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五章
　　 礼堂
　　 到过小镇的人，不知道礼堂在哪里是个遗憾！知道礼堂在哪里，不了解它辉煌的过去和美丽的现实是个缺憾！礼堂是小镇的建筑性的标志，是小镇最具代表意义的公共场所。
　　 礼堂建于1984年，10间。间长3米5，间宽14米。490平方米。其中主会场8间，392平方米。800个座位。主席台两间，98平方米。先是用于集会、观看电影和演出活动的场所；后来成了超生户集中学习的“计生学校”；再后来闲置多年无人问津；现在被一所民办中学利用，变废为宝——设为食堂兼饭厅。
　　 礼堂，从辉煌走向颓废又走向繁荣，成了各个时代社会潮流的记录者。
　　 初始的礼堂，朝气蓬勃。承载着每年中全镇N次“三级干部会”（乡村组首脑）、春季生产筹备会、计划生育动员会、教育工作促进会、农田水利誓师会、各级各类代表会、两季征购（提留）加压会、先进事迹报告会、各种表彰会……礼堂成了身份的象征。能到礼堂开会的，都是些在社会上头面人物，至少也是个代表什么的。
　　 我也曾到礼堂开过几次令我终身难忘的“会”：一次是代表先进单位发言。当时二十几岁的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主持一个村小学校的工作，一步一个台阶，成绩蒸蒸日上。主管领导钦点我大会发言，我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走上主席台的瞬间，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就是从那天起，小镇上下知道还有我这个人！
　　 一次是“先进工作者”表彰会。各行各业的先进工作者前排就坐——其中也有我。我风风光光的上台领奖；恭恭敬敬地从领导手中接过奖匾；亲亲热热地与领导握手；喜气洋洋地和领导合影留念！
　　 还有几次是镇党委、政府组织的政治学习、业务培训。每次走进礼堂，都感觉像似走进神圣的宫殿。
　　 礼堂也曾是小镇公共文化的主阵地。有一段时间，礼堂不再叫礼堂，而叫电影院。每天一部或几部电影轮番放映，吸引着周边两省三县无数男女老少前来购票观看。从早到晚，礼堂内外人声鼎沸，熙熙攘攘。高分贝的音响使小镇日日沸腾，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也为小镇经济创收立下汗马功劳。许多人从这里知道电影分为译制片和国产片。还知道电影分为喜剧片、戏剧片、探险片、科幻片、恐怖片、惊悚片、动作片、悬疑片、爱情片……这里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课堂，有的人从这里学得了日常生活以外的知识；有的人在这里获得了爱情；有的人在这里受到了伦理教育；有的人在这里坚定了理想与信念；也有别有用心的人从此走上歧途。
　　 随着录像业的飞速发展，礼堂暂时告别了电影的放映，改为“录像放映厅”。动作片、功夫片、武打片……使一批批年轻人趋之若鹜，礼堂的“客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各类武打片的耳濡目染，一群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便有了打斗的冲动，为情斗、为义气斗、为争高下斗，这里成了武斗场。为了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关闭“录像厅”。礼堂归于暂时的宁静，失去了往日繁华。
　　 不再放录像的礼堂，临时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计划生育学习班”。所谓的“计划生育学习班”，是镇党委、政府对一些冥顽不化的超生户的亲戚、邻居、朋友组织起来学习（关禁闭）的地方。那时国家没有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地方政府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违背计划生育的处罚措施。各自为政，只要有助于计划生育，只要能控制人口增长，逮猪、拉牛、扒房、抓人，都算合“法”。当时流行语是：宁可错抓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当然绝无错抓之说，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十户联保制”、“亲戚自家株连制”。谁还没有个三亲六眷、沾亲带故？因此，礼堂人满为患。男女老中青，划地为营!
　　 我有一远门连襟，被张家牵连之后，又被李家牵连。一连参加三个多月的学习班，被“学员”们尊为“堂主”。
　　 后来，一老妇暴病身亡，“计划生育学习班”才被迫解散。礼堂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
　　 随着政府的迁址，礼堂被闲置。空荡荡的礼堂成了麻雀们的游乐场、繁殖园。也成了蝙蝠的空中舞台。长期无人打扫，座椅上的灰尘厚度超过铜钱。脏兮兮、阴森森，让人生畏。都猜测着：礼堂已没有实用价值，会不会被拆掉？会不会作为小镇的建筑性标志被永久地保留？……猜测归猜测，政府一度花巨资兴建的礼堂，是不会轻易毁掉的。礼堂成了闲置的空巢任无情的风雨残酷地剥蚀！
　　 2006年礼堂连同原政府所在地一起被一位叫刘文军的有识之士购买，建成了一所“淮河高中”，礼堂也被改造成学生的食堂兼饭厅。近千人的出出进进，礼堂又恢复了以往的喧哗！
　　 今年应邀参加该校举办的“庆元旦文艺联欢”，有幸又走进起起落落、几经沉浮的礼堂。礼堂的舞台仍在，依然可供人们载歌载舞；座椅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学生就餐用的连体餐桌椅；临时摆设的嘉宾席显得格外地不协调。我坐在嘉宾席上，无心欣赏孩子们表演的精彩的文艺节目，满脑袋都是礼堂的成长历程，满脑袋都是礼堂的喧哗和热闹，满脑袋都是礼堂的衰枯和没落……一曲大合唱《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把我拉回到联欢会现场，我情不自禁的笑起来：礼堂又将走向万紫千红的春天！
　　
　　 教管站
　　 “教管站”全称应该是“镇教育教学管理站”。它的前身叫“镇教育教学辅导站”，简称“辅导站”。后来小镇教育不太平，经常有人“胡捣”，有关领导觉得是犯了忌：“辅导”——“胡捣”（谐音）。“胡捣”就要管制，改叫管理站也许就太平了。因此改为“镇教育教学管理站”，简称“教管站”——当然这是“戏说”！总之，“教管站”是管理地方教育教学的机构。领导着小镇中小学300余名教师，六、七千名学生；受县教育局和镇党委、政府双重领导；是镇“七所八站”中的一个重量级的单位。核心领导叫“站长”。后来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教管站”改制为“镇教育教学领导办公室”，简称“教办”。与中学分割开来，成了只管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教育教学工作的局直属、地方代管的单位，一把手叫“教育助理”，其他领导也被“精兵简政”，由十几人减少到几个人。现在又改叫“中心校”，与地方政府也脱离了关系。一把手也叫校长，似乎与各校校长等同身份，但实质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教管站”不知成立于哪年？只模糊记得初始的办公地点是在政府旁边一个小院子里，办公条件很差：没有专用的会议室，领导的办公室兼会计的住室。领导只有三人：政府一姓倪的领导兼管教育，人称“倪校长”，大概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助理”、“辅导站长”、“中心校长”之类的领导；一个是专管扫盲工作的领导；一个是会计。领导的工作很单纯，也很轻松：一年中只组织暑假、寒假两次政治学习暨业务培训。学习很隆重，内勤内宿。为了便于管理，一个学校设一个食堂，吃住在一起，生活费用由各村负责，标准很高。学习的内容很多，不光要学习国内外形势，政策法规，还进行师风师德教育，业务培训，教学交流，上示范课等。教师通过学习，真正做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敬岗爱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学习不流于形式，要写心得，谈体会，交流发言，以达到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目的。
　　 为了发展幼儿教育，“教管站”与镇直小学毗邻，是办幼儿园的首选，“教管站”只好搬到预制厂办公；预制厂倒闭后，地皮转让，“教管站”搬到政府出资购买的一民房内；后来政府投资兴建了可供领导办公兼有会议室的名副其实的“镇教育教学管理站”，小镇的教育才有了真正自己的“家”；可好景不长，不知什么原因，不久“教管站”又被政府出售，“教管站”的领导只好暂住敬老院；再后来镇直小学迁址，原学校办公室用作临时的“教管站”；接下来镇直高中改制，连同“教管站”临时办公的原镇直小学、镇政府一并收购，“教管站”只好挤进新政府办公楼，根据上级安排更名为“中心校”；“中心校”工作千头万绪，每天到“中心校”办事的络绎不绝。中心校长害怕影响领导办工，害怕扰乱政府领导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中心校”只好搬出政府大楼，租房办公。
　　 “孟母三迁”的故事是孟母为了教育儿子成才，选择良好的育人环境，为孟子创造学习条件。教管站的8次搬迁又是为了什么呢？常言说：家怕三搬。搬一处，“家产”遗失一部分，搬到现在，除了几个大活人，原有的物品所剩无几了！图书没了，书柜没了；器材没了，设备没了；办公桌子没了，凳子也没了；办公桌椅可以更新换代，原有的档案、资料又怎能失而复得？失去的不光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我从教32年，接受过七任站长（校长）的直接领导。教管站工作人员由少到多再到少；小镇的教育教学也由弱到强再到逐步走下坡路。哪届领导都不厌其烦的讲：要重视教育；要发展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兴，百事旺……又如何把教育工作当成中心工作来抓呢？辅导站改为教管站，“胡捣”的人没有了，教管站变成“中心校”，居无定所的教育机构，领导还能“笑”得出来吗？
　　
　　 卫生院
　　 小镇卫生院始建于建国后百废待兴的五十年代初。当时卫生院的建设与发展举步维艰。第一任院长陈怀德，凭着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和对小镇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克服重重困难，四方奔走，八方求援，终于建起了“人民公社卫生院”（起初叫“人民公社卫生所”，后来升级为卫生院）。当时医疗设备极差——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就是听诊器；医疗条件落后——几间起脊的小屋是医务人员的办公室、药房兼病房；医务人员的业务能力严重制约着医疗的水平和工作效率。但卫生院在控制传染病、提高农民卫生服务质量、保障农民健康等方面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十年代末，逐渐形成了按行政村建村诊所、行政乡镇建乡镇卫生院和行政县建立县医院的“三级预防保健网络”。乡镇卫生院的功能定位，使得卫生院在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中居于中枢地位，与县级卫生机构和村卫生所上联下接、密切配合，组成有效的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并与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被世界卫生组织合称为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三大法宝”。小镇卫生院从此走上健康、规范的发展道路。
　　 到了七十年代，只有初中文化的本乡市民蔡福良，继陈怀德、霍兰芬、余胜光、唐时然之后，接任了第五任院长。他虽然是医药界的门外汉、医疗外行，但他是管理高手。具有独到的领导才能：他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为了能请得来、留得住、安下心，他不惜一切代价为所有到小镇卫生院来工作的“人才”创造工作、生活、学习、进步的条件。解决了他们后顾之忧，使他们个个安居乐业，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不知是蔡院长的人格魅力，还是他人性化管理？一批批像孙灵泉、何俊、李三民、王贺洲、姬庆权一样的北京、河南等医学院的高材生相继到小镇卫生院安营扎寨，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医疗设备不断更新，医疗条件不断改善，医务人员的水平不断提高，使小镇卫生院达到了鼎盛时期。
　　 当时两省（河南、安徽）三县（河南的固始、淮滨，安徽的阜南）十余个乡镇的患者都到小镇卫生院就医。病房住满了，住在走道上；走道上住满了，住在廊檐下；廊檐下住满了，住在小镇上亲戚、朋友家里。无论西医，还是中医；不管外科，还是内科、五官科、耳鼻喉科、妇科、小儿科……主治医生都是顶尖人才，就连县级医院医治不了的病症，到小镇卫生院也能“药到病除”。医生医术精湛，医院医风端正，医疗条件优良，医务工作扎实、服务到位，受到患者的高度评价。
　　 正应了“兴久必衰”的老话，进入八十年代，蔡院长患病退了下来。新一届院长是外乡人，又是行伍出身，本来他也只拿院长当跳板，无心“经营”卫生院，出现了管理走下坡路的不良现象。首先是人才的“流失”：随着张德义、潘纯义、钱信远、胡新如、梅士森等一批老中医相继退休，年轻的医疗骨干也纷纷另谋高就；其次是管理不严：造成诊医人员复职混岗、人浮于事，大锅饭吃的收不顶支；加上后勤人员不作为，院内杂草丛生，污水积涝，垃圾遍地，蚊蝇猖獗……小镇卫生院每况愈下。后来几任院长虽然集思广益，锐意开拓创新，但沉疴宿疾很难彻底根治。
　　 九十年代，小镇第N任胡书记全心全意为小镇人民谋福祉，创新现代公益模式，打造公益服务平台，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号召全镇人民每人集资6元钱（工作人员20-30元）改、扩建了卫生院，但以往的状况让卫生院失信于民，经营惨淡到了门可罗雀。
　　 2003年，小镇卫生院实行改制，理顺了医疗卫生工作的秩序。卫生院领导班子在管理上下功夫，强力打造了人文环境、工作环境和治疗环境。从2007年开始，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为主的专家门诊，建立了皮肤科、肛肠痔瘘专科、放射科、B超室……但还只能在控制传染病、提高人民卫生服务质量、保障人民健康等方面却发挥着作用。小镇卫生院现有获得国家注册的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和医护人员16人。论学历，论职称，论资质，绝不低于七十年代。医疗设备不断地更新，医疗条件不断地改善，医务人员的水平能否不断提高？是否能重振七十年代的雄风？我拭目以待！小镇人民也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