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走了，父亲走的那天是二月初一也就是阳历三月一日，是在1995年。父亲走得很安详，可惜我们都不在身边，就是在身边的母亲也是背着身子在医院的床边给他烧东西吃。后来在梦中母亲问他“你怎么走的那么快？”他说：“那边有人在叫他。”（果真如此倒也让我们的心稍安一些。）
　　 我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养父，他是一个慈祥、善良、宽容、豁达、节俭、老实、本份的人。
　　 和能说会道的母亲比起来，父亲的表达能力不是很好但喜欢说话，见到熟人总喜欢用那带安徽老家口音的南昌话跟人开个玩笑。比如说，看到人家买了菜会说“买了什么菜？是不是请客呀”之类的话。看到我洗了头，也会说“白毛女来了”——讲过自己笑一下也不管人家听没听懂。
　　 父亲爱看书，一本书一张报纸都可以坐在那里看上半天。父亲的眼神特好，七十多岁看书都不需老花眼镜。记性也好，看过的书、经过的事、走过的路都能准确无误的叙述出来。
　　 父亲虽然口头表达能力不行，但是书面表达却是可以的，这与他善于学习是分不开的。因父亲喜欢写，平时单位出个刊什么的他也喜欢投稿，这样遇到重大节日比如国庆、五一出刊人家就会和他约稿，但他常常又惧怕自己写不好，往往总叫我帮忙。
　　 父亲老家是安徽祁门双溪流人，根据他们那里的习俗男子成年后都要到外面去谋生，老了才可以回家，因此父亲也是很小就到南昌来学徒。开始是在一家果品店，那时出售糖果、饼干都是现称现包，一般都是用那种一面光一面毛的包装纸或旧的书报纸，买的少，店家就给你包成一个三角形，多呢，就包成一个四方形。父亲这点功夫学得很好，一张空纸他都可以包成一个有棱有角象模象样的果包。（他的这种本领也使我受益不少，因为每次我探亲离别，他都会把我所要带的东西捆得结结实实。）后来这家果品店关门，父亲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到当时赫赫有名的南昌东南饼家（现改名为东南饼莊）当店员，一个是到我生父所在的江西省裕民银行当勤杂工（因为是老乡，我生父为他出了这个主意，可能生父在当时的银行里也是权倾一方的人物），他选择了后者。由于父亲的勤奋努力，上司看他字写的还好就把他调到柜台上工作。后来东南饼家解体，银行随着改革的深入各方面的福利又特别的火爆，就连养母也说了一句有良心的话：“幸得到了银行。”
　　 正因为父亲喜欢写，自68年我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后至94年父亲病危我们通了差不多26年的信，通过父亲的信，我人不在家却能很清楚的了解家里的事，包括家里过节烧了什么菜弟弟单位又发了什么东西，哪个亲戚来送了节他们又给那个长辈亲戚送了什么东西去，还有邻居家谁谁又怎么样了，同事（有的我根本不认识在信中提的多了也就记住了名字）哪个哪个又得了什么病。看似这一件件不起眼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却让在外地工作的我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就像是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每次来信，我先看（在办公室）然后带回家，先生和孩子一旦听说有信来马上放下手里的活抢着看信起，看完了大家又各归各位，回信的任务就是我的了。
　　 父亲爱看书爱写东西也就想要求个进步入个党什么的，一九五八年中央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那阵，号召城里的干部家属“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父亲首先响应，把母亲、我和弟弟送回了安徽老家。有的人很调皮，风头上应付一下，人下去了户口不走，运动一过便开始回流。可父亲却来个彻底革命把我们仨的户口全部迁下去了。听母亲说，当时下乡人家组织上并没有逼我们走，是父亲去问，“怎么还不给我们家送喜报哇？”当时乡下很苦，我们经常吃的是蒿叶糰子，里面只有极少一点米粉，有时吃糠糰子、红锅煮南瓜，荞麦菜糊是最好的食品了，饿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有点人临死前手上还拿着一个舍不得放手的空碗，有的走路走着走着一跤摔倒就爬不起来了。这时我就特别怀念在城里吃的豆浆油条（其实那时城里也开始闹饥荒了），也后悔当初不该吵着要来，因为父亲开始是准备把我寄放到奶妈那里的（我这种随性的脾气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吃了不少苦头）。当时我才八岁左右是班上最小的，就要参加班上组织的农业劳动，下水田搞稻秧或上山摘茶叶。这样苦了将近两年我们也开始往回迁，人先回来但户口足足搞了半年多。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不能上学，在家糊火柴盒或把猪毛黑白分开，也没口粮，四个人只吃父亲一人的定量——二十六斤大米。有时一些良心好的亲戚会接济一点，有时也会买一点议价（即不要计划但很昂贵）的食品吃。虽然在我们下乡的两年期间父亲有了一点积蓄，但这样一来也就花得差不多了。
　　 父亲本来就很喜欢帮助人，为了靠拢组织更是主动积极的工作。白天柜台上谁的工作没完他总要去帮一把，晚上临睡前还要拿着手电到办公室、柜台里、库房边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入党不但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问题，也是对你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一种考验，当你没有这个能力时就有可能惹来无端的祸事，父亲就是这样。大概是一九六三年的一天中午，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都司前银行办事处出纳柜台上还是一片繁忙，点钞、交割、平帐，银行里最怕的就是对不到帐，即使一分钱也要校对清楚。父亲忙完了自己的事又去帮别的同志点钞对账，正在大家忙不开交的时候，他去帮忙的这个人突然说“少了一百元钱！”把所有的人都吓呆了，一百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呀（当时还没有一百元的面钞）。事情发生后大家都把目光对准了父亲，为什么，因为父亲老实、表达能力又不是很好，更主要的还是想堵住他要求进步的道路吧，因为人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动物。父亲当时也就是五十多元一个月，一百元就是我们全家两个月的全部开支呀，真是祸从天降！！！
　　 为了尽快破案，行领导很快隔离了父亲，上面来了调查组对父亲进行询讯逼供，父亲没做的事当然不承认，我也不相信父亲会做那种事，因为结案以后父亲写了一摞子申诉材料想还自己一个清白，但最终未果。这摞材料也就一直压在箱底，父亲到去世前还在念叨这件事。看到父亲不承认，急于报功的领导和调查组对父亲采取车轮战，几天几夜不让休息，人被逼晕，眼睛红肿得象水蜜桃。没有办法当母亲把这件事和父亲的舅舅商量时，舅公说，“算了，算了，承认吧。”后来舅公用他那到期的国债为父亲退赔了这一百元钱。可是我们那时还不知道心疼父亲，只顾着自己上学、玩。父亲放出来的那天，我也碰到，是几个人搀着回来的，这也是我常常怀念父亲的原因之一。父亲你安息吧，在我们泱泱大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哪时哪刻不上演这种冤屈的鬼把戏，你的那点事实在算不了什么。
　　 （二）
　　 父亲喜欢玩、喜欢小孩。不知是因为喜欢玩童心未泯而喜欢小孩，还是因为喜欢小孩而喜欢玩。小时候一到休息的日子，父亲便喜欢带我们出去玩，有时到公园有时到亲戚家。有一天父亲对我们说，八一桥建了个喷水池，哪日带你们去看看，我们不知道喷水池是个什么东东，但从父亲的口气中知道一定很好玩就盼着。到了休息日他果真带我们去看了，因我们所住的地方和八一桥方向一南一北，所以到八一桥也算是出远门了。我们兴致勃勃来到了八一桥，远远的就看见那里水花四溅，有一个很大的水池，壁上有一圈石头鸭、鹅之类的动物，从它们嘴里射出来的水花和池中央的水柱相汇合，形成一个伞状落下来，这对小小的我们，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东西，所以也就至今不忘。
　　 从心里来说父亲喜欢我胜于他的儿子，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弟弟出生后母亲要我带，他总是说你不要管他，别耽误了你的玩。
　　 后来我读书了，当他每个学期收到我的三好学生奖状时总是得意无比，如果在单位上（我们住的银行宿舍和父亲的单位只一墙之隔，我有时放了学会去父亲单位打乒乓球），他会当场铺开来津津有味的欣赏着，然后回到家里把它们贴在最主要的墙上。所以父亲对我提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我们那时写字多半用的都是蘸水笔，也是因为便宜吧，但父亲却拥有一支不错的铱金笔，又好写又方便，不需要总把一瓶墨水带在身边。白天父亲上班要用，到晚上我去学校自习就向父亲借来过把瘾。68年下放到到农场，我说那里《羊城晚报》订不到，他就在南昌给我订了一份，过一段时间就卷成一卷帮我寄到农场。要知道那时哪有自家订报纸的啊，后来又化四十多元钱给我买了一台“英雄牌”的收音机。四十多元，父亲将近一个月的工资啊，还不知道是怎样节省下来的呢。小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一直睡在一个床上，弟弟和母亲睡一头，我和父亲睡一头。好像到读中学才分床。所以我除了奶妈的怀抱，便觉得父亲的怀抱是最温暖的了。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喜欢撒谎，喜欢跟人家明着来。但我还是有一件事欺骗了父亲至今。那是在文革中的1967年1月，还处在料峭的寒冬，才十六、七的我和同学要步行到井冈山去串联，不知是父亲主动给我还是我问父亲要的，我戴了一双父亲最珍爱的羊毛手套。有一天，在一家店里吃东西的时候竟然把手套忘在那里了，走出来很久才想起来。我真是吓晕了，因为是步行，每个接待站之间的路程都是预先设定好了的，回去是万万不能的，我的心异常的害怕，不知回去以后如何交代，更害怕母亲那张毒嘴。人急了有时也会想出一些自救的办法，我急忙找到了附近一家商店，看到里面有种手套和父亲的式样、花纹、颜色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质地和父亲的大相庭径，父亲的是纯羊毛的而这双是棉纱的。但如不仔细鉴别根本看不出来。我用很少的钱买下了这双手套回去交了差。很多年以后我的孩子都读大学了，我回去无意中发现，父亲还把这双手套珍藏在箱底。
　　 如果说上面这件事有意的，但往往是无意犯下的错误有时会比有意犯下的更让人追悔莫及。1994年夏天，父亲像往年一样准备和母亲、侄子到我这来度假（侄子放暑假），他们在买好车票后给我来了封电报。我住的楼房因没安装水塔，水上不来，每年夏天都为水困惑不已，父亲他们来过多次也是知道的。我想，好在还有两个来月就要搬新房子了，于是马上回了封电报要他们不要来，等我搬了新房再邀他们到这来过新年。我不知道喜爱到我这来的父亲接到电报心里是什么滋味，我只是由着我的性子作出了安排，我没想到的是，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几个月也许就是一生。不久身体一向不好的父亲就住进了医院，父亲得的是肺癌，第二年三月就去世了，每每想起这件事我的心都会隐隐作痛。仔细回想起来，我对不起父亲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他给我写信有时我会嫌他的字写得不好，有时我也会觉得父亲不是那么伟岸等等，但是父亲总是那么一往情深的爱我，总在别人面前说我怎么好怎么好，我真想找出一点父亲对不住我的地方，也许这样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
　　 （三）
　　 父亲在世时总是处处听母亲的，母亲高兴他的话也多些，讲些从报纸上看来的新闻或听来的奇闻给母亲听，——母亲没文化，她的所有的生活积累都是靠这样“听”来的。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博得母亲的欢心，但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把父亲当做下饭菜，脾气说上来就上来，母亲发了气他便缩在一边静候母亲阴转晴，但钱是父亲管着的。所以和人家家里不同的是，我们家添置物品包括我们的衣服全是父亲的事。一个男人对这些事肯定不是那么精到，尤其是做衣服划料被人虚算也是免不了的，也许人家能做三件衣服的料我们只能做两件。那时我们一家四口穿的衣服极其简单全是一色或白或蓝，我们的衣服破了或小了还是照样要穿的。母亲过日子只知道怎样省，不大愿动脑筋，不知道怎样去划算即用较少的钱有时也能办较大的事。我自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父亲自是十分高兴，母亲倒也客气。在农场时我会带些土特产如板鸭、茶叶、水蜜桃、梨等送给他们，到景德镇后瓷器是少不了的，父亲每年的茶叶也基本上是我买的。父亲对我也不错，每次也有一点小礼物送给我，有时是两双袜子，有时是一套家庭常用电工工具，（大多是银行发的）其实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东西、钱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但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情感的载体就价值无比了。我在乎的是父亲的这片心意，试想一位老人在你不在的时候，当手上有了一点东西后很有心计的给你留下一份，保管好放在一边，然后眼巴巴的盼着你来，早点把东西交到你的手里，这样的被人惦念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父亲送给我的几件大礼物有：第一件是一块上海牌手表。（1972年）
　　 七一年底我调厂政治处当广播员，我曾美美的想，要是有块手表就好了，这样出去办事掌握时间也方便些（那时广播员还要兼联系放电影）。七二年初探亲回家，刚到，父亲就对我说，这里有一张票可以买一块上海牌手表。梦想真的变成了现实，心里激动得要命，那时上海牌手表要120元一块，我们每月只有十六元的生活费。哪买的起？自然是父亲出钱并带我到八一商场去买的。
　　 第二件礼物是100元钱。（1975年）这一年我们结婚。两个人的一点积蓄全部用在了打家具上，到办事的时候一是靠两人当月80多元的工资，二是先生家给了200元，再向同事借了100元，收了一个最要好朋友70元的礼，生母送了30元。因为我和爱人商量是采取旅行结婚形式。我做事总是这样喜欢出格，喜欢富有刺激性，喜欢与众不同，比如说在农场里别的女孩子想得最多的怎样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些，而我衣不蔽体，裤子膝盖都是破的，却坐拥两份报纸，（一份是自己在农场订的一份是父亲帮我订的）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到工厂后更是常常囊中羞涩，却又比别人更早一点戴上了手表。这不，明明是手头上没有钱却又要向大家宣布我们旅行结婚不收礼。在人家看来。肯定是婆婆对我这个媳妇满意的不得了（按道理应该是的），哪里哟，是我们自己在提高自己的品味哟。其实我们现有的这几百元钱要包括以下的花费，除了车旅费外要购买糖、烟（送给我们自己和大人们家的同事和邻居），两人的结婚我们也称它为礼服吧，还有床上用品、我们算算钱还有点紧张，只好向父亲开口借100元，我知道父亲当时也很困难，所以他叮嘱我一定要还，我感激还来不及自然满口答应。我们就揣着这几百元钱，水路上南京，火车下上海、无锡、苏州、杭州，边游玩便采购。这样的结婚形式既有意义也为日后的还礼省去了不少麻烦。后来父母又对我说，那一百元钱就不要还算了。
　　 第三件是一床纯羊毛毯。也是用票买的，价值也是100元。
　　 第四件是500元现金，说是贴给我买冰箱用的。
　　 第五件是一根纯金项链，是托人从香港带来的一共带了两根，我和弟媳妇各一根。对我来说，我所记得的这五件礼物中最宝贵的当属那块上海手表和那100元钱了。因为那是在我最困难也是父亲家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从未为钱红过脸，每次回家拿点钱给父亲，父亲总是说：“不要，不要，留给你们自己用。”
　　 父亲对两个小外孙也是疼爱有加的，我当老师时只要一放寒暑假，不管有钱没钱，马上带着两个孩子直奔南昌，我知道有父亲在那里盼着我们呢。两个孩子过十周岁生日，老大的生日正好靠着过年，所以在父母亲家烧了一桌菜来庆祝，小的十周岁生日时我们在景德镇，父亲专门寄了50元钱以示祝贺。父亲在的时候给我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一点点阴霾也可一带而过。父亲走了也把这片晴朗的天空带走了……
　　 怀念你，永远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