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以下简称：“郭老”）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被人们誉为“横空出世”的天才，能对所读之书，所阅剧本进行评论，写出称之为“书评”、“剧评”的文章，无论是对作者还是读者，历史还是现实，都是一种极为虔诚、负责的表现。截止目前，虽然我仅能查到郭老已发表的《〈板话〉及其他》、《燎原的星火》和《序〈志愿军一日〉》等几十篇书评文章，但这足已定格为永恒于中国书评史上光辉的存在。在这里，自己以一名书评爱好者的身份，对书评这项文学的“不朽之盛事”，结合郭老的书评文章―――《燎原的星火》，做一浅显的试论。
　　 一、关于书评的定义、历史和现实的作用
　　 郭老关于对“书评”的理解、解释和介入，我们可以追溯至上世纪20年代。1922年7月，郭老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一文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文学研究的成立，当然有两个因素：一是研究的对象——文学作品，二是研究的人。人尽可随一己的自由意志，去研究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而当时，郭老是把书评家称之为“文学介绍家”的。郭老认为“介绍文学比个人从事研究的当然会多生出一个因素来，便是：（一）文学作品，（二）介绍家，（三）读者。但是，这三个因素之中，介绍家是顶主要的：因为他对文学作品有选择的权能，对读者有指导的责任。”“介绍家，如就广义而言主，则学校的教习、演员、文学批评家、翻译家等等均能包括在内。”由此可见，郭老对介绍家的狭义界定，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的书评家。
　　 书评，就是评论或介绍书籍的文章，是以“书”为对象，实事求是的、有识见地分析书籍的形式和内容，探求创作的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和艺术性，从而在作者、读者和出版商之间构建信息交流的渠道。书评是应用写作的一种重要文体。其本质是对作者扩大知名度，起到“广告”效应；对读者具有导读价值；对书评者而言，是对自身阅历和文字驾驭水平自我表达的展示。如果把读者读书视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字战役，那么，书评者起到的是“侦察兵”、“望远镜”、“参谋部”的作用。简单地说，文学类书评也是一种创作，但它与作者创作的最大不之处是，作家可以“无中生有”地创作出事件和人物，但书评家绝不能任凭自己的好恶，对所评作品随意捏造出“事实”来，从而对读者的读书欲起到误导的作用。
　　 书评，也是一种创作。它的创作意义是因为有其导读价值。一方面来源于被评书籍，另一方面，更多的，应该来源于书评者自身的社会阅历和文学素养，来源于书评者对被评书籍的感悟、升华和更深的洞见，从而形成书评的独立思想性和价值感。它的直接表现是，可以独立存在、独自成文、别有一番滋味。一篇有内容、有文采和较高导读价值的书评，或一部真正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点努力去评而撰写的书评集，其本身就是十分考究、鲜明、精美、严谨，文辞灿烂，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作为郭老、茅盾、闻一多等文学大家，能为作者大手笔地写出观点鲜明、见解独特、内涵丰富和富于哲理的书评，是因为书评本身具有的功能和他们作为大家自身的才华及名气。
　　 从文学类书评内容和形式上看，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１、思想型书评。书评既然作为一种创作，在书评人文笔风骚掩映下，迸射而出独到而锐利的思想光芒，应该成为一篇书评立足的根本。这种造诣，得自于书评人的个人修为，得自于对被评作品的深刻理解，得自于“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妙想。
　　 ２、情感型书评。这一类中，书评人与原创作者情感上强烈的共鸣或激烈对质，成为贯穿书评全文的唯一或主要线索。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果从仁和山、智和水的关系论断，讲的该是思想型书评；如果以“乐”本身来说，道的却是情感型书评，它结构于书评人对被评书籍直接的情感体验。
　　 ３、描述型书评。书评，起源是因书而评，发展成为评而评。如果书评人不能通过对被评书籍风骨和神髓的整体把握，不能比普通大众看得更深、更远、更精，从而不能实现由书而评的飞跃、不能引导大众站得更高、发现更多的美，那么，直如有草船却无借箭、有画龙却无点睛，仅是笔墨泼散而已。
　　 4、文本性书评。此类书评，紧紧依附于被评书籍的走字行文，紧紧跟随作者的思路脉络，亦步亦趋，少有意趣和发现。它的直接表现，或是原书引文高达20%以上，或是借题而不发挥、借尸而不还魂。
　　 应该讲，上述四种书评内容和形式，当作为标准衡量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彼此不能绝对的割裂、更不能骄傲或妄自菲薄。萧乾说，书评家应是一个聪明的怀疑者，好的书评要用极简练的文字表现出最多的智慧。李长之说：“要同情的了解，无忌惮的指责，可以有情感而不能有意气，可以有风趣而不必尖酸刻毒，根据要从学识中来，然而文字仍需是优美而有力的创作。”总之，立论要尽量中正，情感要尽量无私，棱角要尽量分明。书评人的眼睛穿透原创作者的眼睛，缔造出了另外一个澄净的世界。
　　 从历史的角度看，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文化的繁荣。”这就是告诉我们，时移则势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思想，书评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的产物。那么，带有那个时代的种种历史痕迹，如题材内容、思想意蕴、审美情感、价值取向、艺术形式都与现实的今天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将会投射在作者的见识中，对后人来说就是宝贵的文字和精神财富。从现实看，在当下，文学呼唤大雅之声，不仅是在作品上，更是在评论上。我们看到，在文学写作和文学思潮多元化的今天，怎样看待和参与书评工作和活动之中，绝不是自己的爱好和任意的梦呓，而是关系一个民族文化复兴和发展方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健康与否，关系到是否能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毋庸讳言，时下不少书评者，对放至案头的文学作品所写的书评，存在着价值标准多元乃至混乱的现象。在功利和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书评者在不具备文学美学水准的先天不足下，丧失了人格的道德底线和价值立场，让读者看到的书评是一派胡言乱语，没有止境的拔高。不仅让作品“矮了”，也让自己的文学才华、人品道德、思想境界、社会公信力“矮了”。这样的书评者自身的文化修养不够、心胸逼仄、心态浮躁，一旦与不断粗鄙化、低俗化的社会风气为伍，对大众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只能起到严重的误导作用，与文学的核心价值和真正的文学精神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严肃对待书评的关键所在之一。
　　 郭老作为书评之大家，是因为他的书评可谓“宽窄生大妙，动静润子非”。从郭老的书评文章中，让我感到一篇好的书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万世。自古以来，有才的人很多，有识的人相对要少；有才的文章很多，有识的文章相对要少。文有才，读书万卷可以做到；文有识，则还要加上饱经世事、深思熟虑才成。所以我们常说：文贵有识。才、学、识集于郭沫若一身，是他作为书评大家的天然基础，而书评之要是以“识”为帅，它是充分认识被评作品艺术之高低、思想之高下、意义之高远的最后定语，并常以议论的语言出现。这些“见识”，虽然是通过原作打开眼界、释放出来的，但又何尝不是书评者自我胸臆的折射？议论的虽是一人之体会，但其实早已超越了个人层面，获得了普遍的文学和历史意义及哲学价值，正是这样的书评，让我们看到自从有书评以来，精神世界的另一个源头是怎样以博大的胸怀，吸纳涓涓细流，在时间的河床上，澎湃起智慧的波涛，朝着未来奔腾而去。
　　 我们知道，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没有一篇或几篇好的书评文章来评价它，有时会“默默无闻”，不能在社会上造成最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说，书评本身的质量，对读者的阅读心理影响极大，它或许增强了原著的感染力，或让原著失去读者。正因如此，今天我们强调书评质量，把书评纳入历史和文学的一个科学分支，其着力点就是从发展书评事业的长远着想的。
　　 二、对郭老《燎原的星火》的书评欣赏
　　 尝鼎一脔，举一反三可也。因受篇幅所限，笔者仅以郭老的《燎原的星火》为书评范例。
　　 1958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郭老为《星火燎原》一书写的题为《燎原的星火》的书评文章。这篇书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的1956年。当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国发起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为题的征文活动。征稿内容是反映建军30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作战、练兵、生产、群众工作、军民关系和参加祖国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史实，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或片断、著名战役和战斗经过、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和部队生活纪实等。征文活动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从中央、军委领导到普通战士，有9位元帅、8位大将、36位上将、84位中将、303位少将、62位地方省部级领导和大批干部战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文稿。应征稿件数量达3万多份，选送到编辑部的有11610篇。1958年9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集上、下册，总书名叫《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朱德总司令作序。1959年12月，毛主席亲笔为这套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从此改称《星火燎原》丛书。《星火燎原》自1958年到1963年陆续出版了8册，共用13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从1979年到1982年又出版了两册，整套书共10册，总发行量达710余万套。丛书发行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有1000多篇文章被全国报刊转载发表，30多篇文章先后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
　　 郭老以《燎原的星火》为题发表了文章。文章以书评的语言写道：“执笔的人是从元帅以至退役战士，这就具体表现着官兵平等……真人真事，真刀真枪，这是比任何虚拟的文学作品还要吸引人的。这是名实相符的集体创作，是一串真珠的颈环——不，是一条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
　　 郭老在向读者介绍这本书时，以激动的心情和真诚的笔调写道：“我在它们未用铅字印成之前阅读了一遍，一点也不虚假地是‘跑马观花’。但这‘跑马’并不是由于我主观上的草率，而是由于客观上的‘花’逼得我骑上千里马大跑而特跑。文字和故事太吸引人了，读了上节逼得你必须抢读下节，读了上篇逼得你必须抢读下篇，读了上册逼得你必须抢读下册。因此，我不仅在‘跑马’，简直是乘着火箭在群星中飞行。”在上述文字中，郭老所借代的成语“走马观花”和所用的动词“跑、逼、抢、乘、飞行”，其用词精之妙，能立即把读者的阅读欲望吊起来。试想，连郭老名气这么大的文豪对《星火燎原》这本书的内容都这么崇拜，那作为读者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寻找无须读的借口呢。当然，作为读者的我们，谁都不是文学大家的盲目崇拜者，再看一看其它评论，就更能理解郭老的激情是多么的自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评价说：“《星火燎原》是一部光彩夺目的文学巨著，一部红色的历史著作，一部生动的军事课本，同时也是一部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这套丛书当时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也令外国读者对中国的革命史有了更为全面真实的了解。美国、英国的读者称，《星火燎原》太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一部英雄的史诗。这部五六十年代最火最热的丛书影响了几代人。现在5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知道《星火燎原》，大都读过其中的篇章，现在回想起来，谁敢说与读了郭老的书评一点没有关系呢？尤其是当你读到郭老所写的“故事着意地写了王绍华的负责态度和阶级友爱，有些地方是很动人的。例如他第一次趁着黑夜摸过敌人的封锁线去向老百姓借粮。他摸到一间小房子里，找到一位‘快要皮包骨头’的老妈妈。那老妈妈看到红军的人便高兴极了，从床头拿出一小罐子舀米给他，舀到第三碗便听到碗碰到罐底的声响。王绍华不忍心，他把这最后一碗米倒还了罐子里。这是多么动人的情节啊！”在这段文字叙述中，郭老就写了一句议论的话，“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啊”，但我们今天读起来，谁又不能与郭老一起为之而动情呢。可见，对情节内涵抓的之准确，绝不是谁都能向郭老那样从“跑马观花”中抓住的。
　　 郭老在《燎原的星火》一文中，还高屋建瓴地提出两条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的建议，一是对以这种大型活动方式征集的文章出版时一定要精选；二是在出版中文时应考虑翻译的问题，“这样，不仅对近代世界史会提供高贵史料，而对世界文学宝库也将会增添不少的无价之宝。”
　　 三、用书评招唤阅读，用阅读击溃贫困
　　 通过评价郭老的书评文章和作用，使我们清醒地感到，用书评招唤阅读，用阅读击溃贫困，这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现实的必然。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九次国民阅读调查发布的数据，我国国民2011年的图书阅读率比2011年上升了1.6个百分点。在数字化大行其道、实体书店普遍难以为继的今天，这样的消息令人倍感振奋。但是，同时公布的另一数据则让我们看到了书评的责任。十年来的调查数据始终显示，军人、教师、学生、干部是阅读率最高的群体，而失业人员、农民和农民工的阅读率最低。从社会学角度看，失业人员、农民和农民工阅读率低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值得我们十分警惕。一般而言，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越好，则国家越趋于稳定，经济越趋于发展，社会越趋于和谐。反之，社会阶层一旦固化，则财富、地位等只在特定群体中遗传，那么穷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当然，社会阶层的固化原因复杂，弱势阶层因自身的文化素质不足而丧失向上流动的能力是个重要因素。而阅读正是穷人可以自主掌握的少数提升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如果连这一手都没有了，那穷人还有什么希望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十年过去了，这一调查所反映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变，这本身就是社会阶层固化的一个证明。贫困之所以会遗传，是因为“贫困文化”如同DNA一样也会遗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之所以能迅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高度重视教育和阅读，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的阅读率也同步提高。据世界银行统计，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提升9%，这种收益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投资。读书可以兴国，是已被实践所证明的科学论断。平心而论，失业人员、农民和农民工阅读率低有其客观原因，收入低、工作压力大、业余时间少、阅读环境差……但这正是书评发挥用武之地之时的切入点。提高这类群体的读书率，就要对适合这类群体阅读的书籍进行书评，多下功夫，多出多写书评精品，特别是要能够让失业人员、农民和农民工阅读完我们写出的书评后，去阅读原著，从而掌握一技之长，进而脱贫致富。在农村，一个这样的榜样往往能带动整个村的人走进书屋。
　　 书评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对作品的“韵外之致”和“言外之旨”用书评的方式告诉读者，这种作者、书评者和读者的互动，就是作品的存在环境。正如苏轼《琴诗》所言：“假如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如果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美妙的琴声来自于指头和琴的碰撞，如果琴在匣中，指头不动，断不会产生琴声。同理，作品若不和读者接触、碰撞，也就不会有文学上的意义。但因时间的有限和读者理解力的不同，书评作为中介的第三生产物，其作用显而易见。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中途的最佳载体，就是书评。
　　 通过对郭老的书评文章的研讨，使我们知道了书评对于引导、规范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促进文学的发展繁荣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届六中会《决定》中强调，要加强文艺理论建设，培养高素质文艺批评队伍，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我们今天看到郭老对书评的重视和亲力亲为，应更加以极大的热情和“评理若衡，照辞如镜”的心态，投入到这文学战线上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