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八月十五，只要回老家，我都会买两份月饼，一份送给父母，另一份送到一个远房舅姥爷的坟前。不为别的，只为他独特的经历、淳朴的性格和与月饼有关的缘分。
　　 小时候，正是六十年代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一个糖球就可以让我们含一天，到处显摆，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月饼这种东西。
　　 一天放学回家，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正在和父亲说话，母亲则在灶房忙活着。见我进来，母亲把我领进屋，指着陌生人说：“这是从山东老家过来的，叫舅姥爷。”又回头对陌生人说：“这是我们家老大，刚上一年级。”这个陌生人当晚就住在我家。后来听母亲说，这是远房的舅姥爷，老家实在是太困难了，不得不跑到关外来讨生活。
　　 在父亲的帮助下，这个舅姥爷就在我家自留地里盖了个小房，算是在村里安顿下来。
　　 舅姥爷是个有手艺的人，木匠、瓦匠、种地、喂牲口、张罗事儿全行，而且还会做点心。这年八月十五，我们全家第一次吃到舅姥爷用玉米面做的月饼，可好吃了。当天吃了一块，剩下的一块留了好多天都不舍得吃，最后还是被小伙伴们你一口我一口分吃光了。
　　 舅姥爷是个热心人，不管村里还是周围邻居，只要有事儿他都到场、出力，和村干部、周围邻居的关系处得也不错。
　　 闲暇的时候，舅姥爷爱到我们家串门，扯古论今。经常扯起的话题便是他差一点参军的故事，每一次都是洋洋自得地说：“我十多岁的时候，八路军的一个大官在我们家养伤，对我可好了。没事儿就教我拆手枪、装手枪、射击。没过多长时间，你猜怎么着？我打鸟的水平和他差不多，蒙着眼睛卸开手枪再装好，也就一袋烟功夫。临回部队的时候，他非要带我给他当通讯员。嗨，就怪俺娘，怕万一有个好歹断了香火，说什么也不同意。八路军长官走的时候，我偷偷地跟在后面跑了六里地，最后还是被俺爹给追回去了。那时候我要是到了部队上，现在说不定当多大的官呢。从小我就喜欢打仗，等将来小子长大了，说什么也要让他参军，到部队上给我拿两个军功章回来。”
　　 过了一年，舅姥爷回了一趟老家，带回了舅姥和一个半大小子。舅姥感觉怪怪的，不爱和人说话。那个我叫舅舅的半大小子却成了我的玩伴，我们俩整天腻在一起淘气。
　　 舅姥爷是个勤快人，脑瓜也活络，家里房子虽然简陋，但被他收拾的井井有条。冬天农闲时，别人都聚在一起打扑克下棋摸牌，他却从不沾边。没事儿做点心、打桌凳、编筐、搓草绳，骑个破自行车带到城里去卖，家里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惹得周围邻居有的羡慕，有的嫉妒，他也雄心勃勃地买砖拉瓦，准备盖三间大瓦房。
　　 正当舅姥爷准备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村里进驻了四清工作队，割资本主义尾巴。今天砍果树，明天杀鸡鸭，弄得鸡飞狗跳，村民十分不满，大家私下里称他们为“尾巴队”。后来听说“尾巴队”的队长是一名刚提拔起来的姓宫的女同志。因老百姓都讨厌工作队，所以暗地里叫她“母夜叉”。这个人伶牙俐齿，争强好胜，费尽心机要在我们村做出点成绩，抓出个典型来。
　　 我们村以赵姓为主，村民之间沾亲带故，关系盘根错节，抓谁当典型大队干部们都无法统一意见，工作队队长便把眼睛盯在了几个外来户身上。
　　 后来听父亲讲：舅姥爷本来就整天搞小农经济，工作队几次要批斗他，是父亲和几个村干部一直顶着才没有动他。工作队队长见一时难以打开局面，自己无法向上面交代，更无法借以高升，于是对这些外来户一户一户过筛子外调，想从中打开突破口。这一查，还真查出了舅姥爷的“问题”。于是以父亲等人审查不严、阶级斗争意识不强为由，让几个大队干部先后“靠边站”了，又重新选了几个大家都讨厌的二癞子，终于组织起了全村的批斗会。
　　 批斗会上，舅姥爷和舅姥成了“主角”，还有两个“陪斗”的。批斗会开始，“母夜叉”宫队长首先传达上级精神，然后宣布舅姥爷等人的“罪状”。舅姥爷的“罪状”一是通敌卖国，向日本人出卖“情报”，底下一片愕然。宫队长见大伙不解，便拿出了外调材料，原来舅姥是日本遗孤，在当地无亲无故，和当地老百姓语言不通，加上刚解放时不少老百姓都恨日本人，所以生活艰难。舅姥爷经常关心她、帮助她，后来二人便私下成了家。二是大搞小农经济，妄想复辟资本主义。队长讲话后，动员村民上台继续揭发他们的“罪状”，底下没有一个老百姓主动上台，队长只得叫新提拔起来的几个村干部上台揭发。连续批斗了十多天，还没收了舅姥爷的全部“财产”。工作队组织材料，想把舅姥爷“送进去”。过了十来天，舅姥爷又被送回来了。据说是“怀疑有因，查无实据”，发回村里监督改造。也就这十多天，舅姥爷由原来的花白头发变成了满头白发。从此舅姥爷在村里整天低着头干活，爽朗的笑声听不见了，见人一脸木讷的表情。
　　 在工作队的监督下，舅姥爷一家每天干最苦最累的活，没有一点工分不说，年末粮食也分得最少。破房子四处漏风，简直跟唱戏里说的王宝钏的寒窑差不多。工作队严禁他们和别人接触，所以表面上谁也不靠近他们家，暗地里都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
　　 一天半夜，一阵敲门声把我们全家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舅姥由于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昏了过去。舅姥爷到大队要车送舅姥看病，却被工作队训斥了一顿，明令车把式坚决不准给坏分子出车。人命关天，父亲只得挨家挨户找人，二十多个小伙子硬是用门板抬着舅姥，走了二十多里山路送到了县医院，舅姥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民间渐渐可以互通消息，不少日本人开始寻找留在国内的遗属。舅姥的叔叔不知怎么找到了她，非要带她回日本。在国内艰难度日的舅姥很想到日本去，舅姥爷却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舅姥只得含着眼泪自己回国了，舅姥爷和儿子留在了国内。
　　 这年中秋节，舅姥爷特意做了月饼，和我们一家一起过中秋节，还在席上给舅姥留了一个位置，舅姥爷流着眼泪念叨了半天。
　　 每年部队征兵，舅姥爷都要儿子去报名，还亲自找大队、找公社领导说情要送儿子参军，却终因舅姥爷不清不楚所谓的“历史问题”无法通过政审关。为此，舅姥爷年年上访，要求还自己一个清白。
　　 1978年，舅姥爷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当年冬天，儿子也顺利地参了军。舅姥爷这回精神了，干活也有劲了，逢人便笑。还特意让我给舅姥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一喜讯。
　　 那年八月十五，舅姥爷特意做了好些月饼，和我家一起过中秋节，并郑重地给舅姥和儿子留出位置。
　　 这些年来，舅姥爷年龄大了，也累了，便在村里开了一个点心店，前店后厂，自己加工自己卖。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1981年，舅舅所在的部队也开到了前线。舅姥爷开始担心起来，连连让我给舅舅写信了解情况。自己也天天听收音机，不厌其烦地听着那“再见吧，妈妈……”的歌声。
　　 随着战争的时断时续，舅舅的消息越来越少了。后来有一天，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先是部队上邮来了舅舅光荣牺牲的通知，接着邮来了舅舅的遗物，是两枚闪闪发光的军功章。村里召开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坐在台上的舅姥爷，不时地看一眼儿子的遗像，表情木木的，却没有流泪。
　　 这回，舅姥爷是真的老了。腰板不再挺直，行动也迟缓了，点心越做越少，慢慢的也就关门了。村干部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便安排他在村小学校打更。
　　 一年后，财政部门将舅舅的抚恤金发给舅姥爷。晚上，舅姥爷来到我家，和父亲聊了起来。“咳，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年，要这抚恤金还能干什么呢？从来到东北，我就想凭着自己的努力盖上大房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可世道不容啊！现在我老了，又在小学校打更，房子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从来到咱们村，大家对我们一家不薄。这几年我挣了点钱，老伴每年也给我汇点钱，加上儿子的抚恤金，我想也能干点正经事儿了。这一年在学校打更，我发现孩子们除了课本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写完作业只剩下玩儿了。儿子为国家牺牲了，我拿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当自己的孩子看。我想用这点钱为小学校建个图书室，买点书给孩子们看，你帮我参谋参谋看怎么样。”父亲说：“这是好事呀！没有书看，孩子们眼界窄，走不出去，长大了在村里还是种地，家乡难以发展，这件事儿我支持你。等我和村里说一说，一定把这件事做得漂漂亮亮的！”
　　 这年中秋节，学校图书室终于落成了，书也买了回来。乡里领导听说后，特意赶来参加这一盛事，还找来了记者。舅姥爷指挥几个年轻人忙碌了十来天，赶制出了一大批月饼供大家品尝。台上前面是书，后面是月饼、水果。乡、村、学校领导先后讲话，盛赞舅姥爷的这一善举。最后，领导们非让舅姥爷说两句。舅姥爷精神矍铄的地站起来说：“今天是八月十五，是阖家团聚的日子。我虽然老伴走了，儿子牺牲了，但我感觉他们的心还是和我在一起的，和大家在一起的。这么些年，直到今天，我们全家才是真正团圆了。我做的这点事儿不算什么，老伴和儿子知道了也会高兴的。只要孩子们知道学习，能多读书，读好书，我这一生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最后一个节目是安排小学生给舅姥爷戴红领巾。大喇叭里响起了“再见吧，妈妈”的歌声。舅姥爷哈下腰，等红领巾戴好后，舅姥爷直起身，像小学生一样向在座的领导，向全体村民、学生行了一个队礼。
　　 站在台上的舅姥爷，脸笑得像月饼一样圆，胸前的两枚军功章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