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薛忆沩是一个迷人的异类。在他看来，由日常生活所组成的，流淌着告别与重逢、分离与聚合、快乐与悲伤、沉默与喧嚣的人生长河，转化为空间形式，就是一个个流动的房间。时间是最大的那个房间，时间里有无数小房间，它们漂浮在浩瀚无边的水面上，移动，旋转，沉浮，构成现实生活的种种景观。
　　 无庸置疑，告别与分离，是这种种景观中最为常见的场面。人与人之间，一如滚滚长河中的浪花，拥挤亲密只是弱水三千的假相，独取一瓢也往往成为痴人说梦的妄想，转瞬即逝、失之交臂、阴差阳错等等，才是人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死亡当然是最彻底的分离，但“谁又能说人们面对着面时不是分离呢？谁又能说人们走在一起，睡在一起，不正是分离呢？当我们彼此相处得非同一般时，就已经开始了不可挽救的分离”。这段话首先出现在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中，后来再次出现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第二卷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可以说，它正是薛忆沩作品时间观的基调，同时也是他作品所阐述的人生观的内核。
　　 薛忆沩喜欢用“告别”这个动作来强调“分离”这种状态，这种强调有时也是一种取消。他也许是嫌状态过于静止，无法刻画人们内心深层的惆怅和无奈。“死亡是人类向时间的告别”（《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她是为了告别才邀请我走进她房间的”（《流动的房间》），“他吻了她，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庄严的告别”（《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告别的动作中，能看到分离的必然，更能感到人们内心的碰撞。那火花虽然一瞬即逝，但它体现出人类心智的力量，闪烁着绚丽的生之眷恋和情之灿烂。
　　 离婚是薛忆沩多篇小说的主题或线索。在当代生活中，似乎离婚已成为告别与分离的典型形态。但与时下铺天盖地渲染离婚的小说大为不同，薛忆沩小说中的离婚，说离就离，没有什么理由，离婚就是理由，它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它仅仅是一个生活的理由，或者说，是一个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因为，婚姻是一种想象而不是现实，它是在恋爱情境中虚构出来的，所以，无数看上去美满的姻缘最终却酿成苦果。“我一直在试图寻找他离开我的原因。我猜想那原因一定非常奇特，非常轻细。它很可能就是一个词、一种气味、一个眼神或者一次犹豫。它一定没有形状，也没有重量”（《深圳的阴谋》）。对于想象的婚姻而言，现实的婚姻往往是一句谎言。那么多满怀憧憬的男女渴望在婚姻中找到安全感，可是，“我想说，安全感是一种堕落的感觉”（《流动的房间》）。非得要第三者插足和婚外恋才能产生婚姻危机吗？不是，第三者和婚外恋是更大的虚构和更大的谎言。生活中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分离，内在的分神比外在的出轨更为致命。
　　 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中，主人公X都面临着妻子（情人）的离去。“人们总是希望像别人那样生活。这是人的精神悲剧”（《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就是X对生活的总结。“生活的奥秘就在于所有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同上），在绝大多数人的世界里，吃喝拉撒，柴米油盐，或许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更为奇妙的事物出现。而一个人完成自己一生的岁月，也只需要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是“天将降大任”的先兆，而不是普通民众的生存法则。“在生活的深处，其实只有最简单的一些法则在支配着人们，并为人们所需要”（同上）。然而，人是富有想象力的动物，他骨子里不相信生活会有这么简单，他总认为别人的生活肯定不是这么简单乏味的，“生活在别处”一定非常精彩和充实，于是就有背叛，就有逃离，就有背叛和逃离未遂的挣扎和背叛与逃离之后的茫然。包括《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中怀特大夫和弗朗西丝的逃离，“弗朗西丝的‘天堂’却不是一个‘地名’。它也不是唯一的和恒定的。它像是流动的盛宴。它点缀着她的记忆又充实着她的向往。”他们双双殒命于他们的逃离地，“还有什么‘实际’值得去留恋呢？所有的‘实际’都是不切实际的”。即便肉体消亡，他们的灵魂仍在游荡，仍在分离之中，因为到头来他们发觉，一个人真正的归宿不是死亡，而是爱，是惦念，“我在哪里倒下并不重要，因为你是我永远不变的天堂。我一直在为令你颤栗的那种深不可测的黑暗而内疚。你知道吗？我一直在那种黑暗的最深处等待着你对我的占有。这种占有是爱的最崇高的形式”。
　　 由于分离对日常生活的强行干预，孤独便成为人类社会的独特景观，孤独感便成为人类这一群居动物的致命伤感。孤独是时间注入人类体内的毒素，它让人亢奋，也令人消沉。孤独是人类一切普遍矛盾与特殊困境的根源所在，悲欢离合，聚散依依；给予之后的掠夺，契约背面的暴乱，盟誓隐含的背叛，等等，都是人类在孤独的华贵地毯上做出的难度越来越高的体操动作。这不是竞赛。它纯粹是人类的自我表演和自我欣赏，没有别的看客，也没有裁判。在这样的运动中，人类惟一的收获是更深的孤独，以及难度更大的表演。只有时间是永远的赢家。
　　 毫无疑问，孤独激起了欲望，欲望也给孤独镶上一道艳冶的花边。大自然循环流转的美色作为欲望和孤独的背景，成为时间的路标。“后来，我们换上了一块深红色的床单。这时候，孤独感出现在我们床上。因为我开始真正理解了身体的美，也就担心这种理解的丢失。这时候，我更愿意自己的身体与这个‘身边的人’的身体相分离。我开始沉醉于端详，对身体的端详。我用这种端详来排遣我固执的孤独感”（《流动的房间》）。在接近中发现接近的双方始终分离，在亲密中感知亲密的对象仍然陌生，如此引起的困惑与迷茫愈益让人渴望，让人追寻，想亲眼看看陌生与亲密到底有多大的重叠，想尽力触摸到关系的边界、时间的边界以及距离的边界。我十分欣赏薛忆沩在《流动的房间》中一段神来之笔，小说中，我身边的人按照她自己欲望的颜色来选择床单的颜色，她最初选用白色床单，如同躺在云上，宽广，纯净，但只有一层浅浅的满足感。后来，躺在黄色的床单上，仿佛金黄而翻转的大地，冲荡的快感侵占了时间，虽然只是短暂的侵占，但能令人感到征服的愉悦。久而久之，人变得异常敏感、脆弱，什么都计较，害怕任何一丁点的不完美。再后，换上深红色的床单，孤独感就出现了，我开始沉醉于端详，从距离产生的美感中萌发分离的念头。最后换成一块深绿色床单，欢爱翻变成调侃，激情稀释成幽默，所有的孤独、欲望和对美的敏感统统成为了时间的牺牲品。“我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分离。我更渴望我们的分离”。“我”终于明白，保持欲望的最好形式是想象。
　　 惟其有想象，分离才成为可能——分离并不是彻底的隔绝，而是通过物理距离来填补心理距离，通过人身体的位移来产生灵魂的共振。正如X的父亲对他说的，“惦念是最好的安魂曲”。虽然，并不是所有惦念都能得到聚会那样的报答，但惦念中记忆的成分能够让时间获得表情、颜色和气味，让枯燥的时间变得生动起来；惦念中想象的质素能够激起欲望与虚构的狂热，从而解放我们内心的桎梏。这是生活的基础，是生命得以延续和升华的奥秘。《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X不断对自己妻子的回忆与向往，是在日常的夫妻生活中做不到的。《首战告捷》中，将军对自己父亲的忆念，同样充满着别样温情，所以，在得知父亲早已不在人世时，他才“用双手捧着自己的脸，粗暴地痛哭起来”。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分离，那就是“我”与“我”的分离。薛忆沩小说的主人公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在当代社会，这也是人的一种常态。这种常态的产生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内心依托与精神投靠，“我们的内心与我们的生活像两块炸裂开的大陆，在时间的海洋里越漂越远。它们各自并没有自己的方向，可是它们漂向不同的方向，渐渐已经辩认不出对方的踪影。最后，它们只能感到海水的起伏与孤独，激情已经不可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内心与我们的生活渐渐变成了毫无关联的岛屿，两座毫无关联的岛屿”（《我们最终的选择》）。于是，内心的我和生活的我，理想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在自己生活中形成奇特的布局。他们时而亲近，时而冷漠；时而附和，时而攻扞；时而互相尊重，时而互相嘲笑……“‘我’与‘我’是怎样的不同呵。可是语言对‘我’的认同简化了我的生命和感觉。这个代词令我蒙受屈辱”（《流动的房间》）。语言可以简化生命的感觉，但生活本身只会增强这种感觉的复杂性。《广州暴乱》中在任上的总督和自杀“死”后的总督，其实就是不同的“我”。前者在游戏中虚构，利用谎报的军情胡乱治罪、草菅人命；后者则在虚构中游戏，靠故事和忏悔维持自己的生命。后者时常为前者辩护，却又总是嘲弄前者，憎恨前者；最后，他们都在“无边无际的黑夜之中躺下来了”。
　　 时间是最柔软而又最坚硬的载体，容纳着脆弱的生命。对时间的关注使得薛忆沩的小说具有特别的动感，一种款款流动的质地。告别与分离就是在时间的庇护和包裹中，上演着一曲曲活色生香的戏剧。人类用尽各种办法，试图征服时间。他们知道无法摆脱时间，就像无法摆脱孤独一样。他们在与时间的斗争中收获的往往是恐惧和绝望，无论用美貌，还是用战争（革命）；无论用记忆，还是用遗忘。“她在这一次失败之后，对生活已经毫无兴趣了。她回忆着自己的三次失败，一次是因为莫明其妙的过去，一次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的现在，一次是因为还远远没有到来的未来，她好像永远失去了时间的青睐”（《无关紧要的东西》）。《首战告捷》中以那样决绝态度参加革命的将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当他回到村庄接他的父亲进京，却发现父亲在他最为决绝的时候离开了人世，而他一无所知。他心中始终活着的那个父亲早已被时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不得不在时间面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
　　 薛忆沩自然深知时间的厉害，但他对付时间的态度和办法与中国许多其他当代作家截然不同，他不是冲击时间，对抗时间，用无数作品制成的炸弹去轰炸时间，以求赢得“轰动效应”；他选择的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淀，不断地沉淀、积累，慢慢堆积成一个所有行进中船只都不得不注目的岛屿。他二十年文学创作的成绩单甚至抵不过一些作家一年的创作量，他就是这样执意地让自己沉落，而不是漂浮；让自己内敛，而不是飞扬；让自己融进时间的脉搏，而不是拼命和时间赛跑。
　　 这个热衷于写战争的人，心态却是如此平和。薛忆沩的“战争小说”广为人称道，然而，战争永远只是他笔下的题材、线索、背景，而不是主题；或者说，薛忆沩小说的主题永远是另一种“战争”，生活的战争、内心的暴动以及思想的漩涡。《那位最后到会的代表》中“主持人”的狂躁与《广州暴乱》中总督的恐慌，都是“战争”中的典型细节。我们惊讶地发觉，《首战告捷》里根本没有战事；描写战争场面稍多一点的《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其中最大的战役竟然是黄营长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每当评论家谈及薛忆沩的“战争小说”时，我们都会看到他阴谋得逞的憨笑。
　　 薛忆沩的小说，无论长、中、短篇，情节都极为简单，让你估摸着这是不是个讨厌故事的人。薛忆沩之所以淡化故事，是因为他热爱叙述。在文学中，故事与叙述往往产生巨大的冲突和尖锐的矛盾。故事曲折、离奇，便不需要什么叙述，尤其不需要高明的叙述。故事本身轻而易举就可以占领创作空间（当然，连故事都写不通那就另当别论）。而情节简单的小说，逼作家拿出超凡的叙述本领，包括广博的知识结构、深刻的洞察能力和匠心独运的布局谋篇功夫。如果细心阅读，你能体会到薛忆沩小说中丰厚的哲学涵养和高超的数学天分。薛忆沩曾自豪地吹嘘，他可能是中国写小说的人里面，数学水平最高的。难怪他的小说丝丝入扣，在晦暗中闪耀明亮，于艰深里透出清晰，宛如一道道优美的方程式。像《流动的房间》，整部小说由“堆满书的房间”“没有家具的房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浓缩着历史的房间”“充满着音乐的房间”组成，各部分自成体系，笼在一起形成总体格局，仿佛一个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仿佛一级级解答组成的算式，给读者以很大的阅读愉悦。在《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个短篇中，薛忆沩从开头至结尾重复“后来，X经常跟我谈起她青春期的忧伤”达五次，每次重复都将情节推向另一个向度，其运思布局，确使整个文本有一唱三叹之妙。
　　 于是，我们便看到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物事，在薛忆沩的笔下摇曳生姿，散发出柔光一般的诗意。这就是萨特所谓的“使一件事成为奇迹”的叙述，这就是契诃夫所说的“给我一个烟斗，我也能写出一篇小说”的叙述，这就是伍尔芙所讲的抓住“生活本身”、揭示“真正的真实”的叙述。在《深圳的阴谋》《出租车司机》《两个人的车站》《已经从那场噩梦中惊醒》《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等作品中，我们都能体会到这“银碗盛雪”的脱俗之功。
　　 “不同的时代就像不同的房间。他们这些匆匆过客，处在不同的时代就像住进了不同的房间。他们最后总是要退房离去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退房，是所有房客的宿命。生活就是告别与分离的不断构成；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惦念。惦念是慈母手中线，是情人珍藏的信物，是深夜里黯然销魂的梦，和那些如蚕丝般布满心房的回忆。惦念也是一个个流动的房间，我们在那里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爱的崇高以及自己灵魂的安静。或许，真正让我们心怀惦念、低徊不已的，还有文学永恒的魅力。
　　 “惦念是最好的安魂曲。”X的父亲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