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鸡
　　 大集体时的看鸡，不是看着鸡别偷嘴家里淘晒的金贵的粮食；不是看着鸡别贪吃被称作“资本主义尾巴”的私家三厘小园里的青菜；而是集体庄稼即将成熟时，为了达到“颗粒归仓”，不能让属于私有财产的鸡鸭偷吃，便指派我们那些正上小学、放了农忙假的孩子们看护。我们扛着三五米长的竹竿，片警似的巡逻在紧临村庄的麦地或稻田边，警惕地注视着颗粒饱满但尚不能收割的麦子或稻谷。
　　 能享受看鸡特权的都是“干部子弟”（指的是生产队干部，那时我父亲是生产队副队长—相当于从十品官），所以庄稼成熟时能扛着竹竿看鸡的那可是令人艳羡的职业，被称作具有特殊身份的“小社员”。但是看鸡的责任可不小，一是来回走动或不断吆喝，不能让鸡鸭钻空子，趁机偷嘴；二不能打死打伤人家的鸡鸭。当时的鸡鸭可是一家一户的银行，被称作“盐罐子”、“油罈子”。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十分金贵。一只鸡鸭不亚于现在的一头猪羊。再说了享有特权，也不能不讲邻里关系，况且左邻右舍都是老亲旧眷或沾亲带故，低头不见抬头见。公事办公也不至于六亲不认吧！但是看不好，不光在队长那里无法交差，其他社员也颇有微辞，所以看鸡的孩子都倍加小心，不敢有半点的怠慢。
　　 为了能占集体便宜，在庄稼成熟时能让鸡鸭偷吃一点，有些“刁民”却是挖空心思想点子。我们琢磨怎样看好鸡，他们思考如何看我们。软硬兼施，拉拢腐蚀，引我们上当。有一年秋季，稻子成熟时，我被派到离家很远的一个村庄前去看鸡。村庄上正好有一个我叫“表大娘”的老妪，人称“老黄脚”（农村刁钻狡猾妇女的别称）。见是我看护他门前的庄稼，先是甜言蜜语地哄骗：说外面日头毒，不如到她家歇歇喝口水；天热了鸡鸭也不会去稻田的。由于临走时父亲反复嘱咐，我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婉言谢绝了。她看套近乎不能打动我们，便施以糖衣炮弹——从院子里树上摘下一大捧熟透了地红彤彤的大枣，硬塞在我的怀里。因为嘴馋，我躲在树阴下只顾大快朵颐，没想到中了她的计：她把十余只鸡鸭撵到稻田里贼吃起来。正好被查岗的生产队长逮个正着。队长揪着我的耳朵，拉着去见我父亲，结果是一顿暴打之后结束了我看鸡的生涯，同时也解除了我“干部子弟”的特权。
　　 痛定思痛，我又羞又恨。羞的是由于贪吃，在“贿赂”面前立场不坚定，没有能保持清醒头脑，掉进“表大娘”设计的陷井里，给众人留下笑料；恨的是“表大娘”不该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玷污我纯洁的心灵，为了一己之私，计谋何其毒也。但吃一暂，长一智未必不是好事。时至今日，我还警钟长鸣，时时警示自己：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贪心就不会上当。书上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就是这个道理。由于当年羞辱，几十年来我十分讨厌药用价值极高的大枣。在我的记忆中它肮脏，龌龊，是毁我一生清白、无法洗雪的赃物。
　　 童年已很遥远，“表大娘”也早已作古，但每当回忆起童年的一幕幕时，“看鸡”的场景还清晰如昨，让我不能释怀！
　　
　　 二、拾粪
　　 隆冬的清晨，朦胧的月光下，一个十来岁、身背畚箕（一种盛粪专用的竹编或柳编的器物）、手持粪锄（一种形似锄头的拾粪专用工具）、或自言自语地解闷、或一路高歌的壮胆、穿行于村上、宅边、田埂、荒滩空地间、东张西望、四处仔细搜索的少年，那便是40年前的我。那时我正值童年与少年相接的年龄，我的职责就是早起拾粪，帮家里挣工分，以缓解家里人多、劳动力少、挣不到工分、年年缺粮的压力，也算不吃闲饭，能为家里尽些微薄之力。
　　 40年前，正值大集体岁月，生产队为了广积农家肥、种出好庄稼，号召全队社员利用集体出工之余的时间，捡拾鸡鸭鹅及猪狗牛驴拉在圈外的粪便，然后分类计分，再集中到生产队大粪池里沤制。最具肥力的当数猪狗屎，但奇臭无比，除了冬季，是没有人捡拾的，受不了它的气味。冬天天寒地冻，它们被冻成冰圪塔，捡拾方便，不臭不漏。因此冬季是拾粪的黄金季节。
　　 冬天下雨少，天上时圆时缺的月亮，照着万籁俱寂的田野。我早早起来，摸索着穿好衣服，操起拾粪的工具，顶着冷飕飕的寒风出发了。一路上哼着不成调的小曲，以打发寂寞的时光。哈出如雾的热气，匆匆奔走，寻找那十斤才一分，黑金子似的粪便。那时神情专注，心无旁骛，满脑子都是那不耻于人类的猪狗粪。草上下满了如雪似的浓霜，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地响。偶尔会有野兔蹿出，野鸡惊飞，都会惊出一身冷汗，浑身起满鸡皮疙瘩。缓缓神，继续幽灵般的游走在走过无数个来回的线路上。月亮隐去朦胧的光，晨光熹微。我便背着“战利品”，来到生产队的大粪池边与同伴比收获。计工员是个老支气管炎患者，走起路来不断咳嗽，“吭吭咳咳”一步三摇地来到我们中间，鹰隼般的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然后极其挑剔的评出等级，以质按斤计分，我们讨价还价、死磨硬缠，换到手的是二、三分或四、五分，一个个范进中举似的欢呼着、雀跃着奔回家去，草草地扒拉几口饭，背着书包一路小跑去学校上学——早已迟到了。
　　 拾粪的日子一去不返；童年已成为永恒的记忆；粪锄、畚箕—拾粪专用的工具渐渐绝种，成为铭记一段历史的农家文物。就连“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农家肥）当家“的农谚也日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含有不同元素、有着不同功效的化肥。八十后、九十后、二十一世纪的孩子们再不用受拾粪这份罪，他们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皇帝”生活，但他们的童年生活形式丰富而趣味寡淡。他们被圈养在温室里，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没有劳动创造价值的意识；感觉不到拾粪的乐趣；他们得到的多，失去的更多。他们感受不到朦胧月光下行走的惬意；感受不到野兔突蹿、野鸡惊飞，让人惊恐、顿时毛孔痉挛的紧张；呼吸不到旷野的新鲜空气；领略不到大自然的原生态风光；没有获得劳动成果时的兴奋；更不知道我童年生活是何等快乐！
　　 童年经历的太多，可供回忆的就多，便有了供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这是一笔精神财富。妻子说我爱怀旧；儿子听我述说童年的点点滴滴，认为是天方夜潭；闲暇之时，整理记录，便有了篇篇小文，供同龄人从中找回金色的童年，给报刊网络填个空白，让失眠的朋友有了催眠的灵丹妙药。
　　 三、放牛
　　 我的童年生活是在大集体时代。那时靠劳动挣工分，靠工分分粮食、分柴草——叫做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按劳分配。当时我兄弟姐妹多，家大人口多，劳动力少，属于严重缺粮户。为了多分些赖以保命的粮柴，便想方设法挣工分。像我那样十岁、八岁狗都嫌的孩子们，唯一能挣工分的途径是帮生产队放牛。说起放牛，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并不陌生——那可是一件很苦的差事：春夏秋农闲时节，原始的犁田耙地的“旋耕机”——牛，就要闲养着。这叫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生产队长（现在的村民小组长）从照顾子女多、劳动力少、严重缺粮户的角度出发，让各家认养一头耕牛。父母出于安全考虑，我家每年都认养一头性情温顺的水牛。于是我便天天与牛为伴，成了名副其实的“牧童”。
　　 清晨，天刚拂晓，父亲便叫醒还沉醉在梦乡的我起来放牛。我习惯性地一边揉着惺忪睡眼，一边嘟嘟囔囔地去解早已饥肠辘辘的老牛的缰绳。心里忿忿不平地想：这真叫不公平，饥肠辘辘的人去放同是饥肠辘辘的牛，先让它吃饱了，我才有资格回来吃饭。一肚子怨气常常杀到一贯忍辱负重的老牛的身上。老牛不愠不躁不辩解，默默地望着我，眼里充满委屈、乞求和无奈。余怒未消的我便恶狠狠地两脚踩在牛头上，口衔缰绳，双手扳住两个罗圈似的牛角，老牛娴熟地头一抬，便把我送到它那宽大且温热的背上。我熟读地一扭身，牢牢地骑在柔韧绵软地牛背上，才像赶考的举人似的两腿一夹，轻轻一拍牛屁股，老牛便悠哉游哉地出发了，去寻觅它丰盛的早餐。
　　 一番折腾之后，气也消了，怨也解了，心也软了。于是从心底里升腾起无限的怜爱和同情：老牛是无辜的。它不光是我挣工分的工具，还是我亲密无间的伙伴。老牛内心的喜怒哀乐只有我知道；我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老牛明白。这样一想，便心存愧疚地想着该怎样给老牛准备美味佳肴，让它吃饱喝足。不觉来到野外，迎着清凉的晨风，呼吸着清新宜人的空气，便有了心旷神怡的感觉，精神抖擞地哼起久唱不厌地童年歌谣，老牛常常心领神会地“哞”的一声，算是和歌了。主仆就这样晃晃悠悠地来到昨晚睡觉前酝酿成熟的最佳草场——或荒山、或塘畔、或田间窄窄的小埂上。
　　 放好牛那可是一门奥妙无穷的学问。既要让牛以最短的时间吃得最饱，还不能让牛偷吃到庄稼。否则，不但得不到家长的口头表扬，还要挨一顿痛打。因为牛吃了庄稼，一旦被队干部逮住或被人告发，是要罚工分的。所以选择宽敞的荒山作牧场，可以躺在牛身上养神或撒了牛绳到一边约“牛友”疯玩，不用担心牛偷吃庄稼或发生不测。但那样的地方，是偷懒的放牛娃才心仪的地方，由于牛群经常光顾，草很难长出来，老半天牛也吃不饱，牛吃不饱，放牛娃是没有资格回去吃早饭的。因此得另辟蹊径，精心搜寻属于自己的最理想的世外桃源——庄稼地间的小埂上，草长得十分茂盛，老牛大口大口地吞食着，不一会儿便吃得肚圆如鼓。可我早已心颤颤、汗涔涔了。因为这样如履薄冰，只能手牵牛绳，心无旁骛、高度警惕地拉扯着，不敢有半点疏忽，生怕牛偷吃一口庄稼，招来一顿皮肉之苦。虽然提心吊胆，但是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村庄上炊烟还在袅袅升腾、母亲还在灶上灶下忙碌的时候，我已像凯旋的将军驾着坐骑，一路高歌地回营了。
　　 老辈人总结出：放牛的孩子，个个“贼”精。但我们不承认，因为我们只放牛不做贼，只是心眼多点而已，最多只能算上“牛”精。就这样从小“牛精”，慢慢变成老“牛精”。到了能做体力活的时候，便告别了放牛生涯，与牛分道扬镳了。但与牛结下的那分深厚情缘，永远难解。以至于现在见到温驯善良、憨态可掬的老牛，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像是见到久违的初恋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