里当工人的念头。心想，或许缘份就在城里的哪个地方候着她呢！
　　 盛夏阳光穿过白杨像碎银一样弥漫开来，桂芬陡感天地明亮而坦荡，把梦想撒向迷茫的他乡，桂芬随迁徙的人群向城里涌去，那会儿的月份牌刚好翻到一九五八年八月。
　　 机械厂包装车间只与木箱、钉子和锤子交手，似乎不强调识字与否，因了桂芬招工登记表文化程度一栏的“无”字，她被分派到毫无技术含量的包装车间。
　　 “文盲！”这个中性词对于文盲本身会很扎心，桂芬体会颇深。相对文盲率高达80%的新中国，已然成为国家经济生产建设的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从五十年代初历时近八年，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学习中，桂芬有幸赶上扫盲末班车，识了点儿眼前常用字，用她的话讲是从睁眼儿瞎到通点儿路，差着憋屈了。
　　 还有几天就来到年了。傍晚，清雪从小城夜空簌簌滑落，织成银毯铺满厂区街巷，寒流冷峭的沉默而不动声色的侵袭路人……高耸的厂房传来天籁之音，它真实而不附着铜臭，那个年代的机械轰鸣“纯粹”令人回味，机油味道“纯香”令人难忘。天吊缓缓爬行在悬浮的钢轨上，车、铣、锸、刨各类机床的唱腔来自不同车间，不同方向，它们汇集盘桓在厂区上空热烈而欢快，优美而悠长。灯光贪婪的舔着夜色，房屋、树木在它的映衬下现出浑黄的轮廓。
　　 桂芬端着饭菜从食堂向女工宿舍走去，寒冷加速了她的脚步，身后留下浅浅两行足迹。
　　 桂芬拿过毛巾掸掸头上身上的雪花便倚在床边，这会儿她的心乱极了，并非白菜汤寡淡，窝头糙劣没有食欲，而是工会主席下午的谈话让他惴惴不安，脑子一遍遍回放那段以严重后果为基调的商量。
　　 “……小陶同志，回去好好考虑一下，组织上几次开会讨论研究还是觉得你最合适。崔海同志虽说长你八岁，却是抗美援朝功臣，像他这样出身好，政治过硬的中共党员在机械厂不多，而且他的汽车修理技术和开车技术在机械厂也是一流的，难得呀！”
　　 桂芬刚欲解释便被工会主席婉转挡回。
　　 “小陶同志，我是代表组织同你谈话，请先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桂芬“嗯！”了声并点点头缄口不言，接着他又以新工人试用期以及转正问题切入，谈话愈发认真起来。
　　 “陶桂芬同志，你是新中国的工人，工人是什么？是国家的主人！既然我们是主人，那么革命需要就是我们的自愿。现在组织需要你与崔海同志建立家庭，是组织对你工作的肯定，品格的肯定，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当然，组织不会勉强你去做。”
　　 工会主席温和地看着桂芬，使她有种面对慈父的感觉。
　　 “小陶啊！其实这桩婚姻也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个人前途，你们这批刚参加工作的新工人，还没通过六个月试用期，万一不能转正就得返乡务农，而大龄青年很难再有机会进城。小陶同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自己可得考量周全呀！至于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吗。”
　　 听上去这谈话有恐吓的味道，不！是自己想重了，那么是通牒？不！又不是正式文书，充其量算作口头告知罢。桂芬隐约感到这桩婚姻对自己的重要性，以及不把革命需要当作自愿的后果是可能再回到原点。
　　 回乡！是阴暗残酷的，桂芬眼前出现了令她伤心的情景，那就是继母阴晦的脸，父亲冷漠的心，还有小弟小妹们不亲不待的挤兑。家！决不再回那个家，宁愿嫁给又老又丑的崔海也不走回头路。想想嫁给崔海是多么悲哀，若大的机械厂有那么多年轻男工，怎么就不是别人偏偏是她，命运真不待见自己。
　　 2
　　 酒鬼崔海，英雄+混蛋。
　　 一个满脸跑着老烧儿味道的十足的英雄。
　　 一个只睡老婆却不懂老婆的地道的混蛋。
　　 原本崔海是个用情专一的粗人，虽不善言辞，不会微笑却把心给了他深爱的异国女子朴顺善，战争结束回国时他将女子藏在割去底的油桶里拉了回来。崔海带着顺善找了两三家小旅馆，没介绍信哪家都不收住，他只好去求战友聂振东帮忙，顺善暂时在战友母亲那儿住下了。
　　 聂振东是崔海的战友，确切地说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友。抗战时期聂振东参加了国民政府军，解放前夕他为守寡多年的母亲拒绝赴台并投诚解放军，一九五0年10月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档案记录他既是革命的也曾反动过的历史，缘于自身是国军和共军的混合体，做事便更加谨小慎微。从顺善住过去他就犯合计，帮崔海藏匿偷运回来的朝鲜女人会给自己招惹麻烦的，而且……他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干脆向组织说明情况以免是非。
　　 现实！无情地毁掉了爱，不久顺善被遣返回朝，那会儿她已怀有两个月身孕。崔海请求允许他送顺善去丹东，上级相关部门没批准，厂党委也爱莫能助。
　　 临行前崔海紧紧攥着她的手，声泪俱下。
　　 “顺善！记住，每年的10.25我们在鸭绿江对岸相见，如果见不到就改在10.26相见，一定！一定！”
　　 那是崔海生命中，也是中朝两国人民历史上难忘的日子。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8年10月26日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出朝鲜回国，这两个日子都记录了崔海的名字。
　　 两双手被善意的强行分开，当顺善指尖从崔海手上滑落，爱！将成为永诀。
　　 崔海以全年休假换取月份牌上10.25连着10.26前后的几许时日，一叶小舟载他泊在江心，从晨曦一抹到天光泡进黄昏，履行与顺善的约定……年复一年，直到“文革”暴发。
　　 对岸有长裙曳地的高丽女人进出茅屋草舍，有裤肥裆宽的高丽男人行走田间地头，唯不见苦苦思念的顺善。恋人常常走进梦里与他若即若离，赚足他泪水笑着远去，醒来时他依然泪流不上，那份伤感是梦的继续。
　　 崔海慢慢成了酒鬼，双颊恒久地印着两片潮红，他因酒而上色不上温，依然像木头一样木讷，像冰块一样冰冷。
　　 过去时的崔海，相貌说不上英武却还挺男人的。那次负伤则毁坏了他的脸，一块疤纠结着额角，而且还差点为此丧命。那张脸跟个浇铸得马马虎虎的残次品，又被自己侍弄的稀里糊涂。关于洗脸，他常常以猫式干洗敷衍自己，并把昨天脸上的污秽留到今天的脸上，沟沟坎坎的线条因了瘦削而深刻，还因了藏垢而黯然。酒精的作用力推动唇舌送出口腔的每个字都踉踉跄跄，整个儿一人从形像到思维，给人以永远的忐忑不安。
　　 魏巍的代表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有老兵崔海的影子，否认这个客观存在对他不公平。
　　 崔海从一九五0年入朝到一九五三年签署停战协定，在抗美援朝战场开车三年多，又留守了五年。战火中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冒着枪林弹雨为自愿军运送物资，载着一车车食品、弹药在布满弹坑的路上颠簸，从战火硝烟中穿进窜出。他沉着勇敢不乏死里逃生，与其说是神奇不如说是幸运。
　　 当又一位战友倒下，他依然没有泪水弹出，目光像X射线仿佛穿透那些尖鼻黄发的美英军人，他把拳头攥得青筋暴起，指关节发出嘎嘎脆响……
　　 单纯的老兵崔海没文化，更不懂音乐，却衷情《上甘岭》影片，衷爱那里的“一条大河……”每次厂里高音喇叭播放《我的祖国》这首经典歌曲，他会骤然从醉眼朦胧的酸臭酒嗝中清醒，这歌声具有超凡的磁性，它比教堂的钟声还要神圣，他会被那种无形的张力攫住脚步，驻足倾听。
　　 建国初期是论资格做官的年代，凭崔海的资格完全可以混个一官半职，但他却既不会冠冕堂皇也没有功利色彩，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料儿，依然在方向盘上讨生活却没的半点抱怨，从不以功臣自居向组织伸手讨要，或许这也是他最可爱的一个则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