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越来越有影响力，是靠实干和智慧赢得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禁烟问题上，中国向世界做出的承诺却是大有汗颜之色。好在2013年收官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1月29日下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在广大干部群众叫好的同时，也有极少数人认为以中央和国务院两办的名义下禁烟这样一件小事的通知，是小题大做。笔者认为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正题细做；即便是小题大做，也是值得在位的各级领导带头去做，认真去做，严肃去做，其理由如下。
　　 2003年，中国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按约定中国应于2011年实现所有室内公共场所等100%禁烟，期间卫生部和部分城市也出台相关法规，但执行情况并不理想。署国际控烟公约10年，全球烟草产品销量下降10%，中国上升了41．8%，增速全球最高。2012年中国烟草全行业工商税利8649亿元，同比增长15．7%。支撑起卷烟制造业营收基础的是中高档卷烟，2007年中高档烟产量占比大约为30%，到2012年10月这一比重值已高达69．1%。调查显示，中国3类有二手烟影响的人群中，男性公务员吸烟率最高，达到61．0%，其次是男性教师吸烟率50．2%、男性医生吸烟率47．3%。笔者认为，中央禁烟新规将给中国的控烟禁烟事业带来一个全新局面，其中要求“领导干部带头”这一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有一件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在公共场合喷云吐雾，损害的不仅是个人形象，还会让公众对公务人员的印象大打折扣。同时，对于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领导干部来说，高档烟背后还潜藏着一定的腐败空间。习近平曾告诫领导者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
　　 虽然中国室内公共场所实行全面无烟的时间已久，但收效甚微。从已经出台地方控烟条例的多个城市的经验来看，发现了某些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冒烟”，却无人敢劝阻、无人敢处罚，反而是争先恐后地向领导递烟者众多，以悦其“烟瘾”，由此形成被群众称之为“手指间”上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削弱了条例的执行力就成为必然，也“从上至下”地忽视了室内公共场所全面无烟规定。截至2013年，中国尚无一部国家层面的控烟大法出台，严重制约了控烟履约工作，图形警语上烟盒包装、烟草业广告赞助、烟草税率过低等问题都没有解决。《烟草控制公约》实施准则规定，缔约方应在公约生效后5年内出台国家层面的无烟立法。按照中国政府的履约承诺，2011年应该出台国家层面的无烟立法。但在2012年进展报告中，中国只在医疗和教育系统禁止吸烟。室内工作场所禁止吸烟的落实情况很不乐观。截至2013年，中国只有上海、杭州、哈尔滨、天津、广州、兰州、青岛、深圳等8个城市出台了由人大批准的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的法规。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公共交通工具等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公务活动承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公务活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敬烟、劝烟，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支。机关内部禁止销售或提供烟草制品，禁止烟草广告，传达室、会议室、楼道、食堂、洗手间等场所要张贴醒目的禁烟标识，鼓励吸烟职工戒烟。要求领导干部积极宣传禁烟控烟的教育和引导，督促公共场所经营者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及时劝阻和制止他人违规在公共场所吸烟。《通知》明确规定，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各级党政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在公共场所吸烟的领导干部，要给予批评教育，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其通知规定之细，要求之明确，起到了禁烟令的作用，执行起来有章可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兰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中小学、网吧、体育场等八大类场所全面禁烟，餐馆、酒店、娱乐场所四大类区域限制吸烟，兰州进入“全面控烟”时代。2014年3月1日实施《长春市防止烟草烟雾危害办法》，规定更细、力度更大：公务员不在公共场所和公众面前吸烟，医生不在患者面前吸烟，教师不在学生面前吸烟，家长不在孩子面前吸烟，任何人不得在妇女、儿童和老年人集中活动的区域吸烟。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将处以最高3万元的重罚。北京市计划2015年室内全面禁烟。不少省市也将陆续出台关于禁烟控烟的条例、法规，不一而足，就是对通知的具体细化和落实。
　　 领导干部带头禁烟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的。禁止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戒除的是生活陋习，体现的是社会管理者对规章制度的敬畏与遵守，既是政风对民风的引领，维护诚实守信的政府形象，也是对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实践。领导干部禁烟，摒弃的是奢靡之风和潜在的腐败风险。市场上高档烟价格动辄上千，单靠工资肯定难以为继，就给了一些钻营者可乘之机。高档烟背后隐藏的腐败已经不是新鲜事，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抽天价烟被舆论监督，最后曝出其贪腐事实就是一个侧影。
　　 笔者认为，由中央“两办”发文，专门就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事宜作出规定，实属罕见。这既表明中央高层坚决禁烟的决心和诚意，也凸显从严治吏的微管理思维，契合大势，顺应民心。从人们司空见惯的吸烟陋习抓起，不仅有利于官员对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率先垂范，更有助于其带头遵纪守规的规则意识提升。就“禁止吸烟”而言，尽管其不过是生活小节，但要真正做到并非易事。由于官员多有迎来送往和集体议事的现实需要，一些人早已习惯于在“吞云吐雾”中行事与决策，再加之并不缺乏名贵好烟，“禁止吸烟”无疑是对其“自律”意识和矫正陋习的意志力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绝非事无巨细的小题大做，而是从细微处抓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应抓之举。如果领导干部本身就吸烟，上行下效，风气所及，相关的禁烟控烟制度，往往会因为这种“梗阻”而流于形式。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纸虚文而已，说过就说过了，没有谁特别在意。这也使得中国十年控烟路，一路走来一路艰难。可见，这次两办通知要求的领导干部带头禁烟，确实抓住了十年控烟推进难的关键点。领导干部带头禁烟的关键，必须落在风气的养成上，在于激发出官员的个体能动性上。官员应该从制度约束出发，主动修正自己的行为，严格要求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进而养成风气。外部的刚性规定，应该通过个体的内省来产生作用。如此，既可以作为一种“官箴”，也可作为影响社会的律令。领导干部自身不仅仅是被约束的对象，更应该是推动这种约束力的重要推手。事实上，这也是中央规定中“带头”的深意所在。有了这样的“带头”，也就相应形成某种社会共识，而“谁来执行”的难题也就顺理成章得以破解。这种“内生性”推动，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也格外值得珍视。从更开阔的视野看，此前，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无论是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还是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或节日有关不送礼的禁令，等等，这些一般公众眼中的“细节”、专家所说的“微管理”，其实都传递出同样由内而外的信号。即便从现代政治运行的伦理看，领导干部这种率先垂范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因此，领导干部带头禁烟不仅不是小题大做，而是正题正做，正题细做，正题应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