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土豆借一点暖意】
　　 文起，是因为王小妮的《提着土豆走出人群》。
　　 坚实的，冷漠的文字，在阳光下，没有一点修饰的味道。看她04年在云南的一张近照，很冷峻，沉默地思考着。女诗人盘剥着现实，一层又一层，不带一点温婉，但又是透彻人心的，我读着，极为贴切、舒服，有泪想涌。
　　 她说：人和人注定产生分离，人间走满了道岔，我只是悠闲得提着两斤土豆的平凡人，不想做什么警世惊人的作家。
　　 活着，就是公平。死了仍旧是公平。这样的和那样的，都要晒太阳，像一只土豆。
　　 她决绝地，一直向北。这四个字，在她的生命里凝重庞大，内涵繁复。我只是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因为懈怠，而放任自己的脚步，我坐在文庙。
　　 我知道它此刻必定安静。
　　 安静，如枝头的一片树叶，不发出一点声响。四周是石碑，拓印着明清以来的诗文。没有人来看也不要紧，它静静地矗立，形成气场。人的踪迹，对于文庙来说微不足道。
　　 雨燕零星飞起，我沉默着坐到青石台阶上。我已经走了很多路，从单位到作协，再绕过大街，我说不清楚，忙碌里有几分是自己心想要的？话说得口干舌燥，说到自己也生厌了，于是干脆闭嘴，沉默着，前行。
　　 坐在台阶上，包、绿茶一字摆开，看书。有自立为阵的感觉。偶尔有一两个游客，也绕道而行。刚才在书店，拿起白先勇的《青春念想》，想买，又怕有识破的惊惧。白先生的念想是什么呢？《寂寞的十七岁》我没有细读，但也能妄加揣测几分，以及对昆曲的缱绻之情，都让人感怀。王志在面对面栏目中，就尖锐地问白先生的性别取向，他也毫不含糊地承认了。
　　 他们都直面了人生，唯独我还在书店架子旁彷徨。我是喜欢白先生文字的，但此刻，我拒绝靠近。深入一个人的内心，是痛苦的。就像前两天看闫红散文中所写的萧红，只因她贪恋泥淖里的温暖，她心灵里的寒逼出来了，终于孤孤单单徘徊于天地。
　　 还是阅读王小妮的土豆。坚冷。坚硬。坚实。
　　 文字感觉也就像土豆的外壳。北方人喜欢吃土豆，热量高，淀粉足。
　　 而南方是燠热的，拉拉扯扯的，总喜欢把一种因素牵附到另外一种因素上。
　　 文庙在高墙内，墙外一排梧桐树，是热闹的人民路。6月7日，全国高考日，心心相牵了，就连孔子塑像前的铁皮箱里，也是烧不尽的蜡烛和清香。
　　 一个母亲，拿着一把雨伞，坐在另外一处台阶上，她心甘情愿，静静地等待，表情恬静肃穆，无法打搅。我不知道，坐在教室里奋笔疾书的儿子，将来会不会对一个老妇人，死心塌地的好？有些爱，是不对称的，就像菜市场里，随便捡起一两样蔬菜，往电子秤上一扔，谁知道有没有短斤缺两？我们都不在计较。
　　 王小妮在日记里写：“晚上，买了两斤土豆。一半种了，一半吃了。”
　　 种植下去的土豆，历经风扑草动。我们也只是一些能动的草木而已，平庸而琐碎着。
　　 308汽车来了，我一步踏上去。驾驶员是个女的，她的脸搽得很白，眉画得极细，嘴唇红艳艳。我坐在前排，从反光镜里看得一清二楚。她也不停地瞅反光镜，或许在看路面状况，或许在暗自欣赏自己姣好的面容。
　　 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她是等下班去赴约了。时间已是4：30了，该交接班了。她张头探脑、心神不定，劳碌了一天，只为下一刻的约会。她早早把自己拾掇得妍丽而精致，小心地抿嘴，不忍心有一点破坏。她握着偌大方向盘的手，甚至翘起了兰花指。
　　 她是个鲜活的女人，渴望爱的滋润，尤其在困顿之后。也许正因为有了约会，所有的困顿都不成其为困顿了。
　　 车上只有三个乘客了。
　　 一个孕妇，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手放在腹部，不停地揉搓着，那孩子的脚在踢，忽上，忽下。她的脸色看上去蜡黄，衣服颜色衬托不了什么。总之，她的表情有些痛苦。
　　 坐在后排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男生，头发碎屑着，很长。他睡得昏天黑地，任凭汽车颠簸，头颅晃东晃西，或许昨晚彻夜和女孩子疯玩着，打游戏、上网、打包分，喝酒、跳舞，什么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乘客，就是我。我提着刚从书店买的三本书，还有刚完稿的中篇小说《桃花灼灼》。我的神色也很仓皇，因为浪荡着，不知心向何方。
　　 我们三人的目光分散着。
　　 汽车在一片烟尘中行进，不停地绕道，不准鸣叫，因为是高考日。我们仿佛被一路驱逐的鸵鸟，背着身子，仓促着，只能用余光，警惕着身旁的风吹草动。
　　 只有那个手握方向盘的少妇，由于约会，亢奋而忘我欣赏着，她还在贪婪地捕捉反光镜里自己的面容，想象着即将到来情人的温存。
　　 “吱嘎”一声尖厉的惨叫——
　　 当然，仅是我的想象，我不希望某些事情发生。我、孕妇、少年，尽管落魄而蜷曲在同一辆车厢中，各自的焦虑互不交叉，但决不能因为少妇的念想而仓促成因，这太冷酷，也很不合情理。
　　 我需要唤醒。就算是向土豆借一点暖意，也要决绝地去生存。
　　 最后怎样呢？王小妮的《提着土豆走出人群》砸到了少妇的脚板，她抬头张望，警察横住了她的车，她有些落寞，又绕道前行。
　　 我们三人快速下车。
　　 散落在城市里某一个角落。
　　 似乎也太平了。
　　
　　 【当生命遭遇疼痛】
　　 那夜，九点钟。我终于抵挡不了病菌的侵袭，喉咙口肿得发疼，不能说话。丈夫说，还是去挂水吧。我也不想硬撑了，顺从地点点头。
　　 到了医院，才发现，原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在乍暖还寒的天气，无法正常地照料自己的身体，总以为它是能不断透支的，能量可以源源不断自我补充的。实际上，生命很脆弱，就像眼睛里突然飘进来一颗尘埃，就难受得无所适从。
　　 挂号，看病，配药，然后就等着护士给我扎针。护士忙得有点心不在焉，跑进跑出，一会儿手上拎个袋子，一会儿举着一支长长的筒针往治疗室赶。我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药，真怕她一不留神会搞错。
　　 隔壁有一个婴儿在撕心裂肺地哭。我能想象，就像当初我刚满五个月的儿子。婴儿突然生病了，躺在治疗室的床榻上，原本生命疼痛着，然而在未有任何准备的情境下，又要遭遇另外一种突如其来而又前所未有的疼痛。小小的生命只是觉得太恐惧了，于是本能地用哭泣来抗拒，小脸涨得通红，手脚奋力拼划。可是，四个大人分别捉住了他的手、脚，细密的针在脑门狠扎下去。不凑巧的话，会扎歪，再扎，再恐惧，再疼痛。有一个晚上，我儿子居然被护士折腾得扎了八针，最后他哭累了，挂着泪花在我的怀里睡去了，我却无端地流泪了。
　　 有人在喊，来了个重号病人，大家做好准备！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廊昏暗的光线里，我只看见担架上的人蜷缩着，穿交警制服的人跟在后面。可能是出了车祸，有人在小声嘀咕。护士慌乱地戴上一次性手套，跟我说，看来你只好等一会儿了。我很理解地点点头，等就等一会儿吧，还有什么比抢救生命更重要？旁边一个女人发急了，她嚷嚷着，你先给我屁股上扎一针再去忙，一会儿的时间！那情形是恨不得当众脱下裤子让护士扎针。
　　 医生风风火火都往急诊室赶。但他们既没有准备好氧气瓶，也没有用心脏起搏器，这让我很诧异，根本不像什么都处于一级准备的状态。丈夫过去看了一下，后来很黯然的告诉我，那人，可能已经死了。那人，很瘦小，身体扭曲着，头上全是白颜色的石灰，估计从工地上摔下来的，内出血，医生可能都没抢救，只是象征性地摸了一下，然后说，没有生命的体征了。
　　 一会儿，护士回来了，她脱下一次性手套，急速往垃圾桶里扔，然后给我扎针。我询问了一下，她漠然地说，死了，否则今晚我们会忙死，哪里再有空给你扎针！我又问那人怎么会死的，护士有些不耐烦，说，整个人掉进面粉机里，头部被面粉窒息，身体被机器绞碎。
　　 看着尖细的针穿即将要透我的皮肤，我居然也感到了莫名的恐惧。我闭上眼睛，等待着疼痛，没想到它竟在我的承受之内。我忽然又想到了那人，当他（她）生命突然被抛到一个被凌迟、肆虐的状态，他肯定感受到了瞬间的撕心裂肺，然而，那瞬间来得太快，去得也太快，当什么都还没有定格的时候，生命的肉身烟消云散，至于他的灵魂是不是还在飘？他是不是还被疼痛困扰着？我不知道。
　　 我有些晕沉。丈夫把我牵进一个房间。有多人，跟我一样，坐在躺椅上挂水。有一个母亲朗声为生病的女儿读着一篇文章，她的音色醇美，很有穿透力，文字径直灌入我的耳朵。她在读，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一定会给你同时打开一扇窗，让阳光洒进来，照亮你的心房。
　　 也有人在听MP3，声音开得很大，蔡伊琳的《恋爱百分百》。
　　 我还在想那人，急诊室里的人走空了，只有他，依旧扭曲着，和刚送来时的姿势一模一样。惨白的日光灯照在他满是面粉的脸上。看不见血。急诊室的门有些破败，关不紧，只能虚掩。我想，他的家人知道吗，他很孤独地睡在那里。
　　 药水凉飕飕地，进入我的体内。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十一点，我挂完水。医院外面来了一辆车，遗体运送车。有人说，让开！让开！要拖死人了！不知道是将他拖到太平间呢还是火葬场，也有人好奇地问。
　　 丈夫说，回家好好休息，挂了水，你明天又会生龙活虎。也许是吧，生命还会自动修复，只要我们能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它关爱。母亲还为她的女儿读着精美的散文，但愿当生命遭遇疼痛的时候，我们都有爱，有精神，在不断鼓励、支撑。
　　
　　 【一日】
　　 今天是登高日，天朗气清。骑车，无目的漫游。午后的阳光有丝毒辣，像杜拉斯《情人》里女孩微眯着眼入神的那般眩目。满眼都是中国男人。有一个，五官压挤在一起，丑到极致，他站在马路边搭车，不停地挥手，右手还抓着手机使劲地说话。我有种过目不忘的记忆，距离他已有三站远了，那苦瓜脸，还活脱脱烙在脑海里。好像朱德庸漫画里的男人，丑，但温热的，围着老婆热炕头转的。
　　 继续前走。红灯，撑脚。并排的一个男人前头篓子里装着一只小狗。小狗四处张望着，眼珠漆黑，浑身褐色的毛像是精心卷烫过的。我和小狗互看。男人显然很自信，掸了掸毛衣上的灰，吹了声口哨，仿佛要呼朋引伴。绿灯亮，我随手一拐弯，驶进了不知名的小巷。小巷口头有一个爆米花的，咕噜咕噜摇了几下，就将黑色铁制容器半截伸进一个大袋子里，“啪”一声，把路边走着的人吓得退了一步。我看着弥漫着粮食香味的烟雾袅袅飘散到空中，便深吸几口。这倒像是发黄了老照片里的情境，一大群孩子追在一个男人屁股后面，扛着米袋，排着长长的队伍，而每次，等到天黑还没轮上我，又心焦、又馋，男人就抓一把塞到我手里。玉米籽爆开的花，前所未有的香甜。现在，没有小孩包围，爆米花男人显得很单调，他机械化地摇动，一袋袋爆米花扎好，陈列在地上，等待有人购买。
　　 不多远，有一个男人坐在地上，行乞。腿上放着一个婴儿，呼呼睡着。前面还摆放着一张纸，写满了蝇头文字。我没凑上去看，总免不了那几种情况。我只是在想，母亲呢？孩子醒过来到哪里吃奶？
　　 前面是医院，那里永远人头攒动。乳白色的建筑高耸着，给弱势群体一种危压。原本已经六神无主了，亲人在病榻上承受疾病的煎熬，那人在外面团团转，急着筹钱，亲戚的脸紧绷着，催帐单又像雪片一样飞来，费用像温度计里的水银汞柱从来没有下滑的一天。他灰扑扑的脸埋在天色里，身疲、力竭、憔悴、萎顿。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跟谁诉说，也没有谁有闲功夫停下来听他诉说。我看见无数个他的身影隐匿在医院大厦的门前屋后。一堆杂乱的劣质烟头扔在灌木丛中，花坛上还有几张皱巴巴的报纸，上面留着他的屁股印。
　　 天气热得反常，也像个任性的孩子，不管节气，独自胡闹着。整个秋天，缺失了它特有的冷峻与成熟。只有梧桐树，我行我素，冷漠地扯下它的叶子。浅黄、深黄、暗黄，到最后，是枯黄，失去了水分的憔悴，贴在地面上，任由着脚印踩过、自行车轮子碾过。
　　 依旧是男人，在运河桥底下徘徊。河岸两边修葺得绿草如茵。绝美的江南。河上汤汤，反复着每一日的反复。男人不远处的树底下，卷着一铺盖。男人穿着老式的夹克衫，头发乱糟糟的。他走动，眺望，抽烟，又将铺盖摊开打瞌睡。乍一看，以为男人有沉沉的心事，要抛给大河解决。但他的动作一点也不急促，相反，阴柔、拖沓。他掐地上的草尖，放在牙齿缝里。甚至他打瞌睡的时候，还翘着二郎腿，腿随着身体的节奏不停的打晃。
　　 我无法想象他身后的故事。我在桥上看了他许久，直到落日下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桥和他也渐渐隐去。人流在我眼前涌过，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匆匆而逝的光阴像个大布袋要将亮色吞噬，于是急促的铃声、喇叭声，还有非常不友善的谩骂声交织在一起。这样的时候，我常常不知所措，在白天与黑夜的临界点，我总像一只旷野里迷路的羔羊。
　　 来到文庙外。牌坊上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牌坊下，一群大孩子，在轮滑，他们炫技，洋洋自得。大人哄笑着。这些孩子看上去最多也只是高中生模样，头发蜡黄，带着耳环，衣服裤子有许多窟窿，典型的新新一族。他们不停的交叉、转弯、作飞翔状，让人羡慕，让人无端地生出感慨。
　　 我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树影斑驳。我摸出包里的烟，吸了几口。周围没有垃圾桶，我把烟灰弹在地上，再吸几口，伸出一只脚，将烟蒂踩灭。乘着月色，我静静地看着人民路上的车来车往。一个老头，怯怯的，做到我石凳边上。我怀着敬意，往旁边挪了一点给他。他问我：多少钱？语速很快且含糊。我问：什么？他又重复了一回。这回我听清楚了。在些许的恼怒之后，我平静了自己的情绪。我问，你多大年纪了。四十。不像，你应该有六十了。他很紧张，说，太阳晒的，不骗你，我天天都在日头下干活。我细细打量了他一番，很瘦小，脚趾头蜷缩在一双布鞋里。我沉默了一下，我说，你弄错了，我不是你要找的那种人。这回轮到他吃惊了，他坐又不得，不坐又不得，僵直着。我笑笑，我说，我也不是警察。趁我接手机通话的时候，他倏的溜走了。他怀着惊吓，在文庙的大背景下落荒而逃，他说他家住在横塘，公交车晃荡到家里还约摸要一个小时。
　　 黑暗。已分不清辰光。蟋蟀在叫，残乱而没有主题了。
　　 我整理好我随身携带一只小包，包里一只手机、一包烟、一个笔记本。跨上电动车，拧到最快的速度，疾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